小说乡土中国读后感(一)
乡土中国，讲的是咱们中国最基础的乡土文化，是每一个乡土中人所熟知的却未能构念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说的恰到好处。也许大家，才有这种魄力，对自己的研究和看法可以用自己新造的词汇、概念进行解释。整本书行文逻辑缜密，从家到社群，个人到家族，行为到权力，都有着一整套的逻辑体系和行文脉络。不得不说，此书值得阅读。尽管里面对乡土中国解读有的部分在现在来看是不完全贴切的。但是，瑕不掩瑜，其中的核心思想，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长老权力等一系列新的概念，都让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
老师在评此书时，提到一点是他觉得作者有点“偏袒”、“护短”的异味。我整篇读来，觉得并不是这样。作者对于每一处所谓“护短”都有给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解释，并且在关键出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反对文字下乡），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没问题。
这里我要说的是作者对于有些概念或问题的解释有点牵强的感觉，所举的例子也有不甚恰当之处。也许是我才疏学浅，没能明白先生的准确意图。这一评价尚作保留。
小说乡土中国读后感(二)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己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同，也即群己、人我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而且公私分明，中国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纹，里层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同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现在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如此，希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
小说乡土中国读后感(三)
我的论文将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描述，很有一种社会学中社会的感觉，所以这两天闲着的时候就再次翻了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熏陶一下。
这本书真是书如其名，写得十分接地气!甚至连作者自己的小情绪都刻画的十分到位：他被疏散在乡下的时候，同事有些孩子被送进了乡村的学校，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得都比乡下的孩子好，因此老师也总夸奖这些教授的孩子们。他自己听到这种恭维时心中感到窃喜，心想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了，但好在他们还有别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当有一天他看到小学生们捉蚱蜢的场景时，之前的骄傲又一扫而光了，因为那些被老师夸奖的聪明孩子却屡屡失败，反倒是乡下的孩子们反应灵敏，一扑一个准。
这段话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接触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教授的孩子每天到处都能看到书籍，因此拥有易于识字的环境;而乡下孩子每天都在跟泥土打交道，自然对捉蚱蜢这件事情很在行。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内心也是一阵窃喜的，因为像费孝通这种名家都会存在跟人比较的心态：会为自己被夸奖感到十足的优越感，也会为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人而感到失落。真是个耿直boy，不掩饰、不做作、坦诚。我想他那句流传甚广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多多少少是基于上面的感悟吧。
小说乡土中国读后感(四)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著作。此书详细地记述了中国乡村的种种事项。
作者首先从语言———乡村与城市的一大差异开始。在生活中，语言看似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工具，但是在乡村，几乎很少有新增的常住人口。彼此熟识，语言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归有光在《项脊轩记》中写道，他日常接触的总是那些人，久而久之，就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贵姓大名”是因为不熟悉才用的词。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可以是足够的“报名”。
许多人说乡下人“愚”，无非是城里的物事他们没见过而已，绝非与智力相关。而我们去到向下，见到狗吠不免惊慌，未必不会被耻笑为“无见识奴”罢。
但这绝不是阻止推行文字下乡的借口。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传的情、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小说乡土中国读后感(五)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 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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