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师范教育的思想家、教育家。他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光辉思想，首创了教育制度表并参与了教育决策的过程。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开启了我国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促进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产生。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家，梁启超对教育的论述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了教育的作用与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与方法等方面，其中对于国民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都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许多见解具有开创性。本文仅对其师范教育思想理论及实践进行阐述和分析。
我国师范教育思想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萌芽，一些著名人物如张之洞、盛宜怀、康有为、张謇、孙中山、严复等对师范教育都有所论述，但是，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而且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论述则是粱启超。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师范》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他的《论师范》及其以后有关著述中所表达的师范教育思想，开启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为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思想渊源
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当时的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遭到西方列强的瓜分，民族危机、社会危机重重，对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往何处去，各阶层人士纷纷探讨，提出自己的救亡主张。这时，随着西学在中国影响的日渐深入，人们从对西方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模仿，转而开始了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思考和借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教育救国论”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狂潮的时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强，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家巳面临危亡之险。以康有为、粱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西方国家富强殷盛不在于其“船坚炮利”，而在于教育的进步，中国的落后不在于船不坚、炮不利，主要是由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的。因此维新派主张，中国欲求国家富强，必须实行变法维新，改革和发展教育。康有为认为，社会改造首先应该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实现，因此，必须把教育置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他说：“欲任天下之大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影响，也极力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欲强国，必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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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把教育改革作为实现政治理想、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视教育为维新运动的首要任务，表现了“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倾向。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骨干，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救国、立国、兴国的根本。他认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之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而“人才兴，在开学校”，“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二)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
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主要是借鉴和吸收了东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师范教育思想和模式。最早的师范教育产生于欧洲。1684年法国拉萨尔(La Salle，1651～1719)于兰斯，(Rheims)创办教师训练机构，1695年德国法兰克(e，1663～1772)于哈雷(Halle)创办教员养成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19世纪中叶，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义务教育，随着儿童入学率的提高，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增大，19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国家颁布法令设置师范学校，师范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实施义务教育，没有形成对教师的大量需求，但在洋务派兴办新教育的数十年中，师资数量不足和庸师陋师滥竽充数的现象却普遍存在。梁启超于1891年从师康有为之后，开始广泛涉猎西学，并于1896年连续编发《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等论著，有感于中国教育的实际，对西方的师范教育思想有所吸收。故在《论师范》一文开篇，粱启超就发出感慨：“善矣哉!日人兴学也。明治八年国中普设大学校，而三年之前，为师范学校以先之。”
此外，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还与他的女子教育、儿童教育、义务教育以及国民教育思想的主张密切相关。
二、基本内涵
(一)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在《论师范》一文中，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他说，“《书》曰;‘作之君，作之师”，“《记》曰：‘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古者学校，皆国家所立，教师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属，育学则任师”。他认为《学记》是我国古代“专标诲人之术，以告天下之为人师者’的优秀佳作。可见，梁启超对我国古代重视教师地位和作用的传统是非常肯定、倍加赞赏的，只是后来学校废弛，“天于不复养士，于是教师之权散于天下”，出现了教人以阿谀奉承之术，贪图修脯之利的恶习，造成了“风气日以下，学术日以坏，人才日以亡”的严重后果。所以，梁启超指出，“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强调“师道立”则学术兴，人才出，国家强，反之，则“欲兴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特别是欲求维新变法之人才，教师更是关键。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而“师也者，人才之大原也”，所以“救天下之道，莫急于讲学，讲学之道，莫要于得师”。梁启超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
梁启超在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还进一步总结了洋务派兴办新教育数十年采收效甚微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没有合格的教师，更没有培养教师的稳定的基地。当时的许多新式学堂中，一切教习“多用西人”，梁启超认为这些西人对于中国的教育有五点不相宜，那就是：言语不通、教法不同、教学内容脱离实际、要求不一、薪俸过巨。除此之外，还常有滥竽充数者。梁启超问道：“串天下士而为一至粗极陋之西人，夫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果何取之?”以这样的洋教习来教育学生，对中国的教育来说是得不偿失。而民间中蒙馆、私塾、书院中的教师，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其十有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在教学方法上，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学生只知
“终身盘旋于胯下而不复知有天地之大”。梁启超认为，让科举出身的学究做教习，“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这也是“吾国数百年积弱之根源’。有感于没有胜任教育的师资，梁启超认为“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所以从变法维新、改革教育、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梁启超提出了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的思想。1896年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一文中，梁启超极力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在《论师范》一文中，他指出;“欲革旧习兴智育，必以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故师范学堂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为此，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使课之以教术，即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
