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已有的实证及理论研究考察和分析了城镇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居民城乡转移和劳动力部门转移，这两种转移因为提高产业生产率、发挥城市集中带来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改善收入分配等，从而积极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过，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并不仅是居民和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和部门转移，还包括户籍身份的转换，并且户籍身份的转换与前两种转移是不同步的。事实上，广大的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并就业于非农部门，实现了前两种转移，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而不能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处于所谓“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问题在于，农民工不仅因此无法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以及因为身份境遇的不同而与城市居民在储蓄/支出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还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王美艳，2005；严善平，2006，2007；姚先国等，2004；谢嗣胜等，2006)。因此，在伴随户籍制度改革的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转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将得到纠正，农民工居民与一般城镇居民在支出行为上的差异将转向趋同，对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歧视将得以消除，而这些变化将通过不同路径对经济的不同层面产生各种影响。本文将上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3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别称为公共服务平等化效应和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以及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意图通过推进城镇化以带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背景下，城镇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是需要关注的。但以我国的“半城市化”为现实出发点，讨论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及其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系的研究尚为数不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关注了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城镇劳动力及其家庭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和在储蓄\支出行为上的差异。该文量化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后上述两种差异的消除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而且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蔡昉(2011)也认为，由于不完全的城镇化，没有实现农民工户籍身份的转换，从而也未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尚未成为足够大的消费者群体，妨碍了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拉动型转变。该文提出，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而挖掘他们的消费潜力。前述已有研究有两点需要补充。首先，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公共服务平等化效应，但都未关注农民工受到的工资歧视问题，在讨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时也就因而欠缺了对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的考虑。在考察包含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内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影响时，着眼于地方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各地方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所面临的思想障碍，既有对短期内人口大规模涌入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等方面的顾虑，更有对工资成本上升给地方经济造成短期负面冲击的担心。其次，已有研究没有进一步综合讨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与其他结构调整政策的关系。不难看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上述各种经济效应分别直接影响经济的收入分配侧和最终需求侧，进而通过经济系统各层面之间的关联互动而间接影响到生产侧。因此，有必要确认其对生产侧的影响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与针对生产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具有怎样的关系。据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包含工资待遇平等化在内的农民工市民化对地方经济有怎样的综合影响，以及这些综合影响与专门针对生产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有怎样的关系。本文以浙江为案例①，构建浙江地方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利用CGE模型刻画经济运行的整体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特点，通过量化模拟分析来讨论上述问题。