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博彩业；旅游影响；历时性研究；居民感知；澳门
1 文献综述
史密斯()等旅游人类学家对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尤其关注。博彩娱乐活动作为一种特别的旅游产品(费森斯汀等、罗伊尔)，学界对其给当地社区和居民带来的多维影响日益关注(匹扎玛、迪帕克、朗、匹扎玛、伊町顿、卡米克尔、克尼得、吉克帕西)。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影响这种态度变化的因素也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普度、冈西、布朗、安普)。这些因素可分为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属性方面的、居民社会属性或空间属性方面的(斯皮尔斯、瑞纳塔、佛科纳、贝利赛尔、汤姆斯)。兰克福特(lankford)认为这些研究可以让相关方认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也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了解社会影响，减少旅游者与居民间冲突，并制定规划，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
旅游区的发展总是动态变化的，刘赵平、李(lee)、罗伊尔(roehl)的研究证实历时性对比研究虽研究周期长却更有价值。澳门的博彩旅游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突破性发展阶段应是2002年赌权开放政策执行始。遗憾的是在有关澳门旅游的研究中却没有过明确的历时性对比分析。“量变导致质变”的常理会否在等旅游业的多维影响中有所体现?此为本文目的之一。
2 研究区域、目的和方法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南端海滨，由澳门半岛和另外两个已经连成一片的离岛组成。因为社会制度差异和边界控制，无论回归中国前后，都是典型的飞地型社会。压倒性优势的博彩旅游业及飞地型旅游开发模式是澳门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地的通性。博彩娱乐场贴近或混合在居住区和世界文化遗产区内(见图1)以及殖民地色彩使澳门又具有其独特性。梵尼(fanny vck)对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影响进行了系列研究，2002年和2003年的调查显示。澳门居民对博彩业有着矛盾的态度，居民对博彩业带来的问题提到频率最多的是家庭纠纷和借债赌博。居民认同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却未感觉其负面的环境代价。大部分受访者对博彩业在个人、社会和环境方面表现得相对乐观。2002年澳门打破近百年的博彩垄断性专营模式，引入国际著名博彩娱乐公司，自2004年第一家赌权开放后开业的、拉斯维加斯背景的金沙娱乐场开业以来，等业在经营主体数量、场所数量、入场人数、收入等方面都剧烈增加。同期，澳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经济总量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增长。同时，入境客源地的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大陆成为压倒性优势客源地。在这样的共性和个性的背景下，在这样的量与级的变化情景下，在这样的客源地结构变化趋势下，当地居民对等旅游业的影响的感知能否与世界其他博彩旅游目的地亦有通性和特性的地方?能否有着历时性的显著差异?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2007年8月研究组对研究区域实地考察访问了7天，形成某些问题的初步判断。2008年3月，研究者对澳门居民进行了深入的问卷调查。通过不同区域学校、教会、行业组织(包括博彩业、金融业等)及互联网等渠道分发问卷，邀请学生家长和各行业18岁以上人员答卷。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616份。问卷采取李克特5分制量表，1分表示很不认同，5分表示非常认同。与以往研究方法不同，作者尝试将所有指标都同向化度量，如就业机会增加了、治安状况改善了、生活成本降低了、空气污染减轻了，以便数值的直接加总与对比，这样，较低的总分正好表示居民总体感知较差，较高的总分则表示较好。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另外，通过与梵尼(fannyvck)2003年调查结果的对比进行一个5年的历时性研究。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2个指标的平均值为3.06，极端低值主要在经济(生活成本2.16)、环境(空气质量2.21、噪音污染2.22、水污染2.46、固态垃圾2.47)和社会(青少年价值观2.31)3个维度。其他低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社会维度的邻里关系2.81、家庭关系2.81、人生追求2.89、治安状况2.95、社会凝聚力3.00，创业精神3.04，环境维度的性病传染病2.58和绿地植被2.61。最高值主要出现在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方面(普通话3.97，英语3.76，国际地位3.75，西方饮食3.70，澳门形象3.55)和经济维度(就业机会3.57)以及文化维度(文化传承意识3.51，文化遗址保护意识3.51)。其他高于平均值的指标主要是经济维度的家庭收入、个人形象、对个人和澳门的未来信心、好客度、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福利等。只有英语使用率和好客度两个指标的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53和1.90，其他都在1.0左右。说明除英语使用和好客度两个指标外，其他指标都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见图2)。因此，以均值水平进行初步判断，则澳门居民强烈感受到博彩旅游业在生活成本、环境污染和青少年价值观方面的负面效应和在提高澳门国际化水平和地方形象以及文化传承保护方面的正面效应。
