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会计政策是指“企业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具体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会计政策有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之分（黄菊波等，1995），宏观会计政策是指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为了规范企业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订和发布的会计准则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会计准则；企业会计政策则是企业在宏观会计政策的范围内，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所选择的最能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准则、程序和方法的总称。至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即指企业利害集团（包括股东、债权人、注册会计师和企业管理当局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会计报告的编制者与会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但在现有的以会计准则为企业会计政策规范主体的模式下，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往往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其实是一门貌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的科学，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许多问题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会标准，因此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是各个利害关系集团如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等各方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张为国等，1997）。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所以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问题。从上述企业会计政策及企业务计政策选择的定义可以看出，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所谓经济后果（EconomicConsequence），是指企业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工会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换言之，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不同的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选择将会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失。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作弊是一种不通过实实在在劳动就可以改变业绩的捷径。因此，从本质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是借助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利益集团争取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动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结果证明，企业往往通过借助于形式多样的会计政策选择与博弃实现对于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1）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红利方案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会计报告利润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如果企业发生亏损，管理者就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确认，以减轻未来扭亏的压力，尽可能地提高企业未来的获利水平，从而提高管理者未来的报酬；（2）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越高，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以降低违反债务契约的成本并增大从债权人手中转移财富的可能性；（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本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递延税负等；（4）为避免政府和市场管制机构的关注，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平滑收益的会计政策，以使各期收益保持相对均衡；（5）对于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部门来说，其收费是受政府管制的，而政府在制订收费标准时常常会借助于资产收益率、投资报酬率等会计数据，这些部门可能会选择最有利于提高其收费标准的会计政策。由于存在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们不断尝试不通过实实在在地改善业绩就能获得盈利和增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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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现状的实证研究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结论。譬如，有研究表明（孙锋等，1999），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1）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2）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3）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对于无法摆脱被特别处理命运的公司，则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积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摘牌厄运埋万伏笔。以上种种行为，无一不是上市公司为了逃避市场监管实现于已有利的经济后果，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斗争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执行政府制订的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可选择的余地，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了较大的空间，允许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本意是让其选择最能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处理方法，但事实上却成了一些企业管理者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并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程度，产生了不良的经济后果。可喜的是，我国新出台的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已开始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我们期待着这些法规的实施对规范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能起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如已于2000年7月1日实施的新《会计法》第26条对公司、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明确作出了5项禁止规定。《具体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第4条和第5条也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三、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如上所述，会计政策的制订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由多方利益集团参与的政治活动，需要以“充分程序”来体现其政策制订过程的决策民主性，政治活动就要产生政治成本，主要包括寻租成本、税费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政治活动对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之一，因为政治活动是一种为转移财富而进行的竞争，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利性决定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通过制订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转移到政府手中（曼瑟尔．奥尔森，1995；张为国，1995）。政治成本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租成本。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寻租者从政府手中寻求某种特权如对现有政策的干预或变通，以此来获得较高的利润。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是谋求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和具体会计准则的选择权。例如，在美国制订会计准则的历史上，在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授权民间会计团体制订会计准则后，政府和非盈利组织自己也成立了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制订和颁布自己的准则；铁路业也制订了自己的准则，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组织曾宣布，行业内的非上市公司可以不遵守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某些准则，由此对寻租者谋求会计准则制订权的行为可见一斑。一旦会计准则制订的权利分配完毕，寻租者只有在现有的会计准则格局内，通过某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实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废井勘探成本和补偿性认股权问题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辩论即是如此。综上所述，不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可以视为寻租者的寻租过程，各方寻租的结果要么是一方取得绝对租金利润的控制权，要么就是各方瓜分租金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寻租者获得了租金利润，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则产生了寻租成本。（2）规模效应与政治敏感性。根据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企业规模假设，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即政治成本，如税收支出等）均大于小企业，可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其管理当局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会计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亦即政治成本的存在会使大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3）税负和收费管制。企业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一是表现为对资产计价的选择上，二是表现在对损益的期间确定及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对损益的调整上，在这两方面企业都会选择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所以，税费和收费管制成本与规模效应一样，也会促使企业选择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4）社会契约成本。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活动的制度安排，是社会相关利益集团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刘峰，1996）。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契约，会计准则如果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去讨价还价协商制订，其交易成本会很高且不一定能达成共识，那样将会是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选择，因此，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实施最好由具有“暴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国家或政府来完成（诺思，1995）。但市场主体面临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是任何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若事无巨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的制订和实施，交易成本就会过高，效率太低。因而，政府只能就一般性的会计规范即通用会计准则做出规范，而将剩余的特殊具体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和解决也许更有效率。所以，我们认为，由政府享有作为一般通用会计处理规则即宏观会计政策的制订权，而由各市场主体——企业享有剩余、特殊的具体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政策制订权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社会公共选择和制度安排（谢德仁，1998）。企业会计政策作为一组社会公共契约，其制订和实施必定要产生交易成本即存在社会契约成本，如何节约契约成本，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是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个政治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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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1、由于企业会计政策制订者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其制订与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完善。企业会计政策制订和选择中的有限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伺机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订新准则加以规范，政府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当旧有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或出现疏漏时，会再次引发政府和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是达到新的“纳什均衡”。这样，经过多次博弈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纳什均衡点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可以说，会计政策选择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会计政策的帕累托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得到日益公认的过程，更是一个会计政策日益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2、无论是宏观会计政策还是企业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都是一个相关利益者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进行的博弈斗争过程。从会计准则的制订到实施，自始至终贯穿着会计选择，各相关利益集团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参与会计选择过程，会计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过程。在每一会计政策选择中，各个利益集团都企图利用诸如促使或阻碍某项会计政策的通过或实施，利用会计政策的变通机会为自己谋利，力争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会计政策等手段进行博弈斗争，也正是在这一不断的动态博弈竞争中会计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会计实务日臻完善。
3、我国企业会计政策的核心即会计准则的制订尚未经过“充分程序”，没有能体现出企业会计政策各相关利益集团参与制订过程的决策民主性。譬如，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从整体上看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似乎没有体现出银行的参与，对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保障也不够，以至于出现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逃避技术上违反贷款合同约束，从而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笔者认为，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订环节应体现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在执行实施过程中应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可选择范围加以适度限制，这应是我国会计准则制订者进一步努力改进的方向。
4、一部人类会计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会计政策选择的历史。会计政策选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取决于诸如簿记成本、管制成本和社会契约成本等因素。现代会计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和现实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发挥着“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调节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杠杆和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职能，在现有的会计理论规范体系中，会计政策又起着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它受会计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又直接规范和制约会计实务，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会计信息的功能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质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必将伴随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博弈也将继续下去。“天下求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会计是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计，企业会计政策又是会计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我们都必须对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财务与会计》·戴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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