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关键词：民工荒 刘易斯拐点 新一代农民工 正文 一、刘易斯模型 1954 年 ，刘易斯发表了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即刘易斯模型。（张培刚，张建华 2009） 刘易斯认为在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以及农业部门能够提供丰富的劳动力的背景下，发展经济的决定因素就是资本积累，通过资本积累，工业部门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也能够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而实现工业化和一元经济。随着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的增加，工业部门的利润进一步增加，假设利润再次被用于积累，劳动力将进一步得到转移，这一过程一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到工业部门为止。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点被称作刘易斯拐点。在拐点出现前的剩余劳动力十分廉价，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人口红利。一旦拐点出现，工业部门就要在劳动力支付上花费大量成本，人口红利也就消失了。 二、刘易斯模型对于民工荒问题的解释 在我国刘易斯模型被广泛用来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民工荒出现时，很多学者运用刘易斯模型来剖析其原因，并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以学者蔡昉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向劳动力短缺转变，中国首次出现刘易斯转折点。（李朝晖，李安 2011）他们基于刘易斯模型提出的我国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论据主要有： 1. 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 学者蔡昉等指出中国民工荒现象并非短期或周期性的，而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表现，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这主要表现在农业劳动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障碍多（耿元，林玳玳 2008）、务农比较收益的提高减少劳动力输出（李朝晖，李安 2011）等因素上。 2. 农民工工资上涨 近年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几乎与城镇职工增速同步，农民工工资增长在各地区都非常显著，且地区差距呈缩小趋势。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生产要素。（李朝辉，李安 2011） 三、中国民工荒问题的刘易斯模型解释悖论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反驳意见：刘易斯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与我国的农民工有区别，我国农民工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劳作；（张宗坪 2008）依据刘易斯的理论,到达拐点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城市的工业部门吸尽,然而我国农村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李朝晖，李安 2011）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缘自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工工资的提高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张宗坪 2008）同时，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应该是伴随着经济由二元转向一元的变化，但是我国经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 四、笔者的理解 笔者更支持我国的民工荒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观点，并且笔者将从微观角度通过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理解民工荒问题。 新一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出生的，在1990年以来外出打工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村青年，他们一般年龄在25岁以下，未婚，受教育程度、劳动素质要普遍高于他们的父辈，生于农村却对农业不熟悉，有很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愿望，有较高的职业期望、生活质量追求。他们与他们的父辈特征差很大，这些差别致使他们工作动机、目的、满意度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大多数比较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张宗法 2008）；他们工作动机比父辈更复杂，他们不仅仅为了得到收入而工作，他们更向往城市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衡量指标相对于父辈来说更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除了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以外，还会考虑保险保障、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工作技能获得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也会低于他们的父辈。 我国沿海地区能够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市场并没有与农民工群体特征转变而同步转变，沿海地区的工厂特别是第二产业里的大多数行业依然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来创造高产值，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农民工流向服务业等第三部门，民工荒现象主要存在于工业部门。 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民工荒问题战略调整首先是要减少对于人力的依赖，这需要高科技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其次是要根据员工需要进行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只有积极的适应现代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战略调整，这对企业社会效应、员工回报、效益水平等的提升有较大的作用，也有利于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只有适应时代的需求及时作出战略调整，企业才能长久发展。 引用文献 [1] 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88-340 [2] 李朝晖，李安.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 [3]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8》，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4] 耿元，林玳玳.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9期 [5] 张宗坪.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山东经济》，2008年第2期 [6] 张宗法.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迁的特征及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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