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山西凭借其特有的区位和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北宋与辽国对峙的时期，山西分别处于北宋与辽朝的统治之下，使这一地区在当时民族政权并列的时代文明发展中呈现出了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交融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山西在宋辽两国中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并对以后山西地方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山西宋辽统治经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8—0240—02
山西地处中国中北部地区，周围有太行山、黄河、长城环绕，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古至今，山西地区凭借特有的区位和自身的文化成为黄河文明的重要文化区域，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一、山西在北宋的政治地位
中原王朝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格局后，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建立了宋朝，定都开封。宋朝建立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当时，在山西境内的主要割据政权是北汉，宋太祖赵匡胤在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以后，不断对北汉用兵，但都失败了。赵匡胤去世后弟弟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979年，宋已平定了南方各国，势力增强，宋太宗决意灭亡北汉。宋朝对北汉用兵以后，受到了北汉和政治盟友辽国的双重夹击而失败，后宋太宗派潘美、曹彬、田重进等分三路进攻北汉，对太原城进行了长达七天七夜的围攻，最后，宋太宗下令用汾河水灌太原城，北汉国主投降。至此，整个山西中南部地区都被划入北宋的国土以内。[1]
山西地处北宋防御辽国和西夏两个政权的前沿阵地，“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2]，因此，北宋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非常重视，并在山西境内实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确保对山西的管辖。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北宋朝廷在这里设立了河东路，下辖3府、14州、8军、82县，但是晋北地区是辽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宋朝的统治范围限制在忻州以南的所有晋中、晋南地区，当时的太原府、隆德府、平阳府（今临汾市）分别管辖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和晋南地区。[1]从地缘的角度和当时宋辽两国的关系来看，北宋的国都开封是在山西的南面，黄河以南，一旦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的话，可以从山西大同直接往南，这样，开封就会暴露在北方游牧骑兵的面前，后来的金灭北宋就是这样。但是划入北宋国土之内的山西中南部地区至少可以成为防御辽国的缓冲地带。
与全国其他各路一样，北宋在河东路也设有四司，即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这是宋朝为防止地方权力过大而采取的分解地方权力的统治办法。转运使司负责管理地方财政，除了一小部分用作地方支出以外，其余都要上缴中央；提点刑狱司负责一个路的司法和监察，代表天子监察地方官民；提举常平司负责救济和赈灾；安抚使司负责一个路的兵民之事。四个部门，各司其职，互不统属，从而把地方的权力分开。另外，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唐朝后期的那种武人割据的局面，除了在山西设置四司以外，还在州一级的行政长官中设立通判，通判是监察地方官的言行的，有权向皇帝直接汇报，在北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央加强了对山西地区的控制。
山西在北宋时期的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抵御和保卫首都开封上，同时，北宋中央政府在山西所实行的一系列分割权力的举措避免了这里出现军人叛乱的局面，客观上有利于山西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
二、晋北在辽国的政治地位
辽国统治山西的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大同、朔州、忻州北部。五代时期，石敬瑭为了当上后晋的皇帝，不惜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使得北部地区处于契丹族的统治之下，中原王朝直接面临少数民族南下的危险。辽国的统治民族契丹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3]，在辽国建国初期，契丹族的汉化水平比较低，经济生产方式落后，经常南下掠夺物资。辽国占据山西北部地区以后，把这一地区看作主要的政治区位，尤其是在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山西北部成为北宋与辽国的分界线，双方可以互开榷场，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民族融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地区在宋辽时期出现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互交叉融合的现象。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的经济和榷场贸易往来频繁，中原汉族先進的经济文化传入辽国，大大促进了契丹族封建化水平，而契丹族占领的晋北，汉文化根深蒂固，决定了辽统治者对这一地区政治地位的重视。辽国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晋北地区的统治与管理，设立西京大同府，辽实行的五京制，其中的西京就位于山西境内，可见晋北地区在辽国的重要性。同时，在府以下，依次有州县等行政机构，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实行部族制，这样，辽国在晋北实行的是汉族州县制与契丹族部族制并行的统治方式，利用这种胡汉杂糅的治理方式有效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来说，占据山西向南可以与先进的汉族政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对于中原汉族王朝来说，占据山西并把山西作为一道屏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当然也有利于与对方进行榷场等贸易。因此，山西地区不管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军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特别在各个民族政权并列的时代，这种地位更加突出。
三、宋辽时期山西的经济文化
北宋时期，山西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太原的史守一出资修浚的晋祠水利工程就可以灌溉6000顷农田。同时，山西兴建水利的重点是“淤田”，宋仁宗年间（1056—1063年），程师孟在河东路就监管河渠而初行“淤田”法，河东地区大规模的“淤田”，既杜绝了水患，又改良了土壤，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4]此外，山西的农业生产工具得到发展，农具种类增多，大大促进了北宋时期山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辽对晋北地区的农业也非常重视，有史籍记载：“乾亨四年（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豁免农业税）。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5]契丹贵族不仅承认在燕云地区实行的封建制的土地租佃，进而征收农业税，而且鼓励汉族以外的“蕃”族租佃土地进行耕种，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在宋辽时期，山西的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比如冶铁业、制瓷业、纺织业等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双方互开榷场，在山西境内的榷场主要集中在今天忻州市的代县宁武一带，双方贸易交换的商品众多，都是带有本民族经济文化特色的产品。宋朝向辽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铁器、铜钱、瓷器、丝绸、茶叶，辽国向中原地区输出的以畜牧产品为主，比如羊马、青盐、人参等。宋辽的榷场贸易有利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山西地区的物质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兼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明特质和汉族农耕文明的特点，加快了山西地区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步伐。
在10—12世纪宋辽西夏并存时代，山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国防地位而备受各个政权重视。这一时期，山西地区除了经济发展上兼有两种不同文明的特点以外，文化上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
在宗教方面，宋辽时期，河东地区的佛教得以发展与兴盛。北宋建国后，以赐额的形式对修建佛寺给以名义上的支持，鼓励和推动佛寺的建造。如宋太宗赐天下无名寺额时，佛寺兴建达到高潮，上党地区被赐额的有长治县李坊村洪福寺、内王村宝云寺等。辽国占据幽云十六州以后，佛教迅速传入辽国的上层统治阶层，辽国皇帝都信奉佛教，并把佛教作为国教加以尊崇。山西境内修建了各种佛教寺庙，这一时期，山西地区佛教十分兴盛；除了新建寺庙以外，还有各种佛教教派和教义也得到发展，比如佛教中的三阶教等。[6]山西境内现存的大同市善化寺、华严寺以及朔州应县木塔都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建筑。
在艺术方面，山西也涌现了众多知名人物。比如米芾，原籍山西太原，宋代著名的山水画家，著有《画史》《书史》等，在我国的水墨山水画史上影响极大；他的书法成就更大，以草书为最。宋代为后世所推崇的“苏、黄、米、蔡”四大家，以米芾的书法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四、结语
素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宋辽对峙时期，山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朝消灭北汉以后，太原以南地区尽归北宋，宋朝设立河东路，加强对山西的统治，并使之形成一道屏障，保卫开封，抵御辽国的侵扰，因而宋朝对于山西的边防地位十分重视；辽国占有晋北地区，有利于吸收汉族文化，加快本民族自身的汉化水平。总之，在山西這种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文明相交融的地区，在宋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使得山西地区的文明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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