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君子之道读后感(一)
孔子有句话，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家喻户晓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养之总结，亦可视作古代读书人终生奋斗之目标。为何以此为标杆?在于它极好地概括了达到君子的几重境界。
晚明大儒顾宪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这章书，是夫子一生年谱，亦是千古作圣妙诀……夫子自十五志于学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顺至七十从心，是证境。”这段话堪称将如何养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辟到位：修境即不断学习、完善自我、确立志向、积极进取的过程;悟境即随着人生经验日益丰富，阅历的不断积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长，领悟世界本质，走向成熟的状态;证境则是对人生顺逆已了然于胸，对世事无常已泰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杂的规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为“君子”?孔子身处时代，“君子”具有两层含义：一指那些出身高贵、地位较高的统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的人。故《论语·学而》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可知君子有其专门关注之事、用力之处，“本”即事情的根本之处。换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尽其职责，道便由此产生。
若要闻道，先须自修，这当从“修境”入手，此即古时读书人求学之始。它分为三个层次：志于学、而立与不惑。志于学，便是自此开始，立志于要把一生奉献给学问，奉献给追求真理，这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确定。意义在于：首先，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成为了人的终身事业，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其次，此乃知识独立、士人独立的标志;再次，士人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道义的君子儒。读书人从此真正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承担者，即担道之士。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对君子担道的重要性有过至论：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预知。正因时时可死，故必急求闻道。否则生而为人，不知为人之道，岂不枉了此生?若使朝闻道，夕死即不为枉活。因道亘古今，千万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万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则一日之生，亦犹夫千万世之生矣。
从此，道统意识油然而生。
所谓而立，简言之：其一，个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业。此乃个人事业之起步期。试想一个人经过孜孜以求、苦苦努力，达到了而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学业有成，事业确立，身份得到充分认可，理想看似越来越近，那么这个人应呈奋发有为、跃跃欲试，踌躇满志、锐气十足之态。这种状态固然颇佳，但尚远远不够。他的见识、修为、眼光、气度还不足以应对这个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所以，还需要继续修炼，以至“不惑”，即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动摇，对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纷纭复杂的现象，皆能泰然处之，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悟境”指个人修为之瓶颈期与突破期。虽说知天命是悟境，但并不意味着学习之终结，恰恰相反，这是君子修养的又一个起点。孔子讲：“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给你下达的“命令”、是“天”规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给你的“任务”，这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于是你的人生经验给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这个“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弃这个“位置”而“不到位”，则是为“不仁”，就不是“君子”。“定了位”不等于“到了位”，你还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当于人生事业的再出发。唯有继续前行，才能抵达君子修养的终点，也就是证境——耳顺和从心所欲。
“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这是清代学者焦循对“耳顺”的解释。说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同时吸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而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如此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
耳顺之后，便达至化境。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换言之，柳氏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认内心的欲望不会超出社会规矩的范围，孔子有这样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内心欲望是在规矩法度之内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规矩是内心欲望的隐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纵之”。反过来讲，“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随便遵从。其实儒家亦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各种不合礼法、不合规矩的欲望。在这一基本预设下，人心的各种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导，人便随着自身欲望之横流而蒙蔽良知，从而生出恶念、做出恶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即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内外打通，社会的规矩即我自身的规矩，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会规矩对我而言，就不再是约束，反而是内外相证、从心所欲的试金石。这种“自由”是一种道德境界，是此心纯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种不去挑战世俗礼法的心理自在。因为此时，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规矩允许的范围里体会从心所欲的自在。
当然，世上诸事，往往知易行难。至于此三重境界，钱穆曾指出，“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或许凡人终其一生，也难将修境、悟境与证境践履殆尽，唯有默默悬于心间。君子何为?便是读书人在不断学习、修炼中竭力向理想状态靠近而已。这恐怕便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处所在吧。
于丹论语君子之道读后感(二)
大家读《论语》会发现，这里面经常出现一个词：君子。我们直到今天还常常将其作为做人的一个标准，说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么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一部短短两万多字的《论语》，“君子”这个词就出现了一百多次。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
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
司马牛曾经问过孔夫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君子呢?孔子答：“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又问：“不忧不惧，就可以叫君子吗?”
他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孔子说：“反躬自省，无所愧疚，当然没有什么可忧可惧的。”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说低也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经得住推敲，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
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跟他们讨论过君子的问题，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孔子一上来很谦虚， 说“不忧”、“不惑”、“不惧”这三点自己做不到。什么叫“仁者不忧”?
就是说，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大胸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安静、坦然。什么叫“知(智)者不惑”?
