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历史还原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所谓历史还原，一是追溯现代文学的传统根源;二是还原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脉络;三是探宄现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三者相互关联，后两个方面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不透彻地了解现代社会文化背景，就无法清晰地复原文学史的原生态，无法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本来就带有史学性质，50年代正式创设以来，历史视角一直得到强调。但是，文革前，现代文学学科所引入的历史大半是新民主主义史，因为这一学科建立的重要动机，就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提供佐证。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视角有所扩大，但新民主主义史视角对文学史研宄与叙述仍有很大影响。如果仅仅留意新民主主义史，许多文学史现象便得不到准确的把握，甚至还会产生认识上的误区，因而需要引入民国史视角。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使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能因为有不足之处就判断它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运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在文学革命的背景叙述中，对辛亥革命一破一立的历史功绩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到了具体阐释作品--如《阿Q正传》--时，则往往偏重于对辛亥革命的批评，认定阿Q的悲剧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必然结果。其实，成功的革命也可能伴随着期盼者、参与者或观望者的个人悲剧，况且一个中篇小说未必要承担起对辛亥革命全面评价的任务，然而，在通常的阐释看来，仿佛辛亥革命除了留下遗憾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遗产。我们常常夸耀现代文学有可贵的现实主义传统，难道现代文学对辛亥革命就没有肯定性的表现吗??事实上，并非没有，如鲁迅小说、杂文中多次写到剪掉作为清朝标志的辫子的快慰，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郭沫若的自传《反正前后》与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更是真切地描写了从四川保路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发展进程，揭示出辛亥革命的必然性。通常的阐释之所以偏重于负面性的表现，而对正面表现轻描淡写、甚或视而不见，一是因为辛亥革命自身存在着缺陷，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那一代作家品味到期待落空的失望，在作品中留下了苦涩的记忆与痛切的批判；二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推翻民国政府的前提下建立的，而民国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要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否定民国，就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或贬低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殊不知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结束封建专制、创建民国，哪里会有后来的社会变革、文化演进与新文学的萌生发展。
二、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
范烟桥在《最近十五年之小说》中说：“中华民国之建立，于中国历史上为新局面，一切文化，一切思想，倶有甚大之变动。最要之一点，即曩时小说，受种种束缚，不能自由发表其意志与言论，光复后，既无专制之桎梏，文学己任民众尽量，无丝毫之干涉与压迫。故小说在此十五年内，非常发达，最 近之十五年，谓为中国小说史全盛时期之沸点，亦无不可。”其实，何止1926年以前，也不止小说，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都与民国框架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说：“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就政体性质而论，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4，这本来应该属于起码的历史常识，但现当代文学研宄却常常忽略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著述中指称的“共和国”，在撰述者与读者的意念中自然而然地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前面世的一部学术著作，书名为《共和国文学50年》151，时间范畴指的是1949年至1999年，其命名颇具代表性。实际上，民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等都是在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发展的。如果不是民国，像袁世凯似的独裁者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现代文学也不会有今天所能看见的格局和成果。
民国史若以政府为标志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南京临时政府阶段（912年1月~1912年3月）二是北洋政府阶段（912年4月~1928年6月）三是南京政府阶段(927年4月~1949年9月）6。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着手制订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912年1月2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912年3月11日颁布，以下简称《临时约法》，带有宪法性质）等。《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言论、集会、结社、书信、迀徙、信教等方面的自由权，享有请愿、诉讼、任官考试及选举和被选举等方面的权利；同时，亦有纳税和服兵役之义务等17。约法、法律、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立国原则、民族统一、领土范围、机构组成、官民权利，下至禁烟、禁赌、剪辫、革除缠足、官民称谓等，为全面展开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
