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感恩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具有利于修德、为学、敬业、成业以及社会和谐的道德价值。感恩是识恩和行恩的有机统一，过去当统治阶级割裂感恩心理层面而片面强调报恩行为时，传统感恩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结果都表现出相应的局限性，感恩的道德价值也发生了异化。基于此，文章提出当代大学应从道德认知的心理基础、道德教育的方法运用以及道德教育目标的层次要求等方面开展感恩教育，提高感恩教育的实效性。
一、感恩的道德价值
感恩是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给予自己的方便和恩惠由衷认可，并试图加以回报的行为。我们能得到他人的恩惠与帮助是出自他人的仁慈与爱心，“恩者仁也”…。。斯宾诺莎说的更具体，“感恩或谢忱是基于爱的欲望或努力，努力以恩德去报答那曾经基于同样的爱的情绪，以恩德施诸我们的人。”可见，“恩”是人类之爱，感恩是对爱心的回报。所以，古人对“知恩图报”、“施恩不图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极为推崇。这些格言不仅对人们的感恩行为提出要求，同时给人们的道德修养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刻的道德内涵。
首先，感恩益于修德。感恩是对恩惠的敬意与感激。儒家对“恩”的解释是“仁”，“仁”始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诗经则有“洵美且仁”，意义做“仁爱”“仁慈”解。到了孔子那里，“仁”的意义进一步深化具体，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则有不同的意思，形成了一套知仁、行仁的道德体系。如何实现仁呢?儒家指出两条路径：一是由里及外、推己及人的情感类推法。儒家所讲的仁爱是有差等的，仁的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出发点，人首先要感恩父母、亲敬兄弟。在此基础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把别人看成是同自己一样的人，将心比心，把血缘亲情之爱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向外推延，从而从爱父兄到爱他人，从爱个体的人到爱群体的人和社会，最终成为道德的圣人。二是自外向内、克己复礼的修德之道。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制一己的欲望，用礼(道德)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达到仁。为什么要尊礼克己呢?因为礼是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如果内心没有对礼的敬畏与感恩情感，礼的形式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要求人以这种方式和规范来培养内在的道德情感。两条途径殊途同归，其共同点是要求都具有感恩的情感，并不断与负恩心理做斗争，不断克服并超越之，从而实现仁。可见，一个人对父母兄弟、他人社会乃至道德规范心存敬意、心怀感恩，就能成为道德完善的人。
其次，感恩益于为学。一个人知识的获得，离不开老师的教诲，长者的提携，“片言之赐，皆吾师也”。所以，君子当“隆师而亲友”“事师之犹事父也”。为何尊师感恩如此重要，甚至葛洪指出“明师之恩，诚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无非说明尊师感恩益于为学。尊师感恩益于为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益于学问之源的获得，“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荀子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二是能淳朴学风，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师道既尊，学风自善”¨。相反，“师道之不传”必然导致“欲人之无惑也难”。可贵的是，古人强调尊师感恩是坚持“师道”而非“师人”的标准：只要能增进道德学问的皆可以为师，而不必在意对方年龄的长幼，社会地位的贵贱；相反，不利于道德学问的即使为师我们也应加以批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也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亚里士多德则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再次，感恩益于敬业、成业。只有心怀感恩的人才会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诸葛亮原本“布衣”，只因心感刘备三顾茅庐之恩，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就一番事业，留下千古佳话。
我们普通人虽无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但我们也应感谢衣食之恩、机遇之恩。我们不但要感恩顺境，还要对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心存感激。挫折与人如影相随，“逆境是常态，顺利是意外”。感恩挫折就是要明白挫折在人生走向成功时所扮演的角色，激励我们以“失败是成功之母”屡败屡战的精神。孟子亦曾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弗乱其所为。”只有经历过心智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饿，才能认识到生活之不易、事业之艰巨，才会感恩已有之条件并转化为事业之动力。
第四，感恩益于社会和谐。感恩有益于修德，而人类道德的提高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和谐社会是一个道德化的社会。因为：“民主法制”的基础是道德，道德不但为人们的守法执法提供内在的保障，还可减少社会的控制成本；“公平正义”则取决于对责任意识和行为效果的正确把握；“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则体现了社会交往的和谐，它是人们对交往理念和交往价值的取向的把握及其践行；“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社会意义上来说就是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人与他人、人与社会良好道德关系的延伸。
