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中国出口贸易在先前的20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镶嵌于产品的低要素成本一度成为关键因素，而企业自身的贸易成本变动因素也不可或缺，其影响途径和微观机理值得考察；鉴于传统贸易理论对中国贸易扩张的解析越来越具有局限性，当前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对贸易新现象进行新型解释，如钱学锋[1]认为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双重边际实现的，即由产品多样性的外延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产品纯数量的内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两个方式对外扩张增长；除了贸易扩张模式的研究新进展，针对贸易扩张动因的微观企业行为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前景。随着世界贸易模式的不断发展，先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过程中得以不断演变，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试图从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异性角度来解释当前国际间的新形态贸易模式，但是新贸易理论依旧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贸易形态和贸易发生机理①；以微观企业行为和治理结构来分析贸易模式和导向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新贸易理论研究者不断尝试从产业组织理论寻求启发，给出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与绩效）框架下企业贸易行为的一般性经验结论，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两个层面，即：（1）企业市场选择行为，侧重于企业对内外部市场进入的决策研究；（2）企业内部化选择行为，该方向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和市场边界控制研究的启示，从企业交易成本入手将企业内部化分为国内内包、国内外包、国际内包和国际外包四个模式，进而探讨内部化不同模式下的企业贸易行为[2]。目前研究者开始从企业组织行为和投资行为甚至企业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考察贸易发生的概率和模式，这又被称为新—新贸易理论。此类尝试性研究逐渐触及“企业行为—贸易模式”框架的微观基础，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不同于Kruagman的差异化产品研究基础，而是强调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基础。当前对企业微观行为的考察开始摆脱理论范式的讨论，逐渐开始从经验角度实证分析企业微观机制、异质性因素与出口竞争力的逻辑关系，或以异质性假定为基础对贸易背景下企业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在国内，由于微观经验分析受到数据瓶颈的作用，未能真正形成研究气候；本文利用企业微观样本数据，将尝试性地从企业异质性因素、企业运营基础、外部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来考察企业竞争力和出口导向性。下面为微观层面企业异质性、生产率与出口导向的相关文献。（1）国内部分文献：鉴于研究数据获得的难度，当前国内针对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绩效和出口能力研究涉及较少，如钟昌标考察了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他认为企业对外开展贸易的出口导向心理具有两面性（既有随机性又有谨慎性）。二、实证模型、数据描述与估计方法就异质性企业而言，在何种因素作用下其出口具有扩张动力？这值得我们通过经验估计深入分析，我们重点选取了两个层次的指标：（1）企业异质性指标：主要由企业生产率差异、运营成本因素来体现；（2）外部优势因素：包括金融中介的支持度、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针对以上因素，我们一共选取了14个解释变量，以下给出经验的估计模型：其中Er代表出口率；Dr、Pa为负债率和应付账款分别进入方程体现债务困境对外部出口经营的影响；而运营成本指标中Se和Mf分别为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出口企业在进入外部市场时，必然考虑如何获得国外消费者的认可，甚至品牌认同度的提升，以及如何有效进行国外销售渠道的开拓，这就需要营销费用的投入，我们预期Se指标对出口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同样管理费用体现的是企业整体运营能力，有理由认为对企业资源有效整合的高管理效率将有利于企业对外扩张。利润水平（Pr）和企业生产率（TFP）从不同层次度量了企业的竞争力，只有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获得了某种“特定”生产效率竞争优势，比如技术创新能力等以后更加具有出口竞争力[11]；产值水平（Ol）、规模类型（St）以及从业人数（Ne）则从规模大小来体现企业特质，而规模优势也可能意味着出口企业的竞争力；Pt为企业属性类别（即外资、私营和国有，分别赋值2，1和0）；中介指标Fi主要体现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出口融资环境差异，关税率（Tr）由企业所属行业平均关税率来体现，退税政策（Tp）主要由HS编码分产品类别的退税率体现；地区变量主要设置为虚拟变量（即东部为2，中部为1，西部为0）；港口特征则由各省份具有的主要港口数来体现。