北洋政府阶段，虽然出现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国家元首频繁更迭，内阁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但是，“也还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初步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进步”。正是在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法律保障、新闻出版兴盛、信息传播迅捷的背景下，才有蔡元培所主持的北京大学的改革，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才有新文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喜人长势。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本年起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又以教育部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及其施行细则，正其科目名称为“国语”，确定了初等小学四年间纯用语体文，并将国语教材编写列入曰程。教育部的一系列举措等于确认了新文学的合法性，也促进了国语的统一与推广，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南京政府阶段，尽管其间曾有大动干戈的派系斗争，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趋势逐渐加剧，最后政治严重腐败，民主共和功能变质，因而理所当然地被新中国取而代之;但是，不能否认，在长达22年的历史进程中，南京政府对于中国的进步也并非无所作为。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势凌厉，张作霖无奈地退出北京，意味着北洋政权的终结。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宣布东三省即曰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1101，至此，除了台湾早在甲午战败后割让给日本之外，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全境。由于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中国度过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的难关，1936年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国民经济的顶峰，为新文学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也为随即到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30年代，新闻出版业大规模发展，从文学期刊来看，1927年4月~1937年7月，共创刊1186种112，比此前12年创刊的350种超出两倍多，仅1934年新出版的期刊，就约有400余种，故有“杂志年”之称。由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上海的繁荣，鲁迅等职业作家可以凭写作谋生，就连投身左翼政治活动的夏衍等也能够靠稿费维持生活o
国民党、国民政府内部乃至整个社会，始终存在着民主与独裁两种力量的矛盾。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内反蒋政治派别和地方实力派的呼吁下，1930年5月国民大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这部新的约法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国民拥有“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等20多项权利义务113。1914年、1930年还分别由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颁布了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出版法》。当然，在具体实施中，法律原则大打折扣，而且还有军阀、特务及外国势力践踏法律114，但毕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作家的人身权利与著作权能够多少有所保障。陈独秀四次被捕，30年代左翼作家的被捕，多为政治缘故，而非文学原因。1925年8月14日，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8月22日，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状，1926年1月17日，鲁迅控告胜诉，教育部取消免职令。30年代，据说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但始终未经确认。当时，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若是真要缉捕，怕是几次避难也难以避免。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对官场、军界多有辛辣的讽刺，并未因此而遭受查禁。抗战期间，《八十一梦》讽刺当局贪贿成风、磨擦有术，十分犀利，当权者也只是派人威胁性地劝说，并未将作者真的送进息烽集中营。当局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时查禁左翼出版物，但也不敢做得太过，有的禁了一段又开禁，有的加以修改或换一个名目之后亦能重新登场。1934年3月14日《大美晚报》载，沪市党部奉中央党部电令，“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经请愿，“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1151。现代书局曾发行过《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刊物，遭到当局禁止之后，又出过带文教。
有官方色彩的《前锋》杂志，反应冷清。1932年5月1日创刊的《现代》杂志，基本贯彻了中间色彩的办刊原则。在截至1935年5月停刊的三十四期《现代》杂志（另有两期为综合性刊物）中，既有自由主义文学理论文章与现代派诗歌小说，也有左翼文学理论与创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鲁迅纪念左联五烈士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茅盾的《春蚕》，洪深的《香稻米》、艾青的《芦笛》;还有民主主义作家锋芒毕露的作品，如老舍对时政与政党政治左右开弓的《猫诚iS?。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舆论一片哗然，《现代》杂志于1933年7月1日出刊的第3卷第3期上刊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一组四张照片，寄托急切的关注。第3卷第4期，又借一封读者来信猛烈抨击“黑暗的强暴无理的”社会，读者来信的语气十分激烈，直言“法西斯蒂的毒雾，己从德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了”，呼吁“应该认清了目前的大势，执着一个目标，向前奋斗'自由主义者胡秋原也在《现代》第3卷第2期发表杂文《中日亲善颂》，以迭出的反语、逼人的锋芒，抨击当局“攘外须先安内”的方针。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当局后来派员来“革新”，《现代》销路大减，“无疾而终”。但在《现代》存续期间，能够发表上述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三、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
西方的国家理论一般把国家分为三种形态：原始国家，君主帝国，现代民族国家。就中国而言，如果说夏商周尚属原始国家的话，那么，自秦代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华民国则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屡屡遭受列强的侵凌，民国史上，发生了一系列涉及中外关系的重要事件，如1925年五卅惨案、1928年济南惨案、1928年皇姑屯事件、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等。现代文学对于愈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予以关注，围绕着这些事件，产生了许多作品，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现代文学研宄对此缺少足够的关注，出现了种种问题。