和谐社会不一定要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却必然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和谐社会要求道德，而道德建设则呼唤我们感恩。
二、传统感恩教育的局限
在中国历史上，感恩作为一种美德，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传统的感恩教育又存在着某些不容忽视的局限。从总体上看，传统感恩教育的局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教育内容来看，传统感恩教育缺乏对“恩”的伦理反省，对“恩”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认识不够。恩德与其他传统道德一样建立在主体身份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君臣、父子和夫妇其政治地位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君主对臣民之恩并非都是(有时也可能)出自仁爱，更多的时候是基于一种笼络民心的治国之术。所谓的“皇恩浩荡”、“每饭必思君恩”等“恩惠”就成了子虚乌有的恩德，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人质爱上绑匪”的幻觉，其道德具有一定的虚伪性。此外，统治者一方面指出恩是“仁慈”、“仁爱”，提出“受恩图报”、“施恩不图报”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统治者自身奉行的却是“施恩图报”、“受恩不报”的非道德原则。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说：“惠则足以使人”就统治阶级而言，“施恩图报”才是其施恩的真正动机与动力；“受恩不报”反而成了其行为常态，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清官”情结正是对统治阶级受人民供养而“知恩不报”的反证。这里，统治阶级自身对恩惠的理解与践行同他对被统治阶级的说教与要求是不一致的，道德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暴露无遗。
其次，从教育方法来看，传统感恩教育重灌输轻讲理，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强制性特征。在三纲五常的道德框架下，既无“君臣、父子、夫妇”的平等，也无“臣、子、妻”的独立人格，这种不平等的地位造就了强者的“主人”道德心理和弱者的“奴仆”道德心理。在强者看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弱势一方则视一切所得为统治者的恩赐，时刻“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与此道德模式对应的感恩教育则是强制性的灌输和绝对的服从。教育者把被教育者视为“道德之洞”(杜威语)或“美德之袋”(柯尔伯格语)，道德教育采用的是“讲大道理、靠思想灌输，靠榜样引路等基础性方法，缺少较为具体的操作性程序和启发性机制，它常常是对某种思想观念的笼统式灌输和规导，缺少对受教育者微观心理、情感和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主体因素的科学把握”。灌输的教育方法对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妨碍或阻止了任何个人都有权自由地或自主地进行理智思考的过程。”纠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强制性。这种灌输的教育方法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应考虑到处于冲突中的价值审判；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育要考虑到被教育者的推理能力和他们对教育内容的评价能力。
再次，从教育结果来看，自觉自为的感恩演变为强制要求的报恩，感恩的道德价值发生了变异，偏离了感恩教育的德性目的。感恩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人在生活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感恩道德观，形成一种稳定的德性品质，过一种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强制的感恩扼杀了被教育者的理性认识，使得感恩的心理层面被阉割，感恩成了简单的“报恩”要求。应该说，报恩是对他人施恩的道德回应，体现了应有的道德责任，这也是我们今天依然强调报恩的原因。但中国传统的“报恩”和“报仇”，其本质是基于“情仇”的报文化，这种报文化具有封闭循环的特点，有其自身的道德局限性。中国人早有对“循环仇报”问题的批判，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对这种“循环仇报”的质疑，却对“循环报恩”的局限性缺乏清醒认识。在我们看来，循环报恩存在着三方面的道德局限性：一是循环的报恩容易扭曲施恩者的施恩动机，偏离恩惠的真正价值。二是循环报恩容易对报恩者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各种极端的报恩行为。如“公报私恩”——即以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来偿还私人之恩——就是以道德的之名行不道德(违法)之实。三是循环报恩抑制了主体道德完善的需要，难以形成无私的“慈善”行为¨。正是由于传统感恩教育的失误，感恩的道德价值被遮蔽甚至被扭曲，如何开展感恩教育就成为今天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当代大学感恩教育的路径
