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话题之一。虽然,很多国家的高校都建立了质量保障体系、程序和规则，也创建了大量相关数据，形成了不少报告;但是,师生在这个过程中的关注与投人仍然相当不足。这种情况下，质量文化的概念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欧洲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改革中，质量文化备受重视。虽然，我国一些专家学者也看到了高校质量保障从技术走向转变为文化走向的必然趋势;但是，对于何为高校质量文化，其内涵究竟如何，以及如何通过质量文化提升质量管理成效的研究不多。本文则试图抛砖引玉，呼唤更多的研究来推动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文化建构。
一、高校质量文化概念解读
高校质量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是一种高校所有人的集体责任,其目标指向最终实现质量的加强。
(一)质量文化概念之来猓质量文化的概念与对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有效性缺失的认识有关。虽然全面质量管理被看作一种比较有解释力的质量管理理论，但是全面质量管理与组织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仍然很模糊。对全面质量管理计划的概念、要素与影响方面的认识也存在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些不一致与不足，一些学者开始把全面质量管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认为成功的全面质量管理实施依赖于将质量镶嵌于以及反映于组织文化当中，而不是仅作为一套工具和技术。另外，质量文化的概念还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质量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二战后曰本成功企业管理现象的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在企业及其组织行为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此后，“文化与质量不再被当作独立的因素来考虑，认识到质量实际上源于一种更广义的文化视角变得越来越重要。质量文化这一概念能更好地解释组织质量提升，也能更准确地把握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这一概念出现后迅速在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领域找到了发展空间，如在高校质量管理中。欧洲高等教育领域从进人21世纪以来就特别关注质量文化的状况与培育，大大深化了质量文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
(二)高校广量文化之要素
套用文化这一上位概念的结构，高校质量文化的结构主要包括物质层质量文化、行为层质量文化、制度层质量文化和道德(精神）层质量文化四个层面。有学者认为大学质量文化包含了批判反思的精神文化、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相关管理制度文化、教师与学生等大学组织中行为者的行为文化、建筑公共设施与各类标识等物质文化这四层面。
世界着名管理思想家菲利普?克劳士比分析了企业质量文化的六个构成要素，即“了解”、“承诺”、“能力”、“改正”、“沟通”、“持续”w。“了解”即明白真实需要，改变传统对质量的认识;“承诺”即表示要全员全力投入提升质量的任务;“能力”即具备完成质量改善工作的方法，保证所有制度与措施朝向组织发展的方向；“改正”即切实掌握问题，杜绝问题根源;“沟通”即通过充分的信息共享使成员明确各自在质量管理中的责任;“持续”即持之以恒地对待质量管理工作。这些要素对于高校质量文化建构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王建华教授进一步指出，考虑到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传统，高等教育质量文化还必须包括“宽容”、“信任”与“自律”等原则性要素。
欧洲大学联合会的相关研究指出，作为一种组织文化，质量文化具有文化、心理因素以及结构、管理因素。在这种双层结构中,对高校而言，文化心理因素指向一套共享的价值、信念、期待与奉献,是每个成员的责任;结构、管理因素指向个体行为的协调，是学校的责任。加强院校质量文化的核心是促进正式的质量保障程序与潜在的非正式的相关价值与假设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通过学校层面的良好沟通、讨论与参与过程得以实现。
上述三种要素解读对于理解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文化结构的视角有利于我们认识高校质量文化的精神、行为、制度、物质四个维度;企业质量管理的角度则有利于我们从心理学的认识、行为、意志三方面对质量文化要素进行归纳；欧洲大学联合会提出的概念有利于我们从心理与管理角度，也即个体内在自觉与管理层外在自觉两方面来把握高校质量文化的建构。
二、质量文化的特点与反思性工具价值
从上述对质量文化概念的解读中可知,质量文化具有内生共享性、地方性、整体性、演进性等特点。
首先，内生共享性指质量文化具有精神层面、心理层面的内涵，是内生于个体、内生于组织内部的，符合组织成员内在发展诉求的内容。抛开个体与组织内生发展需求这一根基，质量文化的行为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等等都会缺乏价值依附，质量文化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其次，内生共享性指有关质量与质量管理的某种价值为所有成员所认可和坚信，而共享性发展需求与目标的达成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从而成为指导他们进行教学、管理活动的信念基础。共享也意味着强调民主和沟通，因为共享的基础和前提是,高校质量管理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认识与利益能够在民主沟通的过程中得到最为充分和恰当的表达与反映。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价值选择才能够得到最广泛群众的认可。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外在的、强加的认识与要求，那么它很难内化于一种文化，更不可能奢望其指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实践。如果仅仅为了应对外部要求而形成的质量保障体系，那么往往会成为一种权宜性措施而流于形式。