3．2 聚类分析
通过两步聚类法，分别对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化形象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了聚类分析。环境维度归为两类，即谨慎担忧(53.41％)和担忧(46.43％)；经济归为两类，即中性(63.47％)和谨慎乐观(36.2％)；社会归为3类，即担忧(42.37％)、谨慎乐观(30.36％)和谨慎担忧(26.62％)；文化为两类，即谨慎乐观(37.99％)和乐观(61.85％)，国际化水平和形象方面全为乐观一类。
3．3 列联表卡方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
列联表卡方检验，居民的总体评价有显著的区 域差异。如前所述，将同向化了的32个指标分值加总即可得到居民对32个指标的总分值，分值高低说明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总体感知的好坏。将总分与性别、居民居住区域进行列联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总分值在不同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居住区域上有着显著差异(x2=27.242，sig=0.027)，评分低的主要来自路环和新口岸区域的居民，评分高的主要来自大三巴、关闸，其次是新口岸和妈阁庙区域的居民，中性评分主要来自凼仔。这点与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吻合，因为经济收入与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161，sig=0.000)，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总分评价越低，对等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强烈。而澳门的社会空间分布特征之一就是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离岛(环境更好)，而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拥挤)。离岛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有着相对更高的感知，澳门半岛居民尤其是临近关闸和大三巴区域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正面效应有着更高的认同。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年龄与总分没有显著相关，但是经济收入水平、学历水平、居澳年限与32个指标中的大部分呈显著负相关。同时，经济收入(r=- 0.161，sig=0.000)、学历水平(r=-0.221，sig=0.000)及居澳年限(r=-0.151，sig=0.000)与总分亦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越高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学历和居澳年限越久的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感知更敏感或者说更强烈。该结果看起来有趣：居住地相对远离游客影响区域的学历更高、收入更高或居澳更久的澳门人比那些相对紧邻游客常至区域(或者说紧邻博彩娱乐场)居住却收入和学历较低的澳门人更明显感知到了博彩旅游业的负面效应!
4 历时性对比与讨论
4．1 显著变化
梵尼(fanny vck)2003年的调查中，居民认同博彩旅游业的经济收益，却未感觉其负面的环境代价。在个人方面，居民分为乐观派(71.6％)和谨慎乐观派(26.6％)。在社会方面全部归为谨慎乐观派。在环境方面则有乐观派(37.1％)、中性派(37.1％)和质疑派(40.3％)。从聚类分析结果看，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见表1)，居民在环境和社会两方面的感知都有显著差异：环境方面，分为两类；谨慎质疑53.41％和质疑46.43％，总体上居民的感知是负面效应的，而2003年的调查中质疑派只占40.3％，中性派占37.1％，甚至有37.1％的乐观派。社会方面，本调查中大部分居民表现出质疑(42.37％)或谨慎质疑(26.62％)，只有30.26％表示谨慎乐观，这与2003年全部表现为谨慎乐观相去甚远。
从均值水平结果看，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本调查亦有显著变化，差距最大的指标主要在生活成本和环境方面(污水、噪音、植被、垃圾)；差异较大的主要是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指标(教育医疗福利、犯罪率、凝聚力)；差异较少的是家庭关系、家庭收入、公共设施、就业这几个指标。在这些显著的变化中，除了教育医疗福利和社会凝聚力两个指标比2003年改善外，其他的都是退步了(见图3)。
