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被称做“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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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作用显著增强，但政府仍是主导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3年以来，政府的这种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部门强化了干预型产业政策运用，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为广泛、细致与直接，试图进一步主导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另一方面，地区对于工业投资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利用低价供地、压低资源价格、财政补贴等手段,推动本地工业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经济增长等。在这种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下，政府推动了工业投资规模的高速增长，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这种工业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髙度关注与广泛担忧。质疑者认为，这种发展方式一方面会导致制造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和资源使用的低效率陶然等,另一方面还会在宏观经济层面导致消费与投资(储蓄)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国内市场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亦有研究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具有合理性且可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持续性。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2006)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8—2005年期间快速增长,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税前)超过15%。宋国青等(2007)从微观角度估算了1978—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其计算结果表明，1998年之后资本总回报率强劲上升，到2006年已上升至20.3%。卢峰(2007)、单豪杰和师博(2008)、黄先海和杨君(2012)的测算结果基本支持宋国青等(2007)的结论。白重恩等(2007)、黄先海等(2011)研究得出的中国全社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趋势亦与以上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些研究表明1998年以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快速上升，到2006年前后，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升至比较髙的水平，这隐含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中国工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其驱动下的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本文将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和争论，从动力机制的角度着手展开具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就资本产出效率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进而从中国工业发展的体制和模式这一深层次问题出发，详细解析增长动力减弱和效率恶化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方法与数据
1.增长来源的核算方法
增长核算的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统计资料直接给定生产函数中要素产出弹性的参数值，进而利用生产函数求出作为产出与投入之间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基于样本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来估算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和TFP。在获得了要素弹性和TFP的基础上，可进而估计各种投人和TFP对增长的贡献。由于缺乏包含足够样本数量的历史数据，本文在分析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将采用第一种方法。为了克服其参数设置可靠性的问题，本文将对生产函数的设置进行探索性分析，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就不同的弹性设置进行模拟。而对于21世纪以来，即2001年之后的情况，本文将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并将其结果与前者相对照。具体而言，经Hausman检验，本文将生产函数计量模型设定为超越对数形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这种相对更为灵活的生产函数形式有助于本文捕捉要素弹性的跨期变化。该组数据的得到经过以下过程:《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历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据，其为工业与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加总，为此，本文需要从中剔除建筑业就业人员部分——建筑业就业人员数据可由相关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建筑业”部分中査询得到。当然本文也注意到，劳动要素的合意度量应兼顾数量与质量，也即应以人力资本存量来代理劳动力数量指标。但基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对此，本文将在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利用2001年后新发布的统计指标予以完善。
由于没有逐年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资产清査，本文将通过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鉴于对该方法的介绍在既有文献中已较为常见，本文此处不再赘述，下面将主要就指标来源予以说明。其中，1979年的基年资本存量可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一1984)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本净值加总后直接得到，以当年价格计为2629.7亿元,经基于2000年价格的平减后为9089.1亿元;在投资流量方面，本文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分地区的新增固定资产来度量;在折旧率方面，本文根据单豪杰(2008)的研究，将建筑的折旧率设置为8.12%,设备的折旧率设置为17.08%;投资价格指数本文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提供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对于缺省的2005年以后部分,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最后，经过价格平减处理，本文计算得出了基于2000年不变价格的工业部门资本存量。
(2)面板数据。本文的面板数据样本为中国2001—2011年30个省份的规模以上工业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失较多而未纳入本文的考察样本。2012年的分省数据统计未公布产出和劳动指标值，后续计算过程中本文将基于2001—2011年数据通过双指数平滑方法递推要素弹性。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项，资本和劳动作为投人项。其中,分省的工业增加值在2008年以后未作统计，对此本文用邻近2007年的工业增加值率乘以数值缺失年份的工业总产值来获得工业增加值数据。
3.数据初步展示
本文根据上述处理得到的中国工业部门投人产出数据，以及由此加工得到的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数据。为了形象展示逐年演进的情况，本文将三项产出投人指标的增速和人均产出、人均资本本文可以直观地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规模成长非常迅速。工业增加值和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速分别达10.71%.11.28%，从业人员数量虽然在1989年和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通缩期间中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依然维持了3.48%的年均增长率。1979—2012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扩大了24.92倍、29.61倍和1.99倍。②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显著的资本深化特征。从业人员数增速较之工业增加值增速、资本存量增速的非常缓慢，使得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均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12年期间，两者分别扩大了7.67倍和9.24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动态转移过程，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力量尚未在现实中得到充分显示。理论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工业部门在改革之初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起点——资本严重稀缺、技术水平普遍落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积极性和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进步。③2003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的增速越来越快于工业增加值和人均产出的增速，要素产出边际递减的约束日益显现。