地方性指高校组织自身以及学科等基层的知识与实践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糅合了这种地方性知识与实践,高校质量保障的结构与文化才能形成一种特定的质量文化,而不是质量保障体系程序与既有基层文化互不相干的格局。从这个角度看，学科知识与实践对于质量文化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类学院与另一类学院的质量文化很可能因为学科特性而有明显的不同，比如理学院与文学院。
整体性是指质量文化是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制度与物质的有机整合,是内在心理要素与外在管理要素的有机整合，是各种要素的相互融通，而不是割裂。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质S文化自身在提升质量方面的强大影响与推动力。而这种融通并不能依靠质量文化各种要素自生自发的互动，而是需要组织管理者站在全局的角度自觉地进行战略性构造。
演进性指质量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演进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的个体需求、社会需求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有关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有关质量管理的方法等也会随之变化。文化本身具有时代性,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独善其身。从来不存在永恒不变的质量观念、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文化，即便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文化也会带有时代的烙印，也需要根据不同时代所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条件的变化持续地建构其质量文化，使质量文化始终保持活力。
质量文化的内生共享性、地方性、整体性、演进性等特点表明，质量文化是一种建构性存在。这种建构性意味着,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高校在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借助全体人员之间的持续沟通，形成对于质量保障各方面问题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与共识，实现该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它还意味着，对于任何一所高校而言没有普适性的质量文化,质量文化从来都是历史的、情境性的存在。因此,质量文化培育需要在充分揭示和认识大学既有质量文化，理解其形成的情境性的基础上，把握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新要求，并将其逐渐融人到既有质量文化中,促进既有质量文化的演进，形成更为积极的质量文化。
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概念’质量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反思性工具，而不是万灵药，不是对质量问题的答案，不是对外部评估要求的应对性策略。正如有学者所说，“质量文化概念首要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用来追问事情如何？学校的功能发挥得如何？学校的利益相关人都是谁？学校如何定位?”
三、质量文化视角下的高校质量管理改革
当前，我国高校质量管理面临很多问题，正处于积极探索的发展阶段。作为一种反思性工具，质量文化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深人反思我国高校内部质量管理中的价值取向、权力配置、发展手段等问题，有助于培育积极、成熟的高校质量文化，提升质量管理成效，为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积蓄更为深层和持久的动力。
(一)价值取向上重视内在目的与内部价值的实现
质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内生共享性特征提醒我们不断反思质量的概念，追问针对“谁的质量”。如果高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和达成共识，则质量管理无疑会陷人盲目。虽然，质量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这种多元来自学生群体的多样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来自于对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关系的多样化关系的认识,等等;但是,从最根本的方面看，高校的质量应该是有益于学生发展、有益于教师发展、有益于学术发展、有益于大学自身使命的实现。也就是从教育的内在目的与内在价值寻求对质量的解读，以高校中人的全面发展与组织的内涵发展为最终价值追求，而非一味地被外部价值所牵引。这就要求在理念上首先要把人的发展、知识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衡量标准。当然,即便对于人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必须清楚它在当代意味着什么。就学生的学习而言，现在早已不局限于对既有知识的获取，而必须是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旺盛求知欲以及习得学习的方法与能力，形成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与能力，转向学生“创造性文化基因”的培养，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逻辑性思维能力在内的创造性文化基因的发展以及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才是当代学生发展的真正内涵。
