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昕，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宿迁经贸分院科研处。
关于人和文化的关系，德国人类学家修普勒斯纳做了这样的阐释：人天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始终生活在某种文化之中，其行为必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叶圣陶先生一贯主张阅读要还原作者原意。他在《读〈语文教学二十韵〉》中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强调阅读就是顺着作者思路，进入作者胸境。作为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作者，其思想也必然打上当地、当时文化的烙印。文化元素很多时候在阅读者和作者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阅读者可以经由这座桥梁与作者会面，从而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心情相契合。因此，阅读教学中，教师在组织、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时，也必须关注文化元素。反之，阅读教学中文化的缺位，会阻碍阅读者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误解或者消解作品的意义，从而让阅读成为阅读者自说自话的呓语。
一、文化缺位：导致对作品主旨和作品人物的误读
常言道：入乡随俗。方圆百里不同俗。一方文化养就一方人的行为习惯。
杨绛的散文《老王》被多种版本语文教材收录。粗略查了一下，人教版八年级（上）、苏教版高中教材必修三、江苏省职业学校语文教材都选用过。对于这样一篇被多本教材选用的文本，网络上有很多文章解读其主旨。最为集中的一种看法是：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旧社会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的故事，并且说出了作者对这样一个无依无靠车夫的怜惜与愧怍。
这样的主旨被很多人接受，笔者的学生中就有很多人认同此种解读。问及杨绛为什么会对老王有愧怍之情？很多学生把文章中这样的一段情节作为证据：凄苦、贫困、潦倒、疲病的老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瓶香油和几十个鸡蛋，老王自己不舍得吃，把它们送给了杨绛。杨绛接了老王的东西，文章这样写道：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连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学生的理由是：世间情谊无价，老王人家真心诚意地送东西给你杨绛，杨绛却给钱给人家，“情”怎好用“钱”来衡量，尤其是老王又处于“穷困”的境遇，这不是对老王的侮辱吗？因此，杨绛会对老王存有愧怍之心。这样的理解貌似符合人情世故，但学生忽略了事情发生的地域背景——老北京。
好面子、重情义是北京人的本色。老北京人把礼数看得比天大。说话办事，都要讲究一个面子，绝不能让人“拉不下脸来”。用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人物祁老爷子的话说：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在北京人的世界里，凡事都要谈一个“礼数”。在财物交换行为中，北京人是不能谈钱的，在北京人看来，谈钱，那真是一个“俗”，即便是真卖，也绝不能谈钱。《茶馆》中，王利发新店开张，好友常四爷带了两只鸡、几斤腌萝卜来贺喜。常四爷以卖菜为生，这鸡和萝卜自然也没有白送之礼。只是老北京人，觉得谈钱会伤了脸面。卖方言钱伤面子，买方不给钱，自然也不合礼数。往往是买卖双方，买方不讨价还价，卖方也不嫌多嫌少。《茶馆》写道：王掌柜给了，四爷看也不看，就揣在怀里。这就是老北京人，重情好义好面子，钱物来往却不谈钱，只在心照不宣之间，了了一段买卖。这好礼的风俗就左右了北京人的做事方式。早年间，北京还有一个风俗，就是穷苦人家得了稀罕物件，自己舍不得吃，就辗转送到相熟的富人家里，说是“送”给人家尝尝鲜，其实是一种婉转地“卖”，却不便明说。但被送的人家是明了这其中的意思的。这样看来。杨绛的行为其实是符合老北京人的规矩的，其实是杨绛人性善良的一种体现，自然也就谈不上对老王人格的侮辱。学生不了解北京人这样的风俗习惯，按照常理去理解杨绛的行为，也是正常，只是这样理解，显然是对作品人物的误读，也就使得我们的阅读消蚀了它应有的价值。
二、文化缺位：导致阅读的狭窄和认识的偏颇
语文教材中，收入很多有关女性命运的作品，比如《窦娥冤》、《祝福》、《边城》。不论是配套的教学参考资料，还是网上的很多解读文章，都会把这些女人命运悲剧的原因归结为阶级压迫。以至于教学这类课文时，学生的脑子好像电脑被安装了既定程序似的，不用老师解说，他们可以无师自通地揭示人物悲剧的根源是阶级压迫。这种缺失了文化参与的惯性解读阻碍了学生的思维，造成了学生阅读的狭窄和认识的偏颇，也让阅读消解了本质的意义。