传统感恩教育由于忽视了被教育者的主体性，背离了德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被教育者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从而在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教育的结果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当代大学的感恩教育，在吸取传统感恩道德之精华的同时，还应有新的思路。
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明恩惠的道德本质，奠定感恩教育的理性基础，避免感恩教育的庸俗化倾向。大学生不同于其他学生群体，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初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不能把大学生看成是道德接收的容器来进行灌输，而应引导学生科学地看待恩惠，弄清楚恩惠的本质，为大学生的道德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前文已述恩惠的本质是仁慈与爱，“仁慈”与“爱”是判断和接受“恩惠”的指导原则。开展感恩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知恩”，即要认识和鉴别施惠者是否出自仁慈而施惠，或者说施惠者是否为了道德而行善，符合道德的恩惠加以接受，不合道德的予以抵制。只有做到“知恩”，才可以避免一切以“恩惠”形式表现出来的伪道德和反道德行为，如封建社会的“皇恩”，以及由这种皇恩演化而来的“权恩”，其本质不过是基于权力的交易，是一种虚伪的恩惠。可以说，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感恩多数属于这种庸俗的感恩。只有通过深入地分析和揭示恩惠的本质，才能保障感恩教育不至于陷入庸俗化的传统误区。
其次，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提高感恩教育的实效性，避免感恩教育的形式化和简单化倾向。感恩是一种美德，而美德学习“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或根本是态度学习”。所谓态度学习就是指在教育中形成某种稳定的处事方式或信念。可见，感恩德性的形成需要巨大的耐心与爱心，感恩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学生美德的获取需要相关道德知识的传授，却又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知识的教授。道德品质是在他人的榜样、表情、言语、劝诫和约束的影响下，通过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对各种行为规范学习、接受并逐渐沉淀下来而形成的。所以，感恩教育就要采用多种手段、运用多种方法。目前多数论者提出的吸取传统感恩资源，营造感恩氛围，开展感恩实践等办法，正是基于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和长期性而提出的。利用传统感恩资源就在于为我们树立感恩的道德榜样，树立道德学习的标杆；营造感恩氛围则在于创造道德教育的环境，引导并形成道德态度；开展感恩实践是为了强化道德品质，形成稳定的道德德性。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而不拘泥于形式。过度拘泥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教育感染力只能让学生感动一时而不能具有深沉的感恩情怀。
再次，开展有层次的感恩教育，对大学生提出不同的感恩要求。这里所说的感恩教育的层次性包含了伦理关系和道德境界两个方面。作为美德的感恩就伦理关系而言，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和人与自然三重维度。处在这三重关系中的恩惠有大有小，他人物质利益或精神的帮助是原始阶段，是小恩；社会的帮助，自然的给予，是大恩。小恩小惠容易识别，大恩大德反而容易被忽视。大学生不仅要做到识“小恩”报“小恩”，更要认识到社会和自然的大恩，只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这些“大恩大德”，才能识大局，明大义，对自然、社会、生命万物常怀感激之情，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才能使感恩教育成为为社会服务的手段。
作为道德境界要求的感恩包含了报恩和施恩两个层次。报恩是对他人的帮助给予回报，体现了受惠者的基本道义责任感。《礼记》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德报德、知恩图报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感恩的底线伦理。大学生懂得报恩的同时，还要善于报恩，即在接受他人的帮助后要及时地采取适当的方式表示谢意。这种谢意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行动，它可以是一个微笑，也可以是无声的祝福，但求对方能体会到你的感恩之心。“接受恩惠的时候，一个人应该毫不吝啬自己的感激之情”“如果一个人接受馈赠的时候都毫无反应，谁还能指望接受之后心存感恩?”其二是提倡大学生追求施恩道德。
我们认为，当代大学生只懂得识恩和报恩是不够的，还应提倡和鼓励他们积极施恩。施恩是主动地付出，相对于报恩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道德行为。报恩是基于他人恩惠行为的道德回应，回报的是原施恩人，是对道义责任的承担，本质上是“自爱”，体现的是较低层次的道德价值。施恩是境界提升后的报恩，他回报的不是特定的施恩人，而是爱心，是一种开放式的报恩，本质上是“爱人”。所以，施恩应不求图报，它体现着个体的道德修养境界。“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他，不可不忘也。”1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要求。大学生作为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群体，他们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传承者，同时还应该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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