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周作人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也是至今全译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的唯一一人。其翻译活动和五四时期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周作人；石川啄木
翻译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研究日本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与其兄鲁迅一起被誉为五四文坛上的“周氏兄弟”，又曾与胡适，鲁迅齐名，被尊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巨人之一。但同时，他又是中国文坛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在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的屈指可数，可他的成就却没有被赋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周作人一生的译作中，日本文学的译作占到六成，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中是真正的以严肃的态度来系统发掘日本文学宝库的学者之一。
石川啄木作为日本的“国民诗人”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石川啄木的和歌不仅口语化还很生活化，他用非常平易的语言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批判都融人到了那31字中。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诗的魅力，是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很重要的一部分。主要作品有两部歌集（《一握砂》、《悲哀的玩具》）和一部诗集（《叫子和口哨》）。一.翻译作品周作人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也是至今，全译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的唯一一人。他以白话散文体翻译日本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 1920年7月2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石川啄木的《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拉开了近半个世纪与石川啄木交集的序幕。1921年8月《新青年》登载周作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里面有石川啄木的诗歌5首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一勺可可》、《激论》、《旧的提包》（按即《打开了旧的提包》）、和《飞机》。1922年5月周作人在《诗》发表了《石川啄木的短歌》，其中有4首和歌（选自《悲伤的玩具》）。1922年6月又在《努力周刊》，发表文章题为《石川啄木的歌》。其中收有17首和歌（选自《一握沙》6首《悲伤的玩具》11首）。1925年《陀螺》收录了以上的21首和歌，改题《啄木的短歌》发表。1922年7月10日周作人开始了《两条血痕》石川啄木的自传体小说的翻译， 1927年10月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他在后记中详细介绍了石川啄木的生平及作品，并说到《两条泪痕》是石川啄木幼时的回忆，混合“诗与真实”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这篇小说面世后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先后被收录到1924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日本小说集》和1927年10月开明书店出版的《两条血痕及其他》(周作人译)中。并于1930、1931年三次再版。而周作人翻译的这部译作也受到了了日本文学界的关注，岩波版的《啄木全集》第四卷的后记中就附有译本的照片并对译作做了介绍。之后的近40年，周作人孜孜不倦翻译石川啄木作品，并与196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石川啄木诗歌集》，其中有周作人全译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诗论《可以吃的诗》；诗集《叫子和口哨》。 200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如梦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为1962年版周作人翻译的部分。可以说周作人是中国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第一人，也是介绍石川啄木的第一人。正是因为石川啄木诗歌中所描绘的年代境况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相同点、能唤起读者的同感。周作人才翻译了石川啄木的作品，二.翻译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的作品并不是毫无选择的，他选的大多是石川啄木1910-1912年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和诗论《可以吃的诗》。而他大量发表啄木的译作则是1920年之后，也就是五四时期。“在啄木出现以前，短歌咏的主要是自然景物，即使涉及到人民的现实生活，取材的范围也极其狭窄，只不过像情歌中的男女爱情或骨肉之情，都是些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啄木第一个打破了短歌中这种陈旧的束缚，把短歌解放，让它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i石川啄木是20世纪初期日本日本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优秀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而且，石川啄木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倾注了革命的思想，使自古就有的短歌这一形式和革命相关联起来。《可以吃的诗》是一篇诗论，在文中他主张“我们所要求的诗，必须用生活在现在的日本，使用现在的日本语，了解现在的日本的情况的日本人所作的诗”。啄木的短歌打破了日本古典短歌必须是一行的成规，改作按内容的内在联系分写为三行，并舍弃了古典雅语而采用了现代口语。在他看来，成为诗人的资格是非“人”不可，而且“非得是具有凡是普通人所有的一切东西的那样的人”。 1919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号召以语言和笔为武器，提倡民主运动反对封建专制政治，提倡科学反对封建，树立摽榜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推进社会近代化发展。同时，他们非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积极投身于翻译活动中。周作人作为响应新文化革命运动，提倡新文学的先导者之一，也积极投身于翻译事业中，可以说周的翻译活动是新文化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关于翻译的目的，1918年4月19日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提到：“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看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创作一面，姑且不论也罢，即如翻译，也是如此。……我们要想救这个弊端，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特的文学来，日本就是这个榜样”。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文学翻译的一个目的就是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力图利用翻译改造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及言语。周作人可真的算是眼光独到，把引进新思想和引进新形式联系在一起，从而规避了旧形式对新思想的影响。而为什么选石川啄木的作品，归其原因，周作人曾在《啄木的短歌》一文中，提到:“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石川啄木这种不拘俗套、叛逆、改革的诗歌风格正和当时周作人的内心里那种冲破旧思想旧传统，同旧文学斗争开创新文学的冲动产生了共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周氏翻译啄木的作品目的有两个：目的一：为新文化运动服务。周作人翻译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新文化革命运动服务。他在翻译过程中一直持有明确的目的性，他把翻译看作是创立新文化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从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及翻译作品时的翻译观，都直接服从于这个目的。周作人搞外国文学翻译，是要创造新的文化和文学形式。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向中国介绍外国的文学和文化，通过和外国的文学和文化形式对比，反省出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点。目的二：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周作人在《论翻译》一文中曾提出：真正的翻译，“应当竭力保持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该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在他着来，要给中国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带来撞击，就必须是这种“中不象中，西不象西”的外国语言。而在新文化运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翻译不能作为艺术，它的职能就是一种媒介和工具。 关于这一点，瞿秋白在论及翻译与中国语言变革之间的关系时曾写道:“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周作人为什么要这么偏爱石川啄木的作品，并且要用白话文来翻译。他的目的就是引进国外的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为当时新语言系统的创立注入新的词汇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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