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江苏卫视的电视交友栏目《非诚勿扰》，在经历了2010年的整顿风波之后，不仅没有淡出观众的视野，反而因其在节目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调整在同类节目中更加引人关注。作为一档生活服务类节目，整改后的《非诚勿扰》在实现服务功能的同时积极开拓自身的文化意义，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并有效引导电视观众，从而找到了该节目真正的立足之本。本文试图从人文关怀、女权主义与男权社会的关系以及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几个方面分析《非诚勿扰》栏目的文化内涵，从而解释其获得成功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非诚勿扰》； 文化； 内涵
2010年上半年，江苏卫视的电视交友栏目《非诚勿扰》引发了拜金主义、富二代等话题，并引起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根据广电总局要求，该节目做了大幅度调整。值得探究的是，这档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尽管经历了此前的种种非议和波折，但整改前后在全国同类节目中收视率一直名列前茅，它的成功却已是毋庸置疑。当然，抛开收视率的表象，纵观节目整改后的变化，《非诚勿扰》没有简单定位在一档服务大众的娱乐真人秀节目，而是注重提升栏目的文化品位，积极体现节目的社会价值，使节目具有了正面意义和积极引导作用的文化内涵，这才是该节目成功的根本原因。
1文化·电视·《非诚勿扰》
广义的角度来说，文化是除了自然界以外所有人类集体智慧创造的成果，它涵盖了物质文化、智能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关于文化的具体概念，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领域的学者曾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定位和解释。笔者借用198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的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1]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涉及到日常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和与轨迹。作为人类20世纪最为重要的发明成果之一，电视自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在发挥着继承和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
电视从技术上讲是人类智能文化的物质化成果，通过电视所传递出的内容是人类的精神文化产物，它首先要满足的是电视受众的精神需要，比如，实现个人的知识增长、精神愉悦、自我满足感等等。因此，只有当节目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赢得广泛的节目受众，使节目能够长期良性循环地发展。《非诚勿扰》（特别是改版后）在立足相亲节目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之上，并未以配对成功率作为唯一目的，而是重在通过配对过程充分展示男女嘉宾的思想和情感需要，并试图借此揭示社会群体的问题和普遍现象，给以必要的分析和引导，从而使节目具有比较充实的文化内涵。其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人文关怀、男权和女权主义的关系，以及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三方面。
2契合民生需要，提供人文关怀
近些年，“剩男剩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一组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仅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单身男女已经冲破百万。现在单身男女是这样的一群人：年龄在28岁到38岁之间，收入颇丰，工作繁忙，有情趣，有期待。正是因为当前社会适龄未婚青年出现了新的个性特点和需求，多元化的“红娘”渠道也就应运而生了。2009年，江苏卫视品牌战略升级，提出了“情感世界 幸福中国”的口号。在这次品牌提升、节目改版的过程中，《非诚勿扰》通过全新的相亲节目这一形式被适时推到了受众面前。
《非诚勿扰》为适龄未婚男女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电视平台，并吸引了职业、年龄、文化背景、教育层次等都各不相同的大量电视观众。节目现场评论嘉宾乐嘉曾说：“同时和24人女性相亲，甚至和全国成千上万的，几百万的人同时相亲，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平台。”节目针对不同地域、教育层次、职业的未婚青年群体，已经举办了外来务工人员专场、教师专场、澳洲专场等不同场次。
有评论说：“能把经济、民生、时尚、欲望、隐私、亲情等等元素一锅端，……一个相亲节目之所以得到了大于一个相亲节目的关注效应，全因为后面有整个时代在衬底。”[2]《非诚勿扰》“只提供邂逅，不包办爱情”，它的“落点会很深”（节目制片人王刚语），[3]现场配对并不是节目最终的目的，而是用轻松、时尚、娱乐化的方式展示男女嘉宾真实的自我，展现当代青年多元化的婚姻爱情观，在主持人和嘉宾们的谈话中不断产生着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火花。它一方面也吻合了江苏台“幸福”品牌的指向，为适婚年龄的男女青年寻找幸福；另一方面呼应了时代青年的情感需要，触及人们情感和人生理想的深层内核。节目首先着眼在了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必要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自我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即通常所说的人文关怀层面。当然，这种人文关怀内涵并非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实际的受众需要的基础之上的。