本文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彼此间相辅相成，其综合影响能够有效促进浙江经济形成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和内需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运转，并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②。同时，农民工市民化还与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指向的第三产业竞争政策在效果上具有协同性，共同组合实施能彼此放大对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本文下一部分介绍本文所构建的浙江地方经济CGE模型和模拟情形设计，第三部分对各情形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最后一部分总结本文结论。二、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浙江CGE模型(一)建模思路作为数量化系统分析工具之一，CGE模型刻画经济运行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在我国，CGE模型也已被广泛应用于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能源环境政策等各类政策的数量分析③，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意的参考。但鉴于本文研究的针对性，本文所构建的浙江经济CGE模型具有一些自身特点。首先是刻画了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居民。已有涉及我国居民和劳动力转移的CGE模型是在城乡两类劳动力和城乡两类居民框架下构建的。本文模型则不仅区分出城镇单位所使用的一般城镇劳动力和来自本省及外省的农村劳动力，还进一步区分出一般城镇居民和在城镇居住生活的本省及外省农民工居民，从而在模型中刻画出农民工居民的收入及支出情况。其次是反映了工资歧视下对劳动收入的不合理分配。现有关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CGE模型大多针对城乡劳动工资设定一个差异系数(王飞等，2006；许召元等，2008)，其隐含的假定是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劳动技能等存在差异，因而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工资水平存在差异。但此类对工资差异的设定没有刻画出工资歧视问题。考虑到工资歧视意味着同质的劳动创造了同样的价值或者说对产出做出了同样的边际贡献但实际获得的劳动收入却不同，这部分应得而未得到的劳动收入客观上被转入营业盈余等其他去向。因此，工资歧视主要是对劳动报酬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问题，对工资歧视的纠正也主要是一个分配调整问题。为此，本文将农民工因工资歧视而未能得到的劳动收入部分，也就是与城镇劳动力工资差异中的歧视部分归入企业的收入，以反映出工资歧视下对劳动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再有是对不完全竞争的反映。本文模型设定企业以一定的盈余率获得营业盈余并用于投资支出。这样的处理办法一方面更接近营业盈余的去向大多并未转移给居民的现实④；另一方面，营业盈余的存在部分地意味着不完全竞争市场导致的超额利润，均衡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对此，可通过外生调整盈余率以分析当超额利润因竞争强度变化而变动后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对经济运行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二)浙江地方经济GGE模型基本内容本文模型包括浙江地区、浙江以外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地区；生产活动分3个产业部门；一个政府部门和一个企业部门；居民分为四类：居于农村的农村居民、居于城镇的本省农民工居民、居于城镇的外省农民工居民和一般城镇居民；劳动力也相应地分为四类：在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的本省农民工和外省农民工以及一般城镇劳动力；资本分为城镇资本和农村资本两类；农村居民持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村资本，本省及外省农民工居民持有对应的农民工劳动力但不持有任何资本，城镇居民持有一般城镇劳动力和城镇资本。1.生产活动以多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活动。第一层基于C-D型函数投入各类资本合成复合资本以及投入各类劳动力合成复合劳动力；第二层基于C-D型函数投入复合资本和复合劳动力合成增加值；最后一层基于列昂惕夫型函数投入增加值和各类中间品产出产业产品。各产业部门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对各类要素的需求及产品产量。2.居民部门各类居民将税后总收入以一定的储蓄倾向储蓄后基于C-D型效用函数的效用最大化原则用于消费支出，但不同居民的储蓄/支出倾向和支出结构不同，收入结构也不同。对于一般城镇居民，其收入来源于所持有的要素收入，其效用最大化行为可用公式表达为：4.政府部门政府以一定的税率从生产活动征收生产税和从城镇居民征收所得税作为收入，并按一定的储蓄倾向储蓄后按固定比例用做各类政府消费支出。5.总供给和总需求以多层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描述对本地产品和国内其他地区调入品以及国外进口品的需求，以多层嵌套的常转换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CET)模型描述本地产品对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供给。6.均衡和闭合本模型中，产品市场上本地区对本地厂商产品的总需求等于本地厂商对本地的供给。劳动力是完全流动的且无限供给，价格外生。资本是完全流动的且无限供给，价格外生。总储蓄是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收入和其他地区净储蓄及国外净储蓄的和，且采用新古典总投资等于总储蓄闭合，即模型为储蓄驱动型。国内贸易价格和国际贸易价格外生。国际贸易收支的宏观闭合采用国外即资本流入外生固定，汇率内生调整的方法。与国内其他地区贸易收支的宏观闭合也采用相似办法。除调入品和进口品替代弹性以及调出和出口转移弹性外，模型中其他参数基于本文编制的浙江经济SAM数据标定(Calibration)⑦。(三)浙江经济社会核算矩阵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是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本文的浙江经济SAM在2007年浙江投入产出表数据基础上补充和推算相关数据完成。1.各类劳动报酬的推算本文首先推算了各行业中从业的各类劳动力数。其中，全部从业人员和分城乡的从业人员以及城镇单位中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均直接取自浙江省统计年鉴。再根据调查数据将农民工数据分解为本省农民工及外省农民工⑧。目前尚无对应于上述劳动力分类的工资水平数据，因而无法直接得到各类劳动力报酬。