以《祝福》为例，当我们把人物放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看看这些人物的悲剧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有什么原因。《祝福》是中学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揭示祥林嫂的悲剧根源也是阅读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到底是谁害死了祥林嫂？很多教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阶级压迫的说法，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真的如此？那么，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迫害是其本性凶恶还是另有原因？除了鲁四老爷之外，祥林嫂同一阶级的穷苦的人们在加剧祥林嫂悲剧的进程中，是否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真若如此，这样的一群人，是否都是恶人，如果不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阅读教学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带着学生去阅读作者的意图。批判鲁四老爷，是鲁迅创作的初衷吗？笔者在教学中，再一次听到学生以惯性思维推测祥林嫂悲剧根源的时候，抛出了这样一连串问题。
为此，笔者介绍了旧时绍兴抢婚习俗（抢婚一般发生在下层社会，抢夺的大多为丧夫的年轻女子，是一些因贫困娶不上妻子的男子的无奈之举，官府对此一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的态度，实际就是对抢婚的默许），联系文中祥林嫂的婆婆策划的带人抢婚一段，学生若有所悟。再介绍捐门槛习俗，学生明了“捐门槛”不是柳妈的发明创造，只是一方习俗，柳妈换成刘妈，只要在鲁镇文化的氛围中，也会身不由己地信奉这一陋俗。同样，鲁四老爷换成陆四老爷也一样，不是人做的恶，都是习俗惹的祸。法国文艺评论家罗丹在《艺术哲学》中做过这样的阐述：艺术家和作品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民间对贞洁的崇尚作为一种文化，绑架了生活于其间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祥林嫂自己。因为文化的参与，学生理解《祝福》的主题不是一句简单的阶级压迫所能概况得了的。从文化的立场来看，鲁四老爷和柳妈，甚至和祥林嫂都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的心理、言行都被这样的文化所控制，祥林嫂的悲剧就在于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陋习以一种无处不在的无形的力量死死地罩住祥林嫂，使她艰于呼吸，直至死亡。鲁迅的本意在于揭示这种残规陋习对于祥林嫂、对于整个鲁镇的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的戕害。文化的参与，让学生的阅读行为更靠近作者的写作初衷，从而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
三、文化缺位：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
语文与文化紧密相依，应该说已经成为语文教师的共识。但是，在教学实施中如何体现让学生理解文化，很多教师选择了说教。但是说教，只是一种剥离于学科本身的外在的行为，说到底，跟语文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教材本身蕴含丰富的文化意义，阅读者倘不能以文化的视角参与阅读，语文教材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自然就得不到挖掘，很多可贵的教学资源必然招致流失。
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教学为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选自《论语·先进》，作为《论语》中篇幅较长的一篇作品，历来被研究者作为研究孔子思想以及孔门弟子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源，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苏教版中等职业学校语文第一册都把此文作为保留篇目，也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学生体会孔子思想内涵以及智慧的重要文本。
无论是语文教学的责任所在，还是学生素养提升的教育追求，让学生接受《论语》文化的熏陶都是必需的教学行为。事实上，语文教学参考书也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很多老师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更多的是通过架空的文化说教，浅表化地完成教学目标。文章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在说教中招致流失，从而消解了教学的效度。文本本身蕴含有哪些资源，可以作为领悟孔子思想内涵的阶梯？笔者从引领学生阅读问题开始挖掘探究。文章的题目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结合教材注释，学生了解四人的姓名字号和年龄：子路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小孔子9岁；曾皙，名点，字子皙，约小孔子20岁；冉有，名求，字子有，小孔子29岁；公西华，名赤，字子华，小孔子42岁。