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索四川i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合理途径，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对四川民族地区区位条件进行分析，对该地区的乡村旅游进行归类，分析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的升级途径。【结果】由于四川民族地区方格状区域格局难以形成城郊型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而其农牧交错的区位条件维持了原野型乡村旅游的乡土性，因此四川i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根据当地的区位条件分为原野型乡村旅游和城郊型乡村旅游两种类型。【建议】在松潘一木里线以东，应发展替代旅游以减少环境压力，以西则应兼顾农牧环境的客观性和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认识，加强民族文化产品和森林、草原旅游线路的开发，将高寒麦类食品和民族聚落作为深度开发的关键，重点发展原野型乡村旅游，避免数量扩张的片面性，丰富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农业、农村特点，提升乡村旅游质量。
关键词：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区位分析；四川民族地区
【研究意义】四川i民族地区幅员辽阔，面积30．2l万km，占全省总面积的60％。随着四川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农(牧)民增收、产业替代、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区分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条件，避免乡村旅游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对优化旅游资源组合、转变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李左人(2006)认为，乡村旅游不仅是一种物质消费，更是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因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四川城郊乡村旅游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持续发展。蔡军等(2010)阐述了灾后重建给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新契机，并以绵竹市遵道镇棚花村生态旅游规划为例，探讨了在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四川乡村生态旅游规划。黄维兵等(20l1)分析了城乡统筹背景下四川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加快四川乡村旅游产业的企业化制度建设、建立四川乡村旅游产业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研究开展针对四川乡村旅游产业的资本运营服务，以升级更新四川乡村旅游产业。夏爱萍和马朝洪(2011)通过分析和研究四川乡村生态旅游现状及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契机，得出要实现乡村生态旅游转型升级，形成现代化规模经营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必须在以人为本、生态优化的原则下，采取政府支持、企业运作的方式，流转林地，整合资源，统一规划，景观培育，实现产业联合和多元发展。【本研究切入点】四jii城郊乡村旅游掩盖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特殊性，且对当地农(牧)户较为分散的生产条件、民族文化的微观农牧业基础及区位等研究不足，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四川民族地区城郊乡村游是否可行，有待进行区位条件上的考量。【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四川民族地区区位条件进行分析，对该地区的乡村旅游进行归类，寻找升级发展的合理途径，为四川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1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四川民族地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该地区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间的地貌屏障，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屏障，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错带，是具有血缘、地缘联系的民族交融地区(艾南山，2007)。其总人口650余万人，面积3o．5万km，地广人稀，城镇化水平低。