数据来自中国产业分析平台的微观企业数据②，在全国21个省份初步抽取符合经验目标的样本企业数为821家，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8～2006》，样本期限为2004～2009，总体样本类型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出口率指标通过当年出口交货值与产值比率来体现，累积出口交货值体现整个样本期出口年份的叠加值，由于部分企业未能充分记录样本期所有年份出口值，因而在实证分析时，我们考虑了受限因变量估计的方法加以克服。本研究首先对影响企业出口导向的主要变量进行简单的统计特征分析，直观地给出了各个变量的预期符号，见表1。考虑企业统计调查样本存在数据缺省，部分出口企业的相关特征指标存在数据归类不详尽，主要有两个原因：（1）该指标数值过低或为负数；（2）指标难以直观统计或存在统计丢失。尤其作为因变量的出口额统计缺省，就难以进行基本的OLS估计；因变量缺省问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数据处理，如分别赋予零值和均值替代原因（1）和原因（2）中的企业出口水平的缺省值。但零值或均值处理后的样本在OLS估计过程中通过缩减缺省样本来完成估计，又因减少了本不充分的样本量，从而降低了估计的有效性。为了保持样本较为完整，本文还将采取Tobit模型进行修正估计，简单的模型通过潜变量来定义如下：三、实证回归首先针对全样本企业，我们依据方程（1）对出口企业的出口率进行了基本的7组回归（见表2），分别选用不同指标多层次多角度进行OLS估计，实证方法采取OLS估计。模型稳定和错误设定（Ramsey Reset）的F检验值均低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这说明本文的模型设定不存在显著的设定问题，基本可以描述出口企业出口导向性的绝大部分影响因素。（1）生产率的考察 针对基本估计1，指标TFP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符合我们的预期；回归2中我们设置了同组的另外一个变量（利润率）进行了估计，该工具变量与回归1中的TFP保持一致性③，我们的分析同样支持了张杰和李勇等人[4]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所呈现出的正向相关关系，很有可能是生产效率不同的企业“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结果，即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行为；总体上经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前文的假定，即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与出口优势保持一致性。（2）负债融资的考察 我们一共选择了两个变量，负债率和应付账款分别进入回归1和2，结果显示两者的系数均为负数，前者通过了5％的显著性（后者不甚显著）；为了获得可靠的信息，回归3～7的比较估计进一步发现应付账款的估计较为理想，总体上显示了两个变量均不利于出口率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卷入资金收支账款的“债务链”，张杰等[12]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人均应付账款要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企业拖欠上游供应商等经营行为干扰了中国本土企业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这又导致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13]，结果极大阻碍了出口企业的市场行为。（3）运营成本的分析 运营成本指标均由费用率体现，两个变量共同进入了回归1和2后显示销售费用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率，符合基本逻辑，张杰等[12]认为相对于进入国内市场，企业进入国外市场都需要支付一笔更高数量的固定成本与沉淀成本，比如广告品牌建立和国外销售渠道以及运输设计等；而管理费用率则不利于出口率（但是显著性较差），在国际贸易环境下，由于存在可变贸易成本，只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口[14]。企业的运营成本更多地体现了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基于交易成本的现代企业理论强调内部化优势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治理绩效高的出口企业有理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4）规模特征和属性的考察 产值、规模类型和从业人数从不同层面体现企业的规模程度，由于共同进入回归方程，容易产生共线性，我们分别纳入回归1～7；结果多数回归的系数为负，但解释力和显著性都较弱。大企业和小企业各自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规模化经营和专业生产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Krugman[15]就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因，其强调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促进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对差异性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这又使得小企业能发挥其自身灵活生产的优势；因而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出口竞争中谁更胜一筹？我们的经验数据显示两者难分伯仲。