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中，人的需要被分为了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关注并帮助人们实现自身不同层面的需求可以说是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作为一档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从实际的民生需要出发，及时关注到了大龄青年问题，为他们牵线搭桥，也为其实现他们个人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这可以说是节目满足了普通人中低层面的个人需要，实现了基本的人文关怀。同时，节目的最高诉求指向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层面，注重展示时代青年的个性，也通过他们阐述自己对婚姻爱情、对幸福的理解，反映出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高层次追求，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同时，也和台上的嘉宾一起思考着关于爱情、理想、自我价值等诸多的人生问题。很多人都记得节目中一位名叫安田的美籍华人，在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他问女嘉宾了一个问题：“如果，明天你中了1000万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一位女嘉宾答：“我会让我妈妈不要干活了，我带她出去玩。”另一位女嘉宾答道：“我会和现在一样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此时安田很遗憾地说：“我会选择成立一个基金，或者照顾一些孤儿，做一些慈善。如果只有100万美元，不是很多，你可以去买车或者干别的，但1000万美元，我觉得完全可以给一个学校啊。你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精神啊！”然后他选择了独自离开。安田的这番话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引发了太多中国人的感慨和反思。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年轻人的情感、思想、心态得以真实展现，无论嘉宾配对成功与否，给人以精神上的洗礼已成为改版后节目最吸引人之处。中老年观众也能借此平台了解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回忆自己人生历程中的得与失。在真的基础上，导人向善，授人以美，《非诚勿扰》的人文关怀意义越发凸显。作为一档相亲节目，它的实用价值已非众人关注的焦点，其主流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彰显并被认同。这也是一档电视节目所应实现的自我价值。
3“女权主义”与“男权社会”的竞合
看过《非诚勿扰》的人恐怕对节目当中的一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在工字形的舞台上，一边24位女嘉宾一字排开，她们衣着时尚、光艳夺目、风格各异，看起来阵势强大。另一边，男嘉宾独自一人登场，要接受全体女嘉宾的审视和选择。从一开始“爱之初体验”到“爱之再判断”，再到“爱之终决选”，几个环节男嘉宾一直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全凭女嘉宾根据第一印象及DV短片对男嘉宾的介绍来决定自己的去留，很多男嘉宾根本走不到行使自己特权的环节。
有学者认为“这种女性选择表面上体现的‘女权’色彩多少打破了充斥着男性话语的电视文化惯性”。[4]《非诚勿扰》在节目的形式设置上比较夸张地将两性地位关系加以对比，彰显了女性的优越性和主导性。
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节目中“通过摄像机这一双特殊的眼睛，男性既满足了其对女性的观赏，又将男性的审美观反射给女性，使女性按照男性的意识需求去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最终，节目依旧满足的是男性的需求，只不过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其观点展现出来，继续掌控着主动权。”[5]
其实，就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很难分出孰轻孰重。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将更可能地是走向竞争与合作，共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男女感情的问题上，一定要有个主次之分往往会适得其反。作为一档红娘性质的节目，《非诚勿扰》的直接目的是为男女青年提供邂逅异性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节目通过嘉宾之间的相互展示、沟通，尽量真实地体现男女两性在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甚至是言语表达之间的差异，并通过从形式到内容的统筹安排，在对立统一中不断体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竞争与融合。
从节目形式看，除了上文提到的各个环节以外，假如男嘉宾得到女嘉宾的青睐，有人为他把灯留到最后，那么他就进入到了所谓的“男生权利”阶段，由男嘉宾最终来选择自己究竟和谁一起牵手离开，甚至是放弃对自己心仪的女嘉宾独自一人离开。这最终的决定权算得上举足轻重了。由此可见，节目是考虑到了男女双方的权益的，并给予了在场男女嘉宾应有的尊重和不分伯仲的权利。
从节目内容看，将男女嘉宾放在对立、被审视的情境当中，甚至在交谈当中制造出矛盾、冲突，是为了让参与者乃至更多的电视观众在对立统一当中去变换视角，去正确看待男女个人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角色定位，解决各种各样的相关问题。但最终指向是充分肯定男性和女性的权利，他们可以坚持己见，可以自由选择。曾在节目中明确表示自己有所谓的大男子主义的男嘉宾王怀宇、任保利、唐渊等，有的牵手成功，有的空手而归。因为有的女嘉宾自认为自己是小女生，需要这样的男生保护，也甘愿在爱情婚姻的两性关系中居于附属地位。而有的女嘉宾虽然也认可男嘉宾的优点，但却不能接受女性为婚姻而减少对事业的付出，认为自己更需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比如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双硕士IT公司CEO沈思，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了中科院、麻省理工双科博士唐渊。
