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以金盛华等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和自编的“家庭基本情况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苏州市3所高职院校的780名高职生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高职生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重视程度排序总体上是相当一致的。但是对职业价值观个别雏度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一、前言
从高校扩招和以“三改一补”方式增办高职院校以来，我国高职教育蓬勃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无论与发达国家的高职教育进行横向比较，还是与国内的本科教育进行纵向比较，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仍然是滞后的，而这也导致了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必然是滞后的。“以就业为导向”是我国高职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职业价值观研究对于指导高职生就业、澄清高职生职业追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意义深远。目前，国内关于性别、年龄、专业等个人背景对职业价值观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关于家庭地理位置、家庭经济水平、家庭文化程度等家庭背景对职业价值观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顺应了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填补了高职生职业倾向性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将金盛华等〔’〕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和笔者自编的“家庭基本情况问卷”作为测量工具，使用spss12.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分成目的性和工具性2个取向，共计34个项目。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内隐的动机性标准;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外显的条件性标准。前者包括家庭维护、地位追求、成就实现和社会促进4个维度，后者包括轻松稳定、兴趣性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职业前景和福利待遇6个维度。问卷采用李克特(liken)自评式5点量表记分，具体记分方法是:5=“非常重要”;4=“比较重要”;3=“中立”;2=“较不重要”;1=“很不重要”。“家庭基本情况问卷”由笔者根据事实编制的客观选择题构成。
(二)被试
笔者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从苏州市3所高职院校的12个专业选取780名高职生作为被试，以专业为单位组织了12次集体施测，施测前编制了“施测程序和注意事项”，施测时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分层随机抽样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确保性别比例、年级比例、文理科比例的基本平衡。正式施测共发放问卷7so份，回收问卷7so份，回收率100%;回收问卷中无效问卷24份，有效问卷756份，有效率96.9%。
三、结果
(一)家庭地理位置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1，城乡因素
分别计算来自城市、农村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与标准差，对城、乡高职生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城、乡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城、乡高职生在轻松稳定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城>乡，p<0.05)。
2.区域因素
随着江苏省经济与社会的蓬勃发展，我省已全面实现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了适应我省的历史性转变，省委省政府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以地级行政区划为依托，兼顾自然地理环境，将全省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3大区域。其中，苏南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5市;苏中地区包括南通、扬州、泰州3市;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盐城、淮阴、宿迁5市。笔者以此为分类标准对来自不同区域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比较。
分别计算来自苏南、苏中、苏北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苏南、苏中、苏北高职生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苏南、苏中、苏北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苏南、苏中、苏北高职生在成就实现维度的平均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5.077,p<0.01，南<北);在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分的平均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4.960,p<0.01，南<北);在福利待遇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10.179,p<0.001，南<中、北)。
(二)家庭经济水平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全省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显示，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收人15249元(以一家三口计算，相当于城镇家庭平均月收人3812.25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人5813元(以一家三口计算，相当于农村家庭平均月收人1453.25元)[z}。此外，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k2oo6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显示，截止2005年底全省城镇人口3774.62万人，占总人口的50.5%，农村人口3699.88万人，占总人口的49.5%}’}。笔者根据以上数据将全省家庭平均月收人粗略估计为2644.545元。结合正式施测问卷的选项设计情况，笔者将月收人2000--3000元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人家庭”，低于2000元的家庭定义为“较低收人家庭”，高于3000元的家庭定义为“较高收人家庭”，然后以此为分类标准对不同收人家庭的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比较。
分别计算不同收人家庭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不同收人家庭的高职生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不同收人家庭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较高收人家庭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中等、较低收人家庭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kendall,m.g.)和谐系数w=0.975(p<0.05);不同收人家庭的高职生在轻松稳定维度的平均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二4.890,p<0.01，高>低)。
(三)家庭文化程度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1.父亲学历
分别计算父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父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和初中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父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成就实现>社会促进>家庭维护>地位追求，肯德尔和谐系数w=0.911(p<0.05)。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和小学及以下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父亲学历为初中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和谐系数w=0.975(p<0.05)。父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在轻松稳定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4.372,p<0.05，高>小)，在薪酬声望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688,p<0.05，高>初)。
2.母亲学历
分别计算母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母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母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母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母亲学历不同的高职生在成就实现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4.493,p<0.05，高<小)，在轻松稳定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4.279,p<0.05，高>小)。
四、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高职生对职业价值观个别维度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重视程度排序总体上是相当一致的。
(一)通过计算肯德尔和谐系数，笔者发现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高职生在评价和选择职业时对内隐动机性和外显条件性标准的重视程度排序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类型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具有比较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价值观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价值取向的总格局。当前，我国的政治局面稳定，社会发展和谐，主流文化鲜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高职院校的教学方法与管理体制、高职生接受的专业定向教育与所处的校园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也都比较统一，这深刻影响了高职生的职业价值判断，直接导致了高职生群体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职业价值观。
(二)通过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笔者发现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高职生在评价和选择职业时对某些具体职业价值尺度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来自城市的高职生比来自农村的高职生更加重视轻松稳定，北方的高职生比南方的高职生更加重视成就实现、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体和福利待遇，高职生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越重视轻松稳定，父亲学历越高的高职生越重视轻松稳定、薪酬声望，母亲学历越高的高职生越重视轻松稳定，而越不重视成就实现。
家庭地理位置差异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和文化氛围有关。目前，虽然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合理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但是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就江苏省而言，城市地区和苏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文化相对开放，人们在享受优越生活的同时往往降低了职业的进取心和成功欲，转而更加关注职业的轻松性和稳定感;农村地区和苏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相对保守，人们在追求改善生活的同时往往无暇顾及职业的轻松性和稳定感，转而更加迫切渴望事业的成功和物质的丰富。
家庭经济水平差异可能与生活质量和改进生活的愿望有关。来自富裕家庭的高职生常常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满足于现有生活的维持和延续;来自贫困家庭的高职生常常会不甘落后，奋发图强，执著于现有生活的改进和提高。因此，高职生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往往越重视职业的轻松稳定。
家庭文化程度差异可能与家庭教养和文化熏陶有关。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往往更加以人为本，父母充分尊重子女的个性特点，客观评价子女的自身潜力，合理定位子女的发展方向;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更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父母注重激励子女的成才愿望，充分调动子女的学习积极性。两种不同的教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追求，从而导致家庭文化程度越高越重视轻松稳定，而越不重视成就实现。实际上，家庭经济水平差异、家庭文化程度差异与家庭地理位置差异主要集中体现在轻松稳定和成就实现两个维度上，三者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
总之，家庭背景对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个别维度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显著的差异。我们应当客观分析其中的利弊因素，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有效抑制消极因素，根据高职生的不同家庭背景有针对性地加强职业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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