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设定各类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比率⑨，再结合上述各类劳动力数，将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报酬总额分解出各类劳动报酬。2.各类资本收入的推算对于第二产业的分城乡资本收入，按照统计年鉴中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农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比例关系，将投入产出表中的第二产业资本折旧总额拆分成城镇和农村两部分。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城乡资本收入，依据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将投入产出表中两个产业的资本折旧拆分为城镇和农村两部分⑩。3.各主体的收入及支出的推算作为政府收入的生产税直接取自投入产出表，所得税来自统计年鉴中的财政收入数据，并假定所得税全部来自于城镇居民。政府消费支出也直接取自投入产出表，政府储蓄为其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关于城镇居民，首先，基于前述模型设定，本省及外省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即本文推算的农民工劳动报酬。再根据农民工家庭支出调查数据计算其储蓄/支出结构的各比例(11)，据此计算其储蓄和各类支出。城镇居民整体的消费总额由投入产出表数据直接获得，从中减除两类农民工居民的支出即为一般城镇居民的支出。一般城镇居民的收入即本文推算的城镇劳动报酬和城镇资本收入，与其支出的差额扣除所得税后即为其储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由投入产出表数据直接获得，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自于前述推算的农村资本收入和农村劳动报酬，以及本省农民工的汇款，其储蓄为其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国外及外地的进出口和调出入数据以及国内外贸易盈余均直接取自投入产出表数据。(四)模拟情景设计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以下4种模拟情形以讨论农民工市民化对浙江经济的综合影响。情形一，农民工居民的储蓄/支出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农民工实现市民身份的转换，与一般城市居民具有同样的身份境遇，其家庭支出结构将趋同于一般城镇居民。本文模拟农民工家庭的储蓄率和消费结构趋同于城镇居民，即农民工行为公式(2)中农民工居民储蓄倾向sg和支出结构系数αg[，i]相同于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sc和支出结构系数αc[，i]。情形二，消除农民工的工资歧视。实现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转换，农民工在工资待遇上的歧视将得以消除。本文模拟消除工资歧视后，歧视工资下劳动报酬的不合理分配得到纠正，即农民工居民行为公式(2)和企业收入公式(4)中的歧视系数δ等于0。情形三，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三产业竞争政策。本文的浙江SAM数据显示，2007年浙江经济中第三产业营业盈余占其总产值的比率在28%左右，远高于第二产业的9%。对此，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提高第三产业的市场竞争强度，挤出营业盈余中的超额利润，促进形成合理的供给价格，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模拟第三产业的企业盈余率r基于竞争政策而降低10%。情形四，组合情形。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后其储蓄/支出结构与城镇居民趋同和对农民工工资歧视被消除的组合，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与实施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组合。三、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1.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的模拟结果如前所述，农民工居民的储蓄/支出结构与一般城市居民有较大差异(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率低于一般城市居民。同时，农民工居民的消费结构中食品等第一产业产品比重最大，其次是租房及子女教育等第三产业支出，而工业品支出占比最低，明显有别于第一产业占比低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市民化后，其家庭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于城市居民。在经济的系统性运行下，这不仅直接影响到需求结构，还将带动经济的其他层面发生转变。表1报告了对这种综合影响的模拟结果。从其结构调整效果来看，首先是需求侧的消费需求比重上升1.05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比重下降0.58个百分点，内需总体比重上升0.47个百分点，符合扩大消费需求和扩大内需的需求结构调整指向。其次是生产侧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下降0.38个百分点和0.18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56个百分点，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指向。但收入分配侧的要素收入比重下降0.19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比重和生产税比重分别上升0.13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不符合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指向。从其增长效果来看，地方生产总值增长0.74个百分点，对资本的使用增加0.98个百分点。虽然对城镇劳动力及农民工的使用也有所增加，但受到产业结构升级中第一产业下降幅度相对较大的影响，对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减少较多，以致总体上对劳动的使用减少0.08个百分点。2.对模拟结果的分析伴随农民工居民的储蓄率因趋同于城市居民而下降，以及农民工居民对外汇款的减少，需求侧的消费比重上升而投资比重和外需比重下降。进一步地，由于投资和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因此需求侧的结构变化对生产侧产生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的效应。同时，由于农民工市民化后其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消费比重提高，因此对生产侧产生降低第一产业比重而提高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效应。