牵手成功是男女双方包容、接纳、两情相悦的结果，失败退出也是建立在彼此的认知和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会有成功后的喜悦和激动，也有被拒绝后的失望与尴尬。在彼此真挚的互现中，男性和女性被放到了一个天平上，此上彼下是竞争、较量的必然过程，但在这过程中总是时不时出现相互平衡、彼此和谐的美好时刻。男性和女性这种动态的竞合关系无疑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群体在事业、家庭领域中角色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该节目着力体现的又一文化内涵。
4精英文化引领大众文化
关于“大众文化”的探讨和争论颇多，但其基本特点如受众的广泛性、大批量生产、流行性和模式化、日常的愉悦性等已得到了基本共识。“它深深植根于现代传媒、城市大众和市场经济之中。”[6]因此，依托于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电视节目——特别是带有娱乐性质的节目，自然也成为了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诚勿扰》是电视婚恋交友栏目，具有很强的服务性和娱乐性。节目制作十分精良，舞台设计风格与国际接轨，灯光、音响都力求完美，既具备时尚风格又不失民族特色。节目用了国内外多首不同的流行音乐，使节目具有清晰的节奏感，很符合现代都市生活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喜好。这些视听元素都成为了节目大众化的品牌符号，被广大受众所认可。在它之后全国各地电视台类似的相亲节目纷纷上马，形成了一股相亲节目当红荧屏的热潮。但为什么《非诚勿扰》在同类型的节目中甚至在其他众多节目类型中收视率独占鳌头？作为一档大众化的电视栏目，为什么它的受众和嘉宾中却不乏高学历、高素质的群体呢？笔者认为，这和该节目世俗的主题、但不媚俗的价值取向是有关系的。特别在改版以后，节目一直在力争用精英文化积极引导大众文化，这是该节目第三方面重要的文化内涵。
从审美形态上看，如果说大众文化是“感性愉悦的”，那么精英文化可以说是“理性沉思型”的。[7]在《非诚勿扰》中，这两种审美形态兼而有之：前文提到节目的形式是感性的，令人愉悦的。同时，借助主持人孟非和两位点评专家乐嘉、黄菡对整个节目话题内容的引导和把控，在节目话题方面达到相当的理性深度，而后者对节目社会价值的定位和影响力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正是该栏目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该节目的主持人孟非此前一直在主持民生新闻，节目制片王刚找他来主持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节目的严肃性。这位“平民化”的主持人打破了现有娱乐主持人的惯有形象，他值得信赖的亲民形象，使其能够很好的和节目中的嘉宾及观众交流互动，在节目中积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择偶观念，也容易被人所信服。很多嘉宾和观众把孟非叫“孟爷爷”，也可见对他的尊敬和认可。性格分析专家乐嘉和心理学专家黄菡在现场进行适时点评，与孟非形成呼应。乐嘉的评价语言精练、一阵见血，时常可以左右嘉宾的判断和选择，而且嘉宾和受众也很乐意听乐嘉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可见大众对专业人士的信赖和认同。比如2011年8月一期节目中被称为“最纠结”男嘉宾的刘泾渭，在现场行使“男生权利”时就甘愿让乐嘉帮助他做决定。比起乐嘉的犀利尖锐，黄教授是从女性视角以温和细腻的方式与乐嘉刚柔相济，形成互补。黄菡不建议女嘉宾选择“远距离恋爱”，而乐嘉则认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很美。二人对话题方向的把握、嘉宾价值观的引导更明确、更有力。这三人搭档的安排就是为了对现场言论作积极控制和引导，进一步加强节目精英意识，以理性、信念、理想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婚姻爱情观，提升大众文化品位，这无疑是积极引导受众的有力举措。
与此相配合，栏目在整改后对嘉宾人选的安排上也有了明确的变化，由整改前的“有故事、有主张、有个性、有话题，敢于表达、善于表达”调整为以“真实、真诚、健康、有强烈相亲欲望”为第一诉求。①之前节目中从事模特、演员等娱乐行业的以及富二代等嘉宾逐渐被排除在外，代之以更广泛、从事各类平常工作的普通人，并选择了不少具有海内外硕士、博士高学历的嘉宾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节目过后，观众、网友们关注的是“搞怪”美国男博士安田强调“为人民服务”放弃牵手，“卖菜哥”张兆坤如何执着打拼，“犀利女”钟金芮（因对男嘉宾言辞犀利而得名）如何拔掉“刺”与男嘉宾牵手。节目引起的社会文化反思由此可见。嘉宾人选的这些变化一方面使节目更加地真实，能得到最普遍观众的认可。同时，文化层次较高的嘉宾能够与主持人他们很好地形成互动，加深节目的精英文化内涵。
一档电视节目的成功离不开广泛的受众支持，但高收视率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成功。前期《非诚勿扰》（以节目整顿为界）的高收视率主要来自于节目争议性的内容引发的社会关注，节目本身甚至成为了很多行业界和学术界人士诟病的对象。整改后的《非诚勿扰》节目形式基本未变（只增加了一位现场评论的专业人士），但却注意到了提升节目的文化内涵，在思想内容方面积极拓展节目的深度和广度，顺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当其他类似节目还在走娱乐化路线时，改版后的《非诚勿扰》却做到了雅俗共赏、庄谐并重，节目持续高收视率的背后，文化内涵的作用是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
参考文献
兰璐希. 电视交友类节目中的男权中心现象——以<非诚勿扰>为例. 现代商业，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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