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非常好的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本文仅从传记文学角度谈谈它体现的传记文学艺术风格。一是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明显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二是文笔多彩，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明显有别于普通的人物传。三是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明显有别于普通政论文。四是善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增强人物传记的表达效果，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
《战国策》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人物生平经历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文章更富于生机和趣味。
如《战国策》卷3（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是一则写纵横家发奋图强、锐意进取的好故事。这一章里说苏秦起初以连横术游说秦王未果，穷困潦倒，受辱于妻嫂，后来努力揣摩纵横之术，以合纵术游说赵国成功，功成名就，不可一世。又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家庭说到朝政，从“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写到“虽欲言，无可进者”，阐明了纳谏除弊的道理，遣词用语生动而又耐人寻味。又如《燕策・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素冠”的人物形象，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还有《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魏策・唐且不辱使命》等名篇，叙事生动具体，将诸般情节细细写来，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互穿插，便构成了惊心动魄的故事。这种模式代表了《战国策》的最高叙事水平，都受到了历代读者的赞赏。
二、文笔多彩，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战国策》文笔多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有几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是写智谋出众的纵横家。纵横家为了出人头地，免不了互相倾轧。战国时代的纵横家，是凭借非凡智慧，以身家性命为赌注，博取功名的。他们常常要只身出行不可测的敌国，进行谋略活动，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比如苏秦，显赫一时，但最终难逃杀身之祸。一种是写有胆有识的纵横家，如唐且。《战国策》卷25（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写唐且为安陵君使于秦，与秦王论天子之怒与布衣之怒，威胁秦王以命相搏，使得秦王不得不屈服谢罪。一种是写大义凛然、不畏生死的侠客。“荆轲刺秦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故事。荆轲自身未必是纵横家，但他是纵横谋略的一颗棋子。燕太子丹派荆轲到秦国，目的是生擒秦王，逼他归还六国土地，或者杀了秦王，给秦国陷入内乱，是大谋略。荆轲以樊将军头和燕国督亢地区图，骗取秦王信任，得以面见秦王，亦是谋略。太子丹为求荆轲出手，对他尊重有加，事事奉承，亦可见战国时代统治者重士、贵士的风气。聂政的勇猛、刚毅，和荆轲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一种是写“知遇之恩”和报恩之“义”的义士。《战国策》卷18（赵策一）“晋毕阳之孙豫让”章，更是直接说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至理名言。豫让远不及荆轲、聂政神勇，但他刺杀赵襄子的决心，却足以令天地动容。豫让的行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战国游士极重知遇之恩。豫让先后在范氏、中行氏和智伯手下做官。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豫让并不为他们向智伯寻仇。赵襄子质问豫让何以只为智伯寻仇，而不为范氏、中行氏寻仇，豫让说范氏、中行氏对自己与众人全无分别，智伯却是以国士之礼待自己，自己一定要报知遇之恩。战国策士，时常于险恶政治环境中行非常之事，因此主上的信任对他们尤其重要，甚至高过于身家性命。在许多篇章里，还成功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手法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很有影响。
三、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
《战国策》中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战国时代，七雄并峙，此时外交之重要，甚至超过战争。书中主要记谋臣策士的说辞，他们为使听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尽量把话讲得严密雄辩，无懈可击，并努力抓住对方最关心的点，一语破的。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又如《战国策》卷18（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章，有一段赵国谋臣张孟谈论智士之用的言论――“国家将要灭亡，而不能去保护它；国家有了危险，而不能去安定它，那何必敬重有才智的人呢？”这句话非常好。该章记张孟谈力主赵襄子驻防晋阳抵抗智伯，又在危难之际，与韩、魏之君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最终联手消灭了知伯。张孟谈充分发挥非凡的见识和智慧，使得相对弱小的赵国战胜了强大的智伯，为自己赢得了不朽名声。苏秦与张仪是战国时代最伟大的纵横家，也是说理论辩中言辞最犀利、最精辟的代表人物。苏秦为合纵山东六国而奔走，最终促使山东六国结成抗秦联盟。张仪极力破坏合纵联盟，游说各国与秦之间的连横。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所进行的谋划和游说诸侯国君的说辞，占据了《战国策》相当的篇幅，言辞犀利、精辟的说理论辩始终贯穿其中。
四、善用丰富多彩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增强人物传记的表达效果。
《战国策》中善用丰富多彩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增强人物传记的表达效果。如《楚策四》记庄辛说楚襄王，层层设喻，说明居安不思危之害。《楚策四》通过伯乐识骥的故事，说明有千里马在，尚待伯乐去发现。这类寓言和比喻，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喻着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很多后来成了有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此外，《战国策》还多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使文章具有抑扬顿挫、气势贯通的特色。
总之，《战国策》在写人、叙事、说理、修辞四个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写人方面，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叙事方面，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说理方面，从春秋时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多样的修辞，大量寓言故事、逸闻掌故的有效运用，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来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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