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意义的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并不是人为地提高合伙的地位，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具有团体性。 [关键词]：合伙民事主体团体性 合伙作为一种历久不衰的联合经营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担当了极其重要地角色。即使在公司制度十分发达的今天，合伙仍以独特地方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小企业通过合伙的方式来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至今仍不明确，这已成为制约合伙制度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合伙制度，明确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的任务十分必要。 一、合伙的本质 合伙作为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始终是作为一种联合经营方式出现的。但给合伙下一个确切地、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合伙是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合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早期的合伙是指，二人以上互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同分配损益的契约。[1]其本质特点体现为：合伙财产不具有独立性，属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合伙人可以依自己意志处分合伙财产；合伙之间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合伙只能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全体合伙人的代理人，适用民法上代理之规定；合伙对外不承担责任，由各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些特点使“合伙成为与合伙人不能分离的‘人的组合’，成为一种单纯的契约关系。在民法中合伙往往作为契约的一种形式规定在债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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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近代和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伙的形式、内容都出现了新特点，有的甚至发生了本质变化。首先，由契约性共同体发展成为注重团体性质的共同体。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合伙财产的性质由松散型向集中型转变来完成的。近现代，合伙的财产越来越脱离自然人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要表现为：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不得请求对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不得擅自转让自己的财产份额，合伙债务不能与合伙债权相抵销等等。因此，“合伙虽为一种契约，但民法上对于已成立之合伙，赋予团体性。”[3]但合伙由单纯的注重契约性向注重团体性转变，并不是偶然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合伙者在当时条件下为最方便地完成持久的商业活动所为的明智选择。”[4]其次，合伙的规模由弱小趋向庞大。主要表现为合伙的绝对数量不断增长，合伙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伙的形式和成员结构出现多样化，合伙的个体规模不断膨胀。例如，卡特尔就是若干企业法人，通过契约的形式，结合而成的合伙同盟。再次，合伙的法律地位不断改变。当前，有些国家已承认合伙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即使不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国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赋予合伙一定的权利。如可以起字号、可以在银行设立账户、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部分国家的法律还允许其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 这种发展变化后的合伙，与自然人具有明显地区别，同时，也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简单的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合伙人个人，成为享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义务的具有团体性的实体组织。合伙也不是法人，它是以共有财产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组织，各个合伙人必须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合伙一方面同时具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合伙是自然人独立经营与法人经营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经营方式。但是，合伙并非仅是过渡性的联合，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稳定的经营方式，形成自己特点，这些都是法人和自然人所无法比拟的。[5]依据合伙在近、现代的变化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近、现代的合伙可作如下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经济实体。[6]这种合伙与契约性合伙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其所具有的本质特点在于，这种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合伙协议与依其成立的经济实体（合伙组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的前提和基础，合伙组织是合伙协议的结果和实施保障；合伙协议形成合伙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伙组织则以全体合伙人作为相对独立的团体同第三人形成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虽然在近现代社会大量出现，但其并未有也不可能完全将早期的契约型合伙排斥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相反，早期的、契约型的合伙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比比皆是，并仍发挥着其独特功能。但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其体现出的不同于契约型合伙的特点，对作为其外在反映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法律面对其社会基础的变化是否应做出相应变化，应如何做出变化，成为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二、关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观点 关于合伙的是不是民事主体，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一）、合伙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合伙的性质存在多种态度，包括“非法人团体说”、“准法人说”、“法人说”以及“第三民事主体说”等。将以上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支持部分合伙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的理由）：1、合伙的财产共同共有，相对独立。因为合伙人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失去了自由支配、处分个人出资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合伙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个人合伙财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足以使其成为民事主体。因为财产自主权是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具条件。个人合伙，它既然能够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一方来处分商品所有权，就说明享有财产权，即使这种财产权不是独立的所有权、经营权而是由合伙的应有份额所合成的共有权也并不影响其民事主体资格的成立。