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一直将影视教育的功能诉诸美育。作为美育实践的理论基础，百年美学的发展脉络也证实了“美育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是充实人的精神生活、激发人生情趣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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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国维到蔡元培，再到朱光潜、宗白华，美学先贤们都提倡将艺术作为重要的教化途径，择善相从，以塑造崇高的人格、培育审美情趣。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我国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只把影视教育看作是美育的形式之一，单纯强调培养个体完善性，则片面地理解了现代影视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影视教育的诠释应该突破基于美感和崇高的传统思路，从狭义的“美”的教育拓展到广义的“艺术教育”“人文教育”——即：塑造民族文化认同、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结构。影视教育的价值不仅仅是寻求个体的人格完善和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通过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寻求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进而使得人们在文化认同的视域之下，厘清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他者和社会的多重关系。最终构建能够表达“人类共有的人性”、能够促进“人类共存的发展利益”、能够代表“全人类普遍的价值趋向和精神诉求”的社会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构建文化认同
全球化语境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本身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文化行为，这早已不是尼采和韦伯意义上的文化了”。®即使是最悲观的论述也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当影视作品纷纷在市场运作中成为了被受众购买、消费的文化产品之后，当影视作品被好莱坞进行全球营销之时，作为受众的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了“口味统一”的客户。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巨额的广告收人，更重要的是以其为模本的真人秀节目形态在全球蔓延。即使是在有着截然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观众们也津津乐道于《超级女声》的冠军人选。这种文化的假象生产出的是消费的欲望而非价值与意义。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早有论述：“当经济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化也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市场的现象”。
影视教育是大学教育活动的一个层面。其核心是以影视艺术的形式呈现文化的样态，于多元样态中提炼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价值，进而完成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特定文化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到文化的表现形式、载体、受众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等多层面的内涵。换句话说，文化是在不断演进的历史纵轴上进行的具有延续性的意义赋予和构建的过程。因此，“对于特定时代的个体和社会群体来说，文化认同就是人们对于一种历史性地进行着的‘生命意义构建活动’的参与过程”。®基于这样的论述，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雅典奥运开幕式表演必然不同于代表黄土文明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演出。前者注重冷色调的运用和流线型的呈现方式，后者则是暖色调的调和与条块状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差异的背后是作为艺术灵魂的文化意识的不同。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过程已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伴随这一必然过程的是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和弱势文化的逐渐式微。对于这一现象，“文化普遍主义者认为，文化发展的指向必然是世界文化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而在经济活动中走向文化同一性，全球化必将导致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理念预设和实践指向变为同一特质”。《而文化特殊主义者则强调“文化发展是在尊重各主体文化生态发展的自由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理论规范的独特性认可”。@其实，关于文化特权和文化狭隘性的争论早已有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的论述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可。《公约》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尊重正反映出不同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同的渴望与坚持。
二、明晰自我与他者、社会的多重关系
影视作品通常都带有丰富而多元的意义，因其最贴近生活、最具时代特征、最直观反映社会现实与架构，使得影视艺术教育在价值赋予、意义解读等许多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影视文本对于构建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影视文本能够更多地反映出某个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的结构模型、成员关系、社会矛盾、价值冲突与对立，甚至对人性的解读与剖析。因此，对于文本的诠释和解读有着更广阔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空间。以法国导演阿伦•雷乃的纪录片《夜与雾》为例，“对当下某个时刻的任何描述，都会在实践的延续中唤醒未来，其中永恒不变的是社会的责任”。》将一段影像放置于它所反映的时代，连续流畅的彩色镜头的讲述与短促黑白的固定镜头交替，完成了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中的对话，完成了从历史旁观者到现实的回归。于是，在对开放式的结尾的解读中，“我们被告知：这种邪恶就潜伏在我们周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警醒、同情并关注他人”。®这一文本解读的过程正是明确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
“我”不是独立的单一个体，而是与他人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社会脉络一致的。只有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成长为一个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承担义务、为了自己和他人分担责任的社会人。”这种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责任赋予过程是其他艺术形式教学过程中无法承载的使命。明确构建自我与他者、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及其意义正是影视艺术教学的特色。
三、引入意识形态分析，构建社会品格
将意识形态分析引人艺术教学，特别是影视艺术的教学过程，旨在将影视文本放置于由历史时代发展的纵轴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横轴构成的坐标体系当中。用宏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解读文本和其中包含的社会意义。“意识形态既可以作为一套没有明确的政治涵义的想法被客观地定义，也可以作为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用以塑造自己和他人，同时也使某一集团大力提倡的观念被严格地定义”。®所以，在影视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引人意识形态分析能够使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价值观念得以宣扬。而这一过程正是达成社会共识、构成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文学不只是与那些普泛的和永恒的美，或者高尚的准则有关，更与产生它的意识形态的环境有着实际的纠缠不清的联系”®。其他艺术类型亦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反对那种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可以脱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单独发展成型的看法。”@实际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现实本身”。@为什么在1955年能够产生《夜与雾》这样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纪录片?这与战后十年“反思、警醒”的社会思潮相关，也与物资匮乏的经济现实相关。正是由于具有了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人文的眼光，才使得一部艺术作品可以“回答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而且，反过来用艺术关怀来引起历史与道德的思考”。®而其中艺术关怀与道德思考的诉诸点正是寻求共识，达成一致。以促成爱国、忠诚、同情、责任、关怀等社会品格的稳定和形成，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
沿袭百年的美学传统，艺术教育离不开陶冶情操与体验崇高。然而仅仅止步于审美体验，是艺术教育特别是影视教育功能与价值的缺失。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诠释和解读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精粹，在文化价值的找寻中追求民族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艺术教育的深层价值所在。与此同时，在社会共识的形成中，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结构亦是影视教育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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