就不同属性企业的出口率估计来看，该变量显著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更具有优势，而私营企业又相对国有企业具有优势；这又一次在微观层面上验证了我国属于外资拉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5）金融中介的支持度 由于难以直接获取省份层面的中介指标，我们采用居民储蓄占GDP比重来加以体现地区中介的发达程度④；鉴于欠缺替代性指标，该变量进入了所有估计方程，大多回归显著为正（基本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地区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将促进出口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直接扩大了出口融资能力；另一方面，金融环境发达促进了出口企业提升研发能力进而增强了出口产品竞争力[16]，古典H-O理论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重要性，然而服务性要素也是贸易竞争优势的源泉；在当前时期，全球贸易发展更加倾向于追求发达而配套完备的服务性资源，其中金融中介可获取性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6）政策变量 回归1和2共同引入关税率（Tr）和退税政策（Tp）两个变量，系数的估计符号与预期一致，但两者显著性均略弱；为此，分别单列变量进入相关回归方程，显著性略有提升；从解释力来看，出口企业对行业关税率的敏感程度要低于退税政策；退税政策阻碍了企业的出口能力，我们的研究验证了马捷和李飞[17]的观点，认为出口退税并非是一项稳健的贸易政策，退税政策只会支持那些靠出口补贴而生存的低效率企业，而简单的出口导向政策并不意味着发展⑤。（7）区位变量 我们分别设置了大区位变量和港口变量，对照不同回归组后发现两个变量具有一致的解释方向，多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回归的隐含意义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取外部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18]，出口企业可以通过获得边界区位优势和港口便利性来提升出口竞争力。（8）稳健性再检验 为了观察以上估计结果的可靠性，OLS回归组中的回归7引入了出口累进值作为因变量，基本变量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同时，我们进一步给出了包括因变量缺省值样本的Tobit估计（表3），发现绝大部分变量在相对应的回归方程中与表2保持一致，这说明以上实证结果较为稳健。四、结论与政策启示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尝试了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绩效来探讨出口竞争力；基于产业分析平台的821家微观企业数据，本研究从企业治理和外部优势两个层面分别通过OLS和Tobit给出样本期（2004～2009）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素估计；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高债务不利于其出口能力的提升，运营成本体现了企业的治理绩效，高运营成本实质上是企业交易成本的内部化体现，构成了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制约因素；而企业的规模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的出口能力，这也验证了Krugman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矛盾之谜，大企业的规模优势和小企业的专业化优势双重作用使得规模的竞争力影响难以捉摸。微观出口企业的外部优势主要包括服务性要素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一方面，依托于当前研究的新进展，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出口扩张的动因不仅仅归因于物质要素的比较优势，而相对的服务型要素也正成为贸易扩张的动力，如外贸融资、咨询、港口服务等配套软性环境也是体现一个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企业越接近发达的沿海地区，可以享受较高的外部市场潜力，从而获得出口的区位优势；此外，税收政策的鼓励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敏感因素，后危机时代我国出口企业开始走向转型期，退税政策进入相应的实质性调整期之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来自何处？无论对于政策决策者还是微观企业主体来说，出口企业仍需通过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来获得发展，首先要求企业研发水平的进步，也需要企业治理绩效的提升；最后则是政府的政策鼓励，通过为企业搭建技术创新平台以及创建贸易服务性配套环境，全方位支持出口企业的外向发展。收稿日期：2011－09－07；修回日期：2011－10－23注释：① Krugman[15]重新梳理了新贸易理论，他认为自从30年前少数理论研究者通过产业组织理论与方法开始研究国际贸易之后，传统贸易理论受到挑战，而新贸易理论也需要不断完善。② 中国产业分析平台是北京世经未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长期广泛收集数据，并获得稳定来源渠道基础上通过Internet建立的行业数据库，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导报社长期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持；该平台同时具备统计分析工具、产业分析、跨行业比较等功能。此外，TFP增长率指标来自李春顶[2]的测算。③ 回归2、6和7样本中部分企业利润水平缺省，有效样本为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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