这两种效应对第二产业的作用方向相反，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强度大小。模拟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比重最终出现下降。再进一步地，由于要素收入比重最高的第一产业下降幅度最大，而营业盈余比重最高的第三产业上升幅度最大，生产侧的结构变化对收入分配侧产生降低要素收入比重而提高营业盈余比重的影响。尽管此处营业盈余比重的上升对需求侧的影响是提高投资比重，但不足以扭转前述农民工居民储蓄率下降而降低投资比重的影响，投资需求的比重最终下降。在本文的静态模型中，地方生产总值的变化源于开放的要素市场条件下要素的本地流出入进而本地要素收入的增减及经济系统对此的反馈累积。在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带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第一产业萎缩相对地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其他产业的增长相对更多地需要资本，造成资本的相对不足和劳动的相对过剩。在开放的要素市场条件下，相对不足的资本将由外部补充，并增加本地的资本收入，进而带来相应的需求增加和生产增加，产生增长效果。而劳动的相对过剩导致劳动流失或失业，并相应地减少本地的劳动收入，进而带来相应的需求减少和生产减少，产生萎缩效果。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果的相对大小。并且，当增长效果相对更强时，基于增长带动要素流入进而收入增加以及需求增加从而带动进一步经济增长的累积效果，相对过剩的劳动在总量增长的带动下最终仍有可能出现总量增加。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最终地方生产总值总量呈现增长，而除农村劳动以外，对其他劳动的使用也呈现增加。(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1.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的模拟结果如前所述，浙江省农民工工资与城市劳动力工资的差距中有大半是歧视造成的(谢嗣胜等，2006)。工资歧视意味着同质的劳动创造出同样的价值或者说对产出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但并未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劳动收入，这部分应得而未得到的劳动收入客观上被转入企业盈余等其他去向。因此，工资歧视问题主要是对劳动报酬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问题。农民工市民化后，因歧视而被不合理分配的劳动收入被从营业盈余中合理转归农民工居民。在经济的系统性运行下，这不仅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结构，还将带动经济的其他层面发生转变。表2报告了对这种综合影响的模拟结果。从其结构调整效果来看，首先是收入分配侧的要素收入比重上升0.45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比重下降0.45个百分点，符合调整企业和居民间收入分配比重的结构调整指向。其次是需求侧的消费比重上升0.25个百分点，而投资需求比重下降0.32个百分点，符合扩大消费的需求结构调整指向。但内需总体比重下降0.06个百分点，在扩大内需上有一定不足。再有是生产侧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0.08个百分点，而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0.05个百分点和0.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升幅相对较大，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也存在不足。从其增长效果来看，地方生产总值增长0.06个百分点，对资本和劳动的使用也均有增加。但由于农民工更多地就业于第二产业，受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对农民工的使用出现减少，而劳动使用的增加主要是对农村劳动的使用增加较多。2.对模拟结果的分析随着对劳动报酬的不合理分配的纠正，收入分配侧的要素收入比重提高而营业盈余比重下降。进一步地，由于要素收入和营业盈余所支持的支出项目不同，因此，收入分配侧的结构变化对需求侧产生提高消费需求比重而降低投资需求比重的影响。再进一步地，需求侧的结构变化从两个方面影响生产侧的产业结构。首先，由于投资需求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因此投资需求比重的下降产生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的影响。其次，由于农民工居民的生活支出主要是对第一产业产品的支出和对包括租房和子女教育在内的第三产业产品支出，对属于第二产业的工业品需求比重相对较低。在这样的消费结构下，因农民工收入比重的提高而扩大的消费需求比重对生产侧产生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而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的影响。在上述两方面影响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如前所述，在本文的静态模型中，地方生产总值的变化源于开放的要素市场条件下要素的本地流出入进而本地要素收入的增减及经济系统对此的反馈累积。在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带动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萎缩释放出更多的资本，而劳动密集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扩大需要更多的劳动，产生了资本的相对过剩和劳动的相对不足。在开放的要素市场条件下，相对不足的劳动将由外部补充，并相应增加本地的劳动收入，进而带来相应的需求增加和生产增加，产生增长效果。而资本的相对过剩导致资本流失，并相应地减少了本地的资本收入，进而带来相应的需求减少和生产减少，产生萎缩效果。最终结果取决于两种效果的相对大小。并且，当增长效果相对更强时，会产生总量增长带动要素流入进而收入增加以及需求增加从而带动进一步经济增长的累积效果。因此，相对过剩的资本在总量增长的带动下最终仍有可能出现总量增加。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地方生产总值最终呈现增长，而除城镇农民工以外(12)，对其他劳动以及对资本的使用呈现增加。(三)包含两种效应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1.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经济效应的讨论从上述结果来看，对浙江经济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具有互补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协同性。