所以，综合均值和聚类分析比较结果，5年间居民的感知在环境和社会效应方面有着显著或较显著的变化，即居民出现了更强烈的负面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感知。同时这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澳门的现实情况中找到部分答案。
环境方面，从澳门环境检测结果来看，吸入悬浮粒子、氨气、氧化亚氮、甲烷、二氧化碳等长期测量环境指标呈现增长态势(见图4)。这些大气污染物虽然主要来自电力生产，交通运输，工业制造，固体废物焚化以及污水处理，尤其是前二者，但是，所有这些大都是服务于澳门的第一大产业——博彩旅游业。相关分析显示，电力消耗量与到访游客数量(0.977，p=0.000)、博彩业收入(0.985，p=0.000)呈显著正相关。澳门沿岸水质污染指数、焚化中心固体焚化数量、建筑废料等亦呈明显增长趋势。另外，澳门官方调查中受访者觉得澳门空气质量比3年前差，噪音问题亦更加严重，整体市容有显著退步，环境保护方面的满意度出现明显下降。这个结果与本调查吻合。当然，环境方面的消极认同除了与游客的急剧增长外，也可能与人们的环境关怀意识的加强有关。
社会方面，此次调查中，青少年价值观均值与环境质量、生活成本属于3个极端低值指标(图2)。与本调查相吻合的还有来自官方或协会的调查：澳门社会最突出的3个社会问题之一就是青少年问题；2003－2004学年度总共有4908位学生离校，其中，2060人选择就业，76％投身博彩及其相关服务行业；2007年，从事博彩业的年轻人占本澳青年就业人口两成，预料这个比例会持续增加；22.1％的青年博彩从业员是“弃学从赌”，其中高中阶段辍学的占20％。由此可说，博彩旅游业与澳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的青少年价值观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这应该与澳门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和状况有关，低失业率和劳工的短缺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较高的机会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辍学进入赌场工作。其相对更高的职业薪酬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使青少年提早结束学业而去就业并且主要从事与博彩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工作。
近些年澳门的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内托(neto f)通过与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对比，发现澳门的危险感知是最高的，并认为澳门的高危险感主要是因为当地特别高的犯罪率以及当地媒体的粗俗展示。从1996年到2003年到2007年，澳门的犯罪宗数从8162宗发展到9920宗和12921宗。相关分析显示犯罪率与到访者数量、博彩业收入强烈相关(r分别为0.946、0.960、sig.=0.000)。从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的统计来看，澳门的分居离婚比例分别为1.1％、1.7％、2.4％，分居离婚人数分别为3854、7147、12214，几乎也都成倍增长(图5)。据澳门社会工作局的调查，超过70％的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约20％是与家人相处的问题。离婚率与此二者也同样强烈相关(r分别为0.974、0.962，sig.=0.000)。因此，在社会影响方面，虽然教育医疗福利和社会凝聚力两个指标比2003年改善，但是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社会影响从2003年的100％受访者谨慎乐观的态度变为2008年的30.26％表示谨慎乐观，而其余42.37％为质疑，26.62％为谨慎质疑。
与居民感知相应的社会事实是，从2003年5月的调查到2008年3月的调查期间，综合澳门统计局的数据，等娱乐场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而且新开场所规模更为巨大，如2007年8月开张的 威尼斯人娱乐场的赌台数量和角子机数量就几乎相当于2003年澳门全部赌场的总和。至2007年末，博彩娱乐场数量是2003年的2倍，到访游客数则为2.27倍，博彩业收入则为2.77倍，赌台数量则为4倍，角子机数量则为5倍。因此，相对于2003年的调查，澳门的博彩旅游业的多项数据都成倍地增长，规模空前的壮大，而且日益激烈的竞争有可能造成经营秩序混乱。同时，博彩旅游业对劳力的大量吸纳以及相对更高的薪酬(2007年就业统计显示，直接从事博彩业的人员达3.82万，占总就业人口的12.2％，博彩业月薪中位数是总体就业人口月薪中位数的1.58倍)造成其他行业以及整个澳门社会人力资源紧张，也给青少年提早甚至辍学而就业提供了诱惑。
4．2 不显著的变化
与2003年的调查相似，受访者依然对博彩旅游业在文化方面的正面效应有较高的认可，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意识增强了，这应该与当地的文化遗产近年刚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促进了他们的文化觉醒和自豪感有关。相似的还有，受访者依然较高地认同博彩旅游业在就业机会、家庭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另外，本调查中经济方面的指标设计了两个对比时间点，1999年(澳门回归年)与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年)，受访者觉得相对于澳门回归前的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在赌权开放后不如生活成本上升那样显著(见图2)。