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关注更多的是其满足经济社会需求的情况，即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与社会责任。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当今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在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体系中，无疑是有远近、轻重之分的，而且这些责任的实现方式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无视这种区分，则对高等教育社会适应性与社会责任的认识往往会陷于片面和短视。例如，把人才培养的质量直接与学生的就业率挂钩，把科学研究的质量直接与研究成果的经费和经济效益等挂钩，而忘掉了高等教育在培养自主发展的、具有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的人，以及产生能够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知识与思想的科研成果这些最为根本的质量表现。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种种努力中，各级重点学科项目、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项目等成为关键指标。这些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宏大叙事与高等教育“适应论”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人的发展与学术的发展这些领域实际上处于被忽视的境地。高等教育质量因此更多演变和扭曲为有利于反映学校绩效的、有利于反映学校主管领导政绩的指标，而非高等教育内在价值与使命的实现。难怪有学者专文批判了我国髙等教育“适应论”的问题与缺陷。对大学内在价值的坚守必须上升到理念的高度而不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高等学校质量管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勇气拒绝短期利益的诱惑。
(二)权力配置上强调基于院系与学科
质量文化概念的地方性特征提醒我们反思“谁保障质量”。在高校质量管理中必须强调基层院系与学科的地方性力量的参与及其利益的反映,在权力配置上要强调基于院系与学科,赋予院系与学科更多质量管理的权力与责任。这也与高校底层沉重的组织特性有关，高校发展的潜力和条件更多地孕育于底层的学科中。对于高校改革而言，基层变革是一种关键的形式，质量管理改革除了考虑外部质量保障要求以外，更多的是需要发展其基于自身学科、历史特色的内部质量保障程序及相应的质量文化。院系与学科等地方性基层要素参与高校质量保障也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治理结构要求相一致，要求发挥基于学科、院系的权力，以及教师、学生的权力。通过广泛、持续的沟通，在院系与学科层面的教师、学生、管理者中形成有关质量管理认识与实践的共识，使质量管理的理念扎根于基层，把质量管理的权力适当下放到基层，使质量管理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形成质量管理的强大群众性力量，与质量管理的相关政策相呼应，才能切实推进质量管理改革。
当前，我国高校质量管理更多依赖外部驱动和外部保障，学校层面的质量保障体系建构更多重视外部评估等规范的套用。而外部质量保障常常忽视学科特殊性,更多反映的是外部的需求与利益。外部需求与利益包括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性价值取向引导、主管部门管理的方便(效率)、市场与社会当下对人才培养类型层次与科研成果方向与类型的急需。虽然这种外部需求与利益在高校质量管理中有重要的导向与推动作用，但容易导致不顾条件的一刀切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另外，在学校质量管理的组织与体系建构中，权力与任务如果主要集中于校级层面，而学院与学科基层的权力有限、任务模糊，则易导致学校的质量保障活动实际上处于悬置状态，难以落实。
(三)发展手段上要重视战略性
质量文化的整体性、演变性特征有助于提醒我们反思“如何保障质量”。在质量管理中，要通过持续的努力促使质量文化各要素的整体性建设，增进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进行质量保障;还要根据环境的变化,对质量保障体系进行持续的调整与改进。因此，在高校质量管理中,重视战略性是必须的，只有战略性的质量管理框架才能避免随机性，超越短期应对性策略。虽然短期策略可能会在应对外部评估中获得胜利，但是它不可能建立一种院校层面的体系化的质量保障文化和实现质量的持续提高，而战略规划则可能W。把质量管理纳入到战略层面对待，有利于树立“质量是高校生命线”的理念，以此统领具有长效机制的质量保障体系和积极质量文化的构建，缺乏战略的高度则质量管理往往容易为短期目标所牵累，陷于零敲碎打和简单的加法游戏。
把质量管理上升到战略高度纳人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中:首先，需要基于现实、着眼未来。基于现实即切实了解当前制约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与环节所在，着眼未来即以高校未来人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方向与层次定位来规划质量提升的阶段性目标与措施。特别是需要避免短期利益左右质量提升的战略目标与举措。其次，需要注意领导与全员参与的完美结合。领导对于引领变革方向和激发变革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全员利益共识的全员参与是推动变革持续进行的内在和基层动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相结合方能获得最大的改革动能。第三，它还需要持续性的投人与努力。无论在人力资源方面，还是财力投人方面，都需要有持续的保障。这种高成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投人相一致。
一流大学是知识劳动密集型组织，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教师，允许教师从容地进行好奇心驱动和具有风险性的科学研究，需要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理解大学精神的高水平专业管理队伍。简言之，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营造一个条件充裕的物质环境、富有激励色彩的制度环境、宽容失败的心理环境，而这些无疑需要持续的投人和努力。加强高校质量管理的战略性是当前的高校质量管理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宋鸿雁(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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