首先，本文确认了已有研究所关注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对于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该效应的影响下，浙江经济需求侧的消费比重上升而投资比重下降且内需总体比重上升，生产侧的产业结构也得以升级，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本文研究进一步显示，该效应对收入分配侧的影响存在不足，没有实现营业盈余比重和要素收入比重的此消彼长而是相反。其次，本文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同样对地方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该效应的影响下，一方面，浙江经济收入分配侧的要素收入比重上升而营业盈余比重下降。这一点与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具有互补性。另一方面，该效应对需求侧和生产侧的影响存在不足，内需总体比重下降，且产业结构未呈现升级。这一点与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也具有互补性。而该效应同样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与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具有协同性。2.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鉴于两种效应具有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不难推测农民工市民化在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对浙江经济可产生较全面的积极影响。表3结果也表明，首先，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表现弥补了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在该方面的不足。在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收入分配侧要素收入的比重上升0.24个百分点，而企业盈余的比重下降0.30个百分点。其次，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下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结构的转变，弥补了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需求结构调整和从需求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不足。在两种效应的综合影响下，需求侧的消费需求比重上升1.43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比重下降0.96个百分点，内需总体比重上升0.47个百分点。同时，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分别下降0.38个百分点和0.2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上升0.66个百分点。最后，在两种效应协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下，浙江的地方生产总值出现更大幅度的增长，为0.89个百分点。并且，由于增长效果的扩大，除对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仍有减少以外，对城镇各类劳动力的使用均呈现增长。(四)与生产侧产业结构升级指向的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效应通过以上模拟分析，我们确认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经济效应不仅分别直接影响经济的收入分配侧和最终需求侧，还通过经济系统各层面之间的关联互动而间接影响到生产侧，对各方面的经济结构调整有积极作用。在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与专门针对生产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关系。1.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综合影响扩大市场准入，提高第三产业市场竞争强度，意在挤出其中超额利润，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的系统性运行下，该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表4报告了对其综合影响的模拟结果。从其结构调整效果来看，首先是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则下降0.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比重也有上升但较弱，为0.1个百分点，尽管不够完善，但基本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指向。其次是收入分配侧的营业盈余比重下降1.1个百分点，而要素收入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生产税比重也有上升但相对较弱，为0.2个百分点，也基本符合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指向。再有是需求侧的内需比重上升比较明显，为1.7个百分点。但是消费比重和投资比重均有程度相近的提高，内需结构调整不够完善。从其增长效果来看，地方生产总值增长较大，为10.5个百分点，对各类要素的使用也相应增加。2.农民工市民化与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效应从上述结果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与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经济效果之间具有协同性。表5报告了对农民工市民化和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综合效果的模拟结果。在双方效果的互补和强化下，首先，产业结构表现出更明确和合意的升级。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依次下降，分别为0.3和1.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有了更大幅度的提升，为1.3个百分点。其次，对收入分配策也表现出更明确和合意的调整效果。要素收入的比重有了更大幅度的上升，为1.2个百分点，营业盈余的比重则相应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为1.4个百分点。再有，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的比重以及内需总体的比重也表现出更大幅度的提高，分别为2.3和2.2个百分点，而投资需求比重则下降0.1个百分点。最后，浙江地方生产总值也表现出最大幅度的增长，为11.7个百分点，要素使用的增加幅度也最大。四、总结我国有大量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他们的劳动收入因工资歧视而被不合理分配，其家庭的储蓄/支出结构也因身份境遇的不同而有别于一般城市居民。