近年来，四川i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快，模式也不断丰富和完善。2008年4月，四jli省发布《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2年)》，规划布局了一批“藏家乐”、“羌家乐”、“彝家乐”和特色家庭旅馆，启动建设特色牧(农、林)家乐示范乡、示范村和示范户。2010～2011年，凉山州西昌市、甘孜州丹巴县、阿坝州汶jif县和茂县先后被授予“四川省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荣誉称号。可以认为2008年4月是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开端，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和扶贫、以工代赈等相关政策和政府的分解目标管理措施促进乡村旅游深入发展，而开始的地点就在凉山州。2007年凉山州接待游客1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5．8,fl元，接待游客人次是2005年的4倍，旅游总收入是2005年的3倍多；2008年凉山州西昌市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7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400万元；2009年凉山州旅游收入突破50亿元。
其中，凉山州西昌市将“一村一品”作为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化、规模化的载体，推出高枧荷色、川兴蜜桃、黄水烟草、西乡葡萄、樟木箐樱桃、安哈彝寨、黄联石榴、月华油桃等八大乡村景区，集生产、生态、旅游、文化等功能于一体。
2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升级发展的区位限制“凉山模式”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为特点，西昌市乡村旅游的客源主要是四川盆地城市及附近的攀枝花、宜宾、楚雄等城市散客。西昌市是四川民族地区唯一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试点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试点县(市)，有可以依托的景区。在公路、铁路、航空运输上，西昌市具有较四川其他民族地区更良好的区位条件，能满足家庭游客短程旅游的需求。西昌市所处的安宁河谷具有较四川其他民族地区更良好的农耕条件，且政府主导的优势在西昌市乡村旅游升级发展中作用明显。
从成都的农家乐模式到北京民俗村模式，我国乡村旅游大多以大城市周围的城郊乡村为实施地，而在四川民族地区，大平原、大城市、快捷交通的地区仅限于安宁河谷。凉山州乡村旅游采取观光采摘为主的农旅结合模式，吸引消费群体的主要是安宁河谷冬季的温暖天气和彝族风情，但类似这种观光采摘、民俗表演的农旅结合模式在甘孜、凉山(安宁河谷除外)、阿坝三州大部分地区均受地貌、气候与土地利用条件的限制而无法顺利开展。
从表1可以看出，凉山州人口规模、城镇人口规模、耕地面积均大于其他两州，年降水量、月均温变化、最低海拔高度等自然条件均有利于农耕人口和城镇集中分布。虽然凉山州城镇化率在全省排倒数第二位，但规模上明显大于其他两州，其交通线、耕地与人口集中分布在安宁河谷，因此，农旅结合的发展模式较适合凉山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凉山州发展乡村旅游的另外优势在于农业人口集中在海拔2700m以下的地区，游客不会出现高原反应。川西高原海拔均3500～4900m，正常情况下，即使以海拔27001\"1\'1为营地，海拔2700～3500133_也会成为有老人、儿童的家庭进行休闲度假旅游的屏障，使得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布局选点比安宁河谷更复杂。而海拔2700～3500m的屏障带大致沿阿坝、红原、松潘、康定、木里、盐源、乡城一线，略呈j字形(简称松潘一木里线)，西高东低，景观上为亚高山常绿针叶林。因此，凉山州农旅结合模式在甘孜、阿坝两州并不适合。
3区位分析
3．1乡村旅游的区位类型基于吸引物的定义，北京市乡村旅游游客的目的主次顺序是：吃农家饭(23．2％)、欣赏风景(22．8％)、农产品采摘(14．9％)、欣赏乡村(10．7％)和住农家屋(10．3％)(王兵等，2006)。这种乡村旅游是以城市居民个人短时间的消费为主要特征，可称为“城郊型乡村旅游”。陶玉霞(2009)认为，乡村旅游需要提高到生态旅游层次，以资源开发为导向，这种乡村旅游可称为“原野型乡村旅游”，旅游只是区域内的次要活动。即城郊型乡村旅游是指以中心城镇居民为客源，利用城郊便利交通和较低的地租条件开展的短程旅游；原野型乡村旅游是指以独特事物吸引游客，受区域内游客接待能力的限制，专程旅游成本较高。安宁河谷内密布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城镇集中，乡村旅游的区位条件接近前者。
3．2方格状区域格局难以形成城郊型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由于四川民族地区山河相间，交通网呈格状，城市数量少、规模小，缺少与成都农家乐、北京民俗村相似的城郊区位，即短程交通、低价的本地食品和充足的劳动力，该地区难以形成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此外，四川盆地边缘的龙门山、峨眉山等2000～30001ti的中山与松潘一木里线山地景观相似，分散了深入民族地区的盆地内游客；虽然象~t)rl石椅羌寨、峨边月儿坪彝族新村距离成都平原城市在60km以内，但其接待能力不强。