如此，三年之后，将那些可为教习的人选，荟集起来进行“大试’，“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这样便可鼓舞天下的学子，使后起之秀起而从师，“十年之间，奇才异08，遍行省矣”。为解决急需师资，梁启超还建议每省可先办一所讲习所，“各县择年在三十以下者，送三至五人，速成半年或一年。学成之后给以凭记，充各县小学教习”。对于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他主张依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之门，六须稔习诸国言语。他认为，开办师范学堂是根本，“不由此道，时曰无本，本之既拔，而日灌溉其枝叶以求华实，时曰下愚”。
此外，梁启超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还体现在他首创的教育制度表中。1902年，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模仿日本教育制度，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状况，设计了一个学校教育制度表。表中他将师范教育独立设置，形成了寻常(普通)师范学校(相当于中学校，三年或四年)、高等师范学校(相当于大学校，四年)、师范大学(与大学院同，自由研究，不拘年限)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体系。这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学制的结果，也是他重视师范教育的体现。
三、历史价值和现代直义
粱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开启了我国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发展的先基，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价值
1.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在其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传统和形式。清朝时期学校的教育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训练为中心。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为主，普通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所以，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利禄、出人头地而抛弃学问，专门研习八股文字，投机取巧。教师也都是科举出身，深受封建教育的影响，除了会做八股文之外，几乎一无所知。
梁启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合格的师资，才造成了中国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局面。所以挽救国家危亡、变革社会，必须改革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首先要兴办学校，培养自己的合格师资。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至统治者，下到平民百姓，人们并未认识到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师资的重要性。梁启超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师道的思想，又从培养人才、国家强盛的角度阐发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并予以具体规划，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首倡师范教育的思想家，他重视师范教育，把师范教育看作“群学之基”，是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本原。他的第一声呼吁，可谓发人深省，唤醒了有识之士和统治阶级对教师重要性的认识，意识到了发展师范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梁启超的首倡和呼吁，以及其他人的努力和实践，才使得师范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有了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2.促进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建立。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他还参与了教育决策的过程。1898年，他受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张百熙等的委托，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在该章程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西人最重师范学堂，盖必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故各省学常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别立以师范斋，以养教习之人才。”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章程虽未发挥决策效益，但梁启超等重视师范教育、重视择优师资等认识和主张，不仅开启了我国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中就确立了“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的思想;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设置了自成系统、独立设置的初级和优级两级师范学堂，正式确立了中国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而且对师范生的要求、教师地位等均有相应的规定。这与粱启超等人对师范教育的倡导和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梁启超的倡导和呼吁以及亲自参与教育实际直接促进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建立，因而才有了后世师范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其功不可没。
(二)现实意义
1.以梁启超重视教师的思想为鉴，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尊师重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和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再受到冷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随着我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确立，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被重新认识。
今天重新回顾和思考梁启超的“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也者，人才之大原也”，“师道立’则学术兴、人才出、国家强等重视教师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对于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更具有突出的意义。我国人口众多，要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智力的优势，就必须扩大教育的规模，造就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因为只有教师的地位提高了，做教师才可能成为优秀青年的首选职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才能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此，应该以梁启超重视教师的思想为鉴。
2.重视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师范教育改革，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发展模式。我国师范教育一百多年来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教师，特别是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普及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充分发挥了工作母机的作用。21世纪是科技和人才竞争的世纪，为了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竞争的实力，我国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人才，则必须造就优秀的师资队伍，因而师范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发重要。
因此，我们要重视师范教育，重新审视和认识梁启超把师范教育视作“群学之基’的思想，稳步进行师范教育的改革。应该看到，师范教育的产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问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师范教育也必将面对如何选择和发展的问题，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在一百多年发展中，在许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现实。改革是必须的，但其目的是提高质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取消师范教育的独立建制。所以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结合我国实际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师范教育发展模式，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其“工作母机”的功能。
[作者简介]于桂霞，通化师范学院教育科学教研部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教科院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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