理论上,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随着逐渐靠近世界技术前沿，既往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途径改进TFP的空间日趋狭小;二是体制改革速度的放慢也限制了制度激励作用的持续发挥;三是体制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为手段的招商引资竞争加剧，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利于效率的改进。进而，工业经济的TFP增速放缓，要素边际递减的力量随之显现。这从客观上也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已无法继续依赖于横向规模扩张的传统路径，而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为未来长期的持续较快发展提供支撑。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部门TFP的变动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CD生产函数对中国工业部门的TFP进行探索性的核算。具体地，本文将资本弹性a分别设置为0.25、0.30、0.40、0.50、0.60、0.75、0.90七组固定参数值进行了模拟。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相对于资本是稀缺的，或者说资本是丰裕的。因此，资本价格下降极快，如孙文凯等(2010)比较了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要低于上述两国，而资本回报率髙于上述两国，因此本文取资本丰裕的美国的资本产出弹性0.25作为参数下限;综合郑京海等(2008)、R〇mer(1987)等研究，资本产出弹性在实证计量估计中有可能表现得很高，根据他们的实证结果本文将资本产出弹性的参数上限设置为0.90。为给上述参数值以比较的基准，本文依据要素等边际产出的原则将资本产出弹性设置为cr*=A/(l+幻并进行了模拟。下面，本文将加权计算得出的中国工业部门1979—2012年TFP增速的模拟结果制作成了图2。其结果表明，弹性取值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工业增长核算影响较小，但其后，核算结果对弹性取值的敏感度不断增强。这说明，对于早期的数据可直接采用给定要素弹性的方式进行核算，但对于近期的数据则必须转而求之其他更为稳健的方法进行核算。
下面本文将展示2001—2012年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核算结果。在式(1)基础上本文估计得到表1。其中，所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高度显著,R2和F检验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和效果较好。整体来看，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在2002—2009年间逐年递增，此后开始转为下降，这表明此时期内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趋势已开始逆转。进一步地，如果将分省的权重考虑进来，技术进步的下降拐点还将出现得更早，具体可见表2。另外，资本平方项和劳动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取值接近，但由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力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的产出弹性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即资本的边际产出下降速度加快。
2.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计算了中国改革以来资本、劳动和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中2001年之前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分别设置为0.5。之后的要素弹性来源于对面板数据的估计。表2给出了具体计算结果。由表2的内容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关于改革的争论和经济转型中的矛盾使得宏观经济的波动十分剧烈,TFP也随之表现出极大地波动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资本投人、劳动投人和TFP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平衡。第二阶段为1993—2002年，正值改革重启后第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到经济软着陆，工业部门的TFP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资本投入与TFP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成为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来源。第三阶段为2003年至今，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第二轮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逐渐增强,资本积累率不断提高，粗放型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此时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表现为资本投人在工业增长中的驱动作用不断强化，并成为驱动工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年均贡献值髙达10.83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髙达94.30%;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乃至下降阻碍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年均贡献值为-0.05百分点，年均贡献率-4.08%;劳动投人的作用则逐渐趋于中性，年均贡献值为1.77百分点，年均贡献率14.02%。为94.30%。从长期看，投资比例的上升必然以消费比例的下降为代价,造成了产能持续扩大与内需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从需求角度制约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3)劳动投人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其重要性在近期有所增强。30余年来，劳动投入扩张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51%,其拉动中国工业经济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从时间趋势看，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一种U型趋势: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靠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推动了工业发展，并顺利切入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依据表2计算，1979—1990年间，劳动投人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髙达40.62%。②改革开放中期，伴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工业产业结构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逐渐转变，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公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的推进，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大幅下降,1991一2003年间劳动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仅为3.65%。近些年来,伴随着劳动力素质的大幅提升和许多岗位劳动力供给的逐渐偏紧，劳动的边际产出出现较快提高，相应地,劳动投入扩张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在2003年后回升至14.02%。
(4)TFP进步贡献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近1/3的份额，但近年来其贡献率出现了快速下降趋势。1979—2002年期间，TFP进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高达47.34%，而其后的数年间，这一比例骤降为年均-4.08%。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最近一轮的增长周期中出现了逆转，由此前的效率与要素投入并驾齐驱、协同驱动转变为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投入)驱动为主。需指出的是，TFP进步的减速乃至逆转,并不只是缘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足，还缘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4万亿元投资资金及由其撬动的10万亿元信贷,大部分投资于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行业及国有工业企业，从而刺激了低效率工业行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横向扩张，对工业TFP产生了负面影响。.
(5)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TFP未能实现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即使能够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扭曲资源配置结构、撬动资金投人实现产出较快增长，最终仍将在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约束下陷入停滞。如图3所示，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快速下降，降幅超过50%。目前，每单位资本投入仅能带来0.28单位的产出，这已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目前，这一下降趋势尚无扭转的迹象，中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已难再依靠高速增长的资本投人来维持下去。本文的这一结论与以往基于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文献在关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分析结论上有所差异。白重恩在2013年亦指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幅的下降，2012年仅为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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