杜能环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区域内农业收益最大的一种布局方式，即肥力均匀的平原，自城市而外为自由农业带一林业带一轮作带一放牧区及高质易运品一荒野，其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依次递减。尽管各带均有收益，但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则交通成本越高。微观上，农户接待城市游客更容易发生的区位是在劳动力较多、土地相对丰富的林业带和轮作带，而牧区和荒原由于缺乏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接待能力较差。土地贫瘠、人口稀疏、交通密度低使该地区乡村旅游的供应总量少，旅游成本高，容易被盆地内低成本农家乐分流或替代。借用屏障(、barrier)与廊道(corridor)两种性质不同的单元来对四川民族地区区位进行宏观分析，其空间单元格局如图1所示。屏障1、2、3、4、5的高峰分别是雀儿山、雪宝顶、格聂、大风顶、贡嘎山，多有终年积雪，容易形成单独的景区或自然保护区，脱离农户管理。廊道1、2、3、4是阿坝高原、甘孜高原、安宁河谷、岷江河谷。除安宁河谷有较多本地城镇人口外，其他地区只在重要交通线路上才有成都客源，如成都游客经京昆高速公路过屏障4进人廊道4的安宁河谷，或经省道213由廊道3进入廊道1的若尔盖草原。广泛分散的农(牧)户不能为稀缺线路提供大量的农业剩余，因此，四川民族地区更适合低成本农家乐的经营方式。3．3农牧交错的区位条件维持了原野型乡村旅游的乡土性我国北方的农牧业受降水条件限制，古代小麦就成为游牧民族抢夺农耕民族的过冬食品。这条农牧界线在北方大致沿400mm等降水量线分布。在甘肃以南，受横断山区海拔高度的影响，气温降低，耕种受限，农牧界线与春小麦、冬小麦的分布界线近似。从全国来看，农牧界线大致沿燕山一六盘山一云岭一线，四川民族地区主要位于燕山一六盘山一云岭线西南段以西，农牧交错带约占四川民族地区面积的47％，适宜农、牧、旅兼营。此外，深处内陆的农牧交错区位条件避免了城市化，维持了原野型乡村旅游的乡土性，同时农牧混合经营使得农户收入相对稳定，保证了该地区农户乡村旅游的接待能力。
川甘青交界是不同尺度的农业气候响应敏感区(一年一熟与高寒无农业交界、农牧业过渡、北亚热带敏感区)，单一的农业经营不适合气候敏感区(张丕远，1996)。该地区糌粑、酥油茶和青稞酒等藏族传统饮食特色均需要种植业支持。而实际上，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春小麦区(也适宜青稞生长)为乡村旅游升级提供富余的物资保证。在这条线上，理县米亚罗镇八角碉村就将村寨、草原风情、农耕文化同时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理县桃坪羌寨2002年凭借其独特的民族农耕文化成为aaa级旅游景区。此外，甘孜州、阿坝州的高原纯牧区可以开发民族金属饰品、印刷品、唐卡等易运旅游商品，以供应游客。4两种乡村旅游类型的升级发展不同乡村旅游类型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李德明和程久苗(2005)认为，政府主导模式能广泛适应乡村旅游，“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适合观光农业或农事旅游，“旅一工—农一贸”联动模式适合开发旅游商品、纪念品。这些模式主要适合客源市场比较成熟的城郊地区。
由于一些大城市周围远郊的大田作物和林带景观较靠近城市中心，其乡村生态环境不能成为稀缺资源吸引城镇居民，因此对于城郊型乡村旅游，应适当增加供给档次，依托旅游线路和廊道，重点发展松潘一木里线以东的农林地区；对于原野型乡村旅游，应当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空问组合，保持其乡土，重点提高屏障2、3、4、5处的乡民乡村旅游接待能力，并在屏障1处修建度假村。两种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主要措施见表2。5建议以政府主导的模式在道路建设、住房改善、环境保护上见效明显，这为四川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方格状区域格局的存在以及乡村旅游接待能力和景点的季节性限制，四川民族地区升级发展对旅游线路开发、交通网、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等有更高要求。与阳朔、迪庆仁安藏村相比，四川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应建立在农牧交错的区位上，才更能保持乡村性和可持续性。从旅游资源的开发来看，在松潘一木里线以东，应发展替代旅游以减少环境压力，以西则应兼顾农牧环境的客观性和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认识，加强民族文化产品和草原旅游线路的开发，将高寒麦类食品和民族聚落作为深度开发的关键，重点发展原野型乡村旅游，避免数量扩张的片面性，丰富四川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农业、农村特点，提升乡村旅游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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