在区区半个世纪之前，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婚姻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动，从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人们的烦恼可能是生活的或然性和可选择性太小。
但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大。当我们很明白如何取舍，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者不惑”。
什么叫“勇者不惧”?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就有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个真君子做到了内心的仁、知、勇，从而就少了忧、惑、惧。孔子说这三条我做不到。子贡说“夫子自道也”―――您说的不就是您自己嘛!大家看，孔子告诉我们的做人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
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想问题。
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解我。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今人学习是为了炫耀于人、取悦于人。
真正尊崇学问的人，他的学习是为了人心灵的建树。从书本上学，从社会上学，从小学到老，无非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教养、而且内心忠诚的公民，然后以此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学习的目的就是完成这么一个自我角色的建立和提升。
而“为人之学”又是什么呢?它是把学到的知识当成工具，当成一种技能，以之谋一份职业，为自己谋一份福利。孔子曾经直截了当地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说， 你要想着提高修养，不要老惦记眼前的一点点私利。
孔子从来不说做君子就要像谁谁谁那样，在孔子看来，做君子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从今天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因为只有你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从容淡定，才能不被人生的起伏得失所左右。
于丹论语君子之道读后感(三)
“君子周而不比”，这话不太好理解，当代李泽厚根据朱熹的注解，作出解释：“君子普遍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然后，余秋雨犹觉得这样翻译还是不够通俗，引用坊间更简单的翻译来说事：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
说到这里时候，就稍微跑一下题，谈谈“传播的学问”。以我们的文化水准，要想了解浩如烟海的浩瀚经典，或者各门学问，能力和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有人做“学问的传播”工作。事实上，在平某看来，2500年前，祖宗们已经把学问作完了，或者，道理已经发现完了，后人们，只需结合当代语言语境，进行解读解释而已。比如一部《论语》，朱熹为啥要注释?就是论语传到宋代的当下化(古代人的古文水平也一直在下降，到了民国，为适应社会，自然而然白话文了，另一个解读经典，都离不开当下的语境。)，今天这份工作，于丹在做。学问的传播，是多种方式多种角度的，也一定是结合当下的，《西游记》的传承，放在当下的传承就是把他影视化，通过当下影视的传播形式来传承，而不是固守着三百多年前的文本不变。
返回头来说“君子”。余秋雨说，前面几项谈怀德，德风，还是成人之美，谈的都是大原则，明白了大原则，却不见得能具体处理。因此“周而不比”说的就是君子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老余款款道来：人们进入群体，常常因生疏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自然会着急物色几个朋友，这很正常。但是，接下来就有鸿沟了：有些人会把这个过程当作过渡，朋友的队伍渐渐扩大，自己的思路也愈加周全，这就在人际关系上成了君子;但也会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朋友圈当作小小的“利益共同体”，与圈子之外的多数人明明暗暗地比较、对峙。时间一长，必然延伸成一系列窥探、算计和防范。显然，这就成了小人行迹。
按照老余同志说的，平某做笔记的时候就暗暗思量，检点自己的交友过往，感觉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被动，喜欢清静”。在平老师的审美对象还停留在少女层面的年纪，偶然的机会，和广电李老师认识了，之后，进入了李老师的“朋友圈”，从同事到同乡，从领导到知己，饭菜不知蹭过了多少次，我记得，李老师引为知己的一个哥们要去读研，我都被叫去屁颠屁颠陪吃。但本人又是喜欢清净的，不去主动参与，设计，十余年下来，虽然审美对象已经从少女偏移到了少妇，和李老师见面次数也越来越少，但感情越来越真越醇，从未有距离感疏远感。另一个张老师也是，他们陵川人的聚会，都要拉我这个高平籍的外人参加，某次在其办公室闲聊，张老师掐指算算，感叹十余年来仍旧走在一起的，才是真的朋友，实际上在工作上，张老师研究的是过去，平老师关注的是未来，两个时空碰撞在了当下。说起这样的朋友，还有很多很多，何老师，王老师……。是因为不涉及利益才会这样关系和谐吗?其实这么问，真的是格调低了，认同一个人是无价的，利益价值是有限的，而且情分到位，是根本就不会那么去想。
做“周而不比”的君子难不难?我的回答是，不难!但要分对象，对待朋友，自然是将心比心，对待小人，自然是远离为妙。这也是我为何总是以“被动”处理事情的原因所在，对不了解的事情，对不了解的人，多听多看，少主动去参乎，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有因缘认识或者交往。气味相投的人，其实总是会走到一起的，不要急躁着去追逐结识。我见写《荒村拾遗》的孙喜玲老师，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客，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认识的”，我当时点了点头，内心自然认同，但也并未多言，因为我已经深刻领悟了这其中的奥妙所在，不在有初始化的惊喜表现。但是小人也并不是面目可憎，他们其实很可怜，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蝇营狗苟，耽误了美好人生时光，将本可以无限明月的心胸填堵了太多污秽，远离是一种态度，我不认同你，不是要改造你，而是不想被你所影响。应该说，只要讲对立，那么每个君子也都有小人的一面，人性向善，大家还是多亲近太阳，获得光明和温暖好一些。
余秋雨在最后借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总结出一个有趣的形象对比，他老人家说：君子，是一个个不同的人(指精神面貌，追求);相反，小人，一个个都十分相似(是说利益目标，结党合伙干坏事嘛)。因此，人们在世间，看到种种不同，反而可以安心;看到太多的相同，却应分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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