一是历史叙述不准确。1934年11月21日，鲁迅在为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所做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载第1卷第5期）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不少文学史著述都毫无保留地征引这一表述，有的还加以发挥，诸如兵不血刃、未放一枪就放日本侵略者进来，任由侵略者践踏云云。实际上，最高当局虽有不抵抗的命令，但东北官兵并非全都任人宰割。九月十九曰凌晨2时许，当日军迫近沈阳北大营营房四周的铁丝网时，第7旅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还击，与敌人展开巷战，激战至3时许，官兵在伤亡300余人后才突围撤出。19日凌晨，长春守军被炮声震醒，未死者奋起抵抗。此后，东北各地官兵断断续续苦战了四个多月，大规模的战役有江桥抗战1161、营沟(锦州）阻击战、哈尔滨抗战等，到1932年2月5日，日本才占领了东三省。田汉、楼适夷等作家曾有作品反映东北军与义勇军抗战的事迹，但一些文学史著述宁可征引上述鲁迅的杂文话语，也不肯顾及历史事实与文学实际117。此类舛误不止一二，就连《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1181也把1932年5月5日签订的《淞沪停战条约》（又称《上海停战协定》)列在了1936年。
二是曲解或遮蔽。关于济南惨案，《现代评论》、《东方杂志》、《真美善》、《流沙》、《文化批判》、《思想》、《现代小说》、《乐群》、《春笋》、《晨报副刊》、《前锋周报》、《世界日报》、《申报?自由谈》等有至少75篇作品予以反映；关于中东路事件，当时《国民日报》、《前锋周报》、《前锋月刊》、《民声周报》、《申报?自由谈》等刊物有30余篇以上的文学作品加以表现119，但绝大多数文学史叙述却对此很少理会，所提及的《国门之战》等极少作品也只是作为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靶子才出现的。
民国期间最大的民族危机莫过于日本的全面侵华。中国忍无可忍，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面抗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举国家之力，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作为时代镜子与心灵征象的文学，自然而然地描绘了恢弘壮丽的抗战画卷。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对抗战初期爱国激情高涨的抗战文学热潮与空前的文坛统一，都会给予积极的肯定，对于正面战场文学，通常只是限于抗战初期的卢沟桥抗战、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至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以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为标志）的叙述，则强调敌后战场文学，而对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很少提到，要提及也是对部队军阀作风、军纪废弛、作战溃败的愤懑与抨击。在如此叙述框架中，若想真正了解正面战场，全面认识抗曰战争的历史进程，恐怕会有不小的遗憾。换言之，如果仅凭文学史著述中的抗战文学，很难想像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事实上，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与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22次，其中武汉沦陷之后有16次，此夕卜，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緬甸作战。国民革命军作为国家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时达到350余万。陆军伤亡、失踪达321万人(其中阵亡132万人，负伤176万人，失踪13万人）因病消耗93万人，逃亡32万人。两项合计416万人。|2()|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20余名，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校尉1.7万。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的日军将领40人以上），连同受降曰军128万人、伪军104万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135万多人。
作家以多种方式投身于抗战洪流，有的作为记者赴战地采访，有的到前线部队慰劳、访问，有的参加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抑或隶属于各地方各部队的文艺团体，深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有的到正面战场部队从事文化工作，有的参加战斗部队，担任下级军官，一边工作、战斗，一边从战场汲取素材创作；即使未曾上过前线的作家也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正面战场，赋之以文学形象。作家饱含激情，创作出大量正面战场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结集出版者有60种以上，剧本140余部，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几乎难以数计，长篇小说有《南京》、《虎贲万岁》等，此外，还有不少旧体诗词、鼓词、快板、评书、电影等作品。文学以新闻似的敏感追踪前线的战况与战局的发展，如实地表现出战争的惨烈，让人为之震撼，在血与火的交迸中，热情讴歌抗战将士的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表现正面战场的广阔场景与各个侧面，其中包括对其阴暗面的犀利揭露与深刻剖析，而且也有对于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沉思。正面战场文学真实地描绘出民国面对危机时挽狂澜于既倒的英勇姿态，与边区根据地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以及日据下的台湾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而且也推进了文学审美的发展，报告文学的文体艺术步入了成熟期，话剧的表现功能与演出空间大为拓展，小说的史诗性结构与心理开掘深度等更上层楼，诗歌的叙事功能、现实与象征的融合等均有长足进步。
正面战场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但是，过去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曾经遮蔽几十年之久，不要说文学史上不讲，就连当年描述过正面战场的作家也竭力回避，仿佛曾经干了怎样不光彩的事情，尽量忘却自己的正面战场经历，不得不提时也要在回忆录的后面缀上对当年的抗日英雄、后来的政治对头的批判；文集一般不收正面战场作品，即使选收，也要加以删削或改头换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得到恢复，正面战场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文学、影视、出版、历史学界相比，文学史界较为滞后，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引入民国史的视角，还原抗战文学的原生态，并藉此认识民国应对危机时的姿态。
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说到民国往往是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且多以负面形象出现，这不仅因为新中国是对民国的否定，而且因为知识分子与文学--尤其是左翼作家及其文学--本来对现实就多持批判立场。时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度过60年华诞，我们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信，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正视民国史的历程，将民国史的视角引入现代文学研宄，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梳理与评价现代文学，这样才能真实地呈现出历史面貌，彰显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风范;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历史，也无愧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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