四个人的排序暗含了儒家“以齿为序”的文化。因为题目为辑录者所加，所以以“字”称四者，以表尊重；而文章中孔子称四者，则是直呼其名，因为他们之间是师生关系。称呼的变化蕴含了儒家“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礼”文化。仅是一个文章的题目，就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文化。文章主体为“四子言志”：子路之志是使“民有勇且知方”，侧重强国却不忘使得百姓懂礼；公西华之志是“足民难为礼乐”；公西华之志是“宗庙会同小相”，三者之志虽然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都遵循孔子“礼乐治国”的思想。尽管孔子只对曾皙之志大发感慨，言“吾与点也”，但是，四子之志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弘毅进取的精神，修齐治平、礼乐治国的思想精髓。
知识本身具有自身内在的立体结构。知识，在内在层次上，可以划分为符号、规则、解释性与描述性意义（表层含义）、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四个层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是隐含在知识深层的一种结构。执教者若以文化的自觉传递知识，知识的传递过程就会成为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引导过程，知识传递本身就成为一种丰富的教学资源，并不需要通过额外的说教进行文化的传递。
四、文化缺失：阻碍阅读多元化
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多元化阅读成为语文教育者的共同追求。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总之，对文本解读必会产生“多元”的。但是，文化的缺位，很多时候会阻碍多元化阅读，造成阅读的浅表化和单一化。
以《林黛玉进贾府》的阅读为例。作为古典文学名著的节选，《林黛玉进贾府》一直被中学语文教材收录。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关于她，红学专家王昆仑有一句名言：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
“人教社”的旧教材《高中语文》第四册《林黛玉进贾府》一文的课前“预习提示”说：“课文虽然是节选，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已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凤姐的泼辣和虚伪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文后面的练习又说，对王熙凤的外貌描写，表现了她的刁钻狡黠、谄上欺下的性格特征。
“人教社”的旧版“教学参考书”也说，王熙凤是一个精明能干、惯于玩弄权术的人。她为人刁钻狡黠，明里是一盆火，暗里是一把刀。由于对上善于阿谀奉承，因此博得贾母的欢心，从而独揽了贾府大权，成为贾府的实际统治者。新版《高中语文》课本的“课前提示”与“课后练习”以及新版“教学参考书”的人物形象评析，同旧教材完全是一个调子，毫无二致。
不同时代的教参对王熙凤的评价都持负面态度。其外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其穿着是彩绣辉煌，其行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人皆屏息她独放诞。在“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贾府，她的言行却与恭瑾相悖，可以当着众人之面，批评王夫人恐是记错了；即便在老祖宗面前，也敢叮嘱黛玉：“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子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句句不离“只管告诉我”，丝毫不怕有越礼之嫌。这样的一个人物，教参作那样的评断，似乎确实有理。以传统的女性文化立场来评价，王熙凤确实与中国三纲五常的文化要求差距甚大。给她一个全盘否定，连她自己都觉得不亏。用她自己话说：“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
问题是，阅读活动的时间起点都在当下，阅读者的阅读活动必然打上其生活经验的烙印。阅读过程必然要穿越文章和阅读者所经历的生活。当现代文化不再以“服从、贤淑、娴静”作为女性美德的文化标杆，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女强人成为正面形象，擅长人际交往也成为一种社会需要，王熙凤善于针对交际对象组织语言，交际时能依据交际需要，揣摩他人心理，顾及他人情绪的交际行为就成为值得肯定的一面。
事实上，阅读教学中，缺失现代交际文化的立场，一味地秉持教参滞后的观点组织教学，必然屏蔽文本丰富的内涵和对学生当下生活的指导意义，阻碍多元化阅读的真正实现。当教学成为教师的自说自话，也就意味着教学价值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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