4．3 与其他案例中不同的变化
尽管有研究认为博彩业给地方形象会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个观点在此次调查中却并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同，相反，他们认为澳门的形象提高了，国际地位也提高了。本调查中，博彩旅游业在国际化以及澳门的形象方面的正面影响得到高度认可，尤其是在国际化水平提升上。澳门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提高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与澳门融入到更广阔的归属圈(例如，回归与融入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在一个无力顾及的殖民统治下的边缘化地位，也与更多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到访者的到来和著名跨国企业的巨额投资和现代化的巨型建筑的增加、总体经济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政府公共收入的增加和对民生等公共事业的更多投入等有关。
5 结论
根据科勒(keller)和霍恩(horn)的研究，随着外来机构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力日趋增强，旅游地居民感觉他们越无法控制本地的发展，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也会随之越为反对。随着等旅游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赌权开放和境外巨型投资的铺开以及对该市场份额的逐步占有和控制，居民对博彩旅游业的态度变化也是值得研究的。限于调查指标不能太多，本调查并未专门提及，后续研究应该跟进。社会承载力理论指出，当旅游地的发展超过其承载力后，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初期阶段的支持态度会转为反对。史密森等(smith)发现饱和型社区与饥饿型社区截然相反的旅游效应感知倾向其实也说明社会环境容量显著地影响着居民的态度。
从“愤怒指数”理论、旅游依托程度理论以及社会承载力理论来看，等旅游业的发展阶段判断、居民的态度变化倾向、澳门的社会环境敏感点或门槛的判读是紧密相关的。2003年的调查基本体现的是赌权开放前的状况，因为，赌权开放后新建的第一家博彩娱乐场金沙娱乐场是调查完成之后建成营业的。
5年后，即赌权开放政策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阶段，到访者人数，博彩娱乐场数目、规模和收入以及博采旅游业地位等都出现大幅提升，在这样一个背景显著变化的历时性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规模效应对博彩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似乎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环境和社会这两个维度的影响。结合同期澳门社会的实际状况的分析，环境指标、犯罪率、离婚率等与到访者数量及博彩业收入显著相关。作者认为，5年间受访者对博彩旅游业的多维效应感知的显著差异的关键因素很可能与赌权开放后博彩旅游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而且，5年内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可能的解释是居民对社会和环境维度的影响比以往更关切，同时澳门或已处于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环境临界点，因此，研究当地博彩旅游业的社会环境容量和门槛成为迫切的课题。
受访者的社会属性中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澳年限与大部分指标以及总分成显著负相关的倾向也说明本调查结果更为令人信服，因为一般来说，这部分居民的社会判断力相对更强更合理和可信(当然，他们对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化也有着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调查样本中50岁以上人群比例低于总体中该人群的比例，因此实际情况也许比本文更严重。但本研究的局限性依然明显，虽然都力图通过一定的指标来探秘一定维度的变化倾向，但因为调查侧重点不同使两次调查对比中指标设计有一定差异，这样只能从大致结果方向进行对比。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历时性对比最理想的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地方文化与国情等差异)精确设计针对研究区域样本的指标体系，以每个固定的间隔期，如5年或以上，用同样的方法采集和处理数据。也就是说，本研究将是我们后续跟踪研究的基础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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