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Chen和Starosta(2000)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对浙江大学外国留学生进行测评，从性别、国籍、宗教信仰、是否参加过跨文化培训、来华时间、汉语学习时间六个方面对不同身份类别留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为高校招收来华留学生提供指导;并通过探究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因素及五维度之间相关性分析，为提高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培养过程中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文化差异提出科学性指导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数据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学习，同比增长5.77%。
面对不断增多的留学生，如何保障其心理健康、学业成就和个人发展，除了学校提供的资源之外，留学生自身对留学所在国文化的接受与适应程度影响重大。留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顺利渡过跨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美国跨文化交际领域著名学者Chen和William J. Starosta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跨文化敏感度是一项重要因素，是从感情层面出发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对跨文化敏感度的测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被试对象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
通过测评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对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各个层面进行研究和分析，探寻性别、宗教、国籍等可能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因素，从而对不同身份类别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为高校招收留学生以及培养过程中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二、概述
在国际跨文化交际的主流研究中，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一致是由复杂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因素造成的，而跨文化敏感度体现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情感对交际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现有的研究只针对特定国家或某个区域来华留学生，没有开展大范围调查研究，且很少从微观上探索影响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的因素，对不同类型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没有比较，而事实上只有探究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得采取科学方法去提高其跨文化敏感水平。
三、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以浙江大学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Chen和Starosta2000年开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第二部分为采集个人信息。共发放调查问卷519份，回收问卷169份，无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32.6%。问卷回收后，将问卷中的9个反向题的计分进行数据转换，使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测算。
(一)效度分析与信度检验
调查问卷的KMO参数为0.818，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119.731，P值为0.000，达到显著水平，Cronbach's α的检验值为0.838。这说明该调查问卷设计的研究问题有效，且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
(二)总体水平分析
Chen和Starosta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共24项，满分为120分，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其跨文化敏感的程度越高。经检测，169名学生的总分平均分为94.68，按照周杏英提出的评定标准，此分数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30.8%的学生属于优良水平，72.8%学生处于中等以上水平。
(三)五维度分析
1.因素分析。留华生总体跨文化敏感度的得分均值为3.945，其中互动享受和尊重文化差异得分最高，分别为4.213和4.107，互动投入、互动信心、互动专注均值在4分以下。
2.相关性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五个维度间存在显著相关，说明跨文化敏感度内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其中，互动信心和互动享受相关性最高，超过0.5达到强相关，这说明有较强自信的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更享受不同文化带来的差异，能获得更多的愉悦感，同时互动享受的提高也提升了交际信心;尊重文化差异与互动信心、互动享受相关性0.227，互动信心和互动关注相关性0.297，为弱相关;其他维度相关性在0.4～0.5之间，呈中等相关。
(四)影响因素分析
1.性别：男性被试104人，占61.5%，跨文化敏感度均值3.952;女性被试65人，占38.5%，均值3.938。女性在互动投入、尊重文化差异、互动关注上比男性稍高。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在互动信心上，男性均值为3.892，女性均值为3.628，P值小于0.05，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男性在人际交往中比女性更能融入其中，表现得更具有信心。
2.洲别：169名被试来自46个国家，分布世界五大洲，本文以洲别为变量，其中亚洲119人，欧洲19人，美洲16人，非洲14人，但大洋洲只有来自澳大利亚的1名被试，样本量过小，因此主要分析了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四大洲。从结果来看，在互动投入、尊重文化差异、互动信心和互动享受四个维度，四大洲学生没有显著差异，在互动专注上，美洲学生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更善于观察(P=0.012)，对话语中微妙的含义更为敏感，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
3.宗教信仰：被试中信仰伊斯兰教65人，佛教28人，基督教37人，信仰其他教派13人，无宗教信仰26人。本文以信仰世界三大宗教和无宗教信仰学生做比较分析，在互动信心上，信仰伊斯兰教学生较其他宗教信仰学生均值显著增加(P=0.014)，其他四个维度无显著差异。而信仰基督教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低于其他被试。
4.跨文化培训：通过调查，共有40人接受过跨文化相关培训，129人未接受过培训。接受培训后，互动投入显著增加(P=0.030)，说明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参与感增加，思想更开放，其他四个维度差异不明显。5.来华时间：从时间分布来看，来华时间1～3年居多，64.5%的留学生在华时间小于3年，10年以上占3.5%。从总体看，跨文化敏感度变化符合跨文化交际适应变化，跨文化敏感度随着时间的增长先下降，1～3年处于蜜月期，3～5年降至最低处于敌意期，5年后逐渐适应达到稳定。五个维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6.汉语学习时间：据统计，64.5%的学生学习汉语时间为3年及以下。汉语学习时间与来华时间对跨文化敏感度影响呈现相似的变化。
四、讨论与分析
针对我校留学生，叶敏对短期来华留学生进行测评，我校留学生跨文化敏感程度较高。以下是对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六个因素的简要分析。
1.按照性别区分，差异表现在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互动信心。
2.因被试国籍分布广，因此本研究按照洲别进行比较，美洲学生在互动专注上表现出色，因为问卷并未针对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撞击，且留学生的文化交际对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学生，所以亚洲学生并没有显现出优势。
3.在宗教信仰上，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主动、及时处理问题，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穆斯林深知人与人之间看问题角度、立场不同，难免会有摩擦与矛盾、分歧与纷争，因此在交往过程中更具有信心;而基督教徒在跨文化敏感度上低于其他被试，根据其宗教历史，犹大出卖了耶稣使耶稣受难，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可能影响了跨文化交际。
4.叶敏使用ISS量表研究发现短期培训后跨文化敏感度没有显著增加，针对我校留学生，接受的跨文化培训质和量不统一，只能笼统地得出结论，参加过培训后主观上参与跨文化交际的意愿提高。
5.针对来华时间和汉语学习时间两项变量，随着时间的增长，跨文化敏感度水平并不呈现线性增长，它符合跨文化适应的变化曲线，本研究明确了跨文化敏感度水平变化的各个时间节点，对高校开设不同时长的学习项目有指导意义。
通过分析上述六因素，对不同身份类别留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行比较，可以为高校招收留学生提供理论指导。
五、总结
虽然从研究结果看，性别、国籍、宗教信仰和跨文化培训只能影响跨文化敏感度的其中一个维度，但跨文化敏感度内部五个维度之间显著相关，虽然性别、国籍、宗教信仰这三个因素基本不会改变，但跨文化培训是可变量，例如，通过文化学习，使学生了解文化差异，尊重他国文化，提高了互动投入，在交流中思想不狭隘，能做到换位思考，从而进行愉悦的交际，提高了交往信心，最终达到提高跨文化敏感度的目的。由此可见，高校开设跨文化培训的重要性。而研究发现的随着来华时间、汉语学习时间变化的时间节点，便于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跨文化教育。
当然，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一是从时间变量上，可使用M. J. Bennett开发的DIMS模型研究，该模型显示的是动态变化，Straffon运用DIMS模型得出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与学生在校的时间长短正面相关，因此，结合现有研究结果，可使用DIMS模型对个体进行追踪调查;第二，可以继续探究潜在的影响因素。例如，周杏英和彭学敏研究发现《英国文化》课程学习在一定程度提高了跨文化敏感度水平，同理，针对留学生开设的《中国概况》可以作为文化学习的变量继续研究。希望通过对跨文化敏感度的进一步研究，为提高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指导。
作者：汤沁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 2016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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