本文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关注了其中的农民工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农民工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以及这两种效应的综合经济影响。鉴于这两种效应对需求侧和收入分配侧的直接影响对生产侧具有间接的关联带动效果，因此本文还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经济影响与针对生产侧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关系。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对于浙江经济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具有互补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协同性。首先，本文确认了已有研究所关注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对于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该效应的影响下，浙江经济的需求结构向消费需求和内需倾斜，产业结构也在需求带动下实现升级，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本文研究进一步显示，该效应对收入分配侧的影响存在不足，没有实现营业盈余比重和要素收入比重的此消彼长而是相反。其次，本文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同样对地方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该效应的影响下，收入分配侧的结构得到了调整，要素收入的比重上升而营业盈余的比重下降，并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但该效应在对需求侧的扩大内需方面和对生产侧的结构升级方面存在不足。第二，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经济效应彼此间相辅相成，在其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有效促进浙江经济形成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和内需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运转，并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第三，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的综合影响与第三产业竞争政策的效果具有协同性和一定的互补性。通过双方效果上的互补和强化，浙江经济的生产侧、收入分配侧和需求侧都表现出更明确和合意的结构转变，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和就业扩大幅度也更大。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还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农民工及其家庭与城镇劳动力及其家庭在工作境遇和生活境遇上的差异是普遍现象，农民工市民化产生各种经济效应的内在机制也是一般性的，这两方面因素均非浙江所独有。因此，本文针对浙江省的案例研究对我国其他地区也应具有普遍意义。有必要强调的是，本文以“半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市民化为对象的分析及其结论表明，推进城镇化应重在质量而非单纯的数量或速度。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要在工作境遇和生活境遇上有实质性的转变，使其真正趋同于城镇劳动力及城镇居民，而不仅是单纯的转换了职业或居住地点，城镇化才能更有效地带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而如何使农民工市民化等更多的政策讨论作为本文此后课题有待深化。注释：①目前只有浙江省统计年鉴等公开资料中公布了当地分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的农村劳动力。因此，本文选择浙江作为案例。②鉴于数据限制，本文没有考虑卫生及教育支出等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③代表性的如郑玉歆等(1999)、李善同等(2000)等。④营业盈余可通过分红等方式而被转移于企业以外部门。但依据可得的相关数据，如2002年浙江省资金流量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经常转移中的“其他”项下不过57.11亿元，是同表中企业增加值的1.22%，财产收入中的“红利”支出只有4.11亿元，不到增加值的千分之一(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5年)。可知营业盈余的对外转移微不足道。⑤研究表明，浙江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为26.30%，其中的55.2%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谢嗣胜等，2006)。本文据此近似设定城镇劳动力与农民工的工资比率为1∶0.8，其间0.2的差距中有0.1是歧视造成的，即εg=0.1，δ=0.1。⑥农村劳动力进城成为农民工表明农村劳动力价格应进一步低于农民工，本文据此近似设定εp=0.4。⑦对进出口品的进口替代弹性和出口转移弹性设定为2。鉴于国内贸易相对便利，对调出入品的调入替代弹性和调出转移弹性应该更高，本文设定为4。⑧统计分析表明，2005年浙江省29.30%的农民工来自外省(章剑卫等，2006)。本文据此将外省农民工的比例近似设定为30%。⑨如前所述，本文设定城镇劳动力与农民工以及与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比率近似为1∶0.8∶0.6。⑩对分城乡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资本收入的推算有待进一步改善。(11)调查统计表明，2006年农民工月生活支出占月收入的42.75%(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这说明农民工家庭的储蓄率较高。另外，农民工每月个人的平均支出为463元。其中，用于住宿费用的平均支出为72元，用于食品费用的平均支出为235元，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平均为47元。另外，17.21%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19.78%(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本文将食品支出划为对第一产业产品的消费支出，住宿和文化娱乐以及子女教育支出划为对第三产业产品的消费支出，生活支出中的其他余额视为对第二产业产品的消费支出，并据此计算得到农民工家庭各项生活支出在总生活支出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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