[7]2、合伙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合伙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是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为基础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并以这些财产承担债务和责任，只有在合伙财产不足以补偿合伙债务和亏损时，才由合伙人以自己其它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合伙组织承担的是直接责任，合伙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因此，合伙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8]3、国外民事立法先例表明，部分国家确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合伙为法人，由于合伙几乎适用有关法人的一切规定，后来，法国不得于1978年重新修订《法国民法典》，通过新的立法澄清旧法含混的规定，明确宣布合伙为法人；美国《统一合伙法》赋予了合伙独立法律实体地位。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民事立法先例。[9]4、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为适应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主体的格局。法人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归要结底是由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当前，由于合伙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形势，决定了合伙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赋予这类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不仅有利于维护合伙组织及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10]5、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于任何法律制度来说，无论它在立法中是否承认，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都将赋予一定的人、团体、机构和组织以法律人格，否则，他们无法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现代法律只赋予了自然人和法人以人格。但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其他团体，如合伙。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来看，合伙完全符合相关要求，因此，合伙也应成为民事主体。[11] （二）、合伙是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合伙本身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具有法律直接授予或实际承认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合伙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合伙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12] （三）、评析：综合以上理由，无论是肯定性理由还是否定性理由，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学者没有注意到合伙的不同类型，在论证对象上存在偏差。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法学界之所以到近现代才讨论合伙是否应当成为民事主体，根本原因在于合伙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类型，即体现为团体性的合伙。法律对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是否应当做出相应规定，是否应将其“翻译成新的法律形式”，是法学界出现争论的根本原因。而其争论的着眼点，当然在于这种新出现的、表现出新的特点的合伙。只有将这种合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在法律上有所创新。但新类型的合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类型的合伙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中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旧类型的合伙在同一社会是能够共同存在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重点应是体现为团体性特点的合伙，而不是旧的体现为契约性特点的合伙。但部分学者在此处出现了偏颇，没有能够正确区别合伙的不同类型，而是把将所有的合伙都囊括入其研究的对象，导致重点不清，方向不明，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2、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13]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这一标准可以说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以法定规定作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没有从根本上分析问题。因为法律只是反映立法者思想的一个工具，其本身没有解释将权利能力赋予某一主体的原由，其反映的是“民事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国家向民事主体提供的取得民事权利的一般前提。”[14]公民、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单纯地由法律所规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看到作为工具性质的法律条文的背后所隐含的根本原因，即立法者的界定民事主体的实质、内在标准，才能真正认清民事主体的实质。这样才可以跳开原有的误区，不再局限于就标准论标准等简单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实质来把握问题。因此，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具有不足之处。 3、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同时还提出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我国因此也应作相应规定，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法律制度的移植绝非简单的抄袭，而应当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做出综合的判断，不能因为外国法有规定，因此我国法也应做出相应规定。 4、有些学者提出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两种观点，无疑更注重从本质上分析问题，似乎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在认识上不够深入，没有能够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合伙具有法律人格的论述，在观点颇为正确的情况下，其论据又陷入了民事权利能力范畴内，十分可惜。三、判定合伙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 法人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同样作为联合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之一、并且与法人有众多相似之处的合伙，能否同样成为民事主体，可以从法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法人制度的形成和实质。古罗马时期，尚无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法人”一词。至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帝国时期进一步认为国家、市政府也具有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因此，当时罗马的法人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特殊团体”。至帝国后期，这种团体已大量存在。罗马法时期法人制度的萌芽，其理论基础是罗马法中人格观念的产生和演进。[15]同时，罗马法时期的学者对其做出了精辟论述。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比安提出，“团体独立的性质，虽然由于它的组织成员全部改换，也不影响其独立存在；因为团体的债务并不是其各个成员的债务，团体的权利也不是其各个成员的权利”[16]但在罗马法时期，具有团体人格性质的社会组织只是由法学家们以理论的形式指出的社会客观情况，罗马法时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法人概念和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制度并没有形成。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资产阶级通过联合的方式来扩大自身规模，增强竞争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十八世纪最大发明”-股份公司应孕而生。这类组织在凝集资本快速性、巨大性，获取利润的最大性，及降低商业风险的程度性等方面，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魔力，使十八、十九世纪高度膨胀的个人本位主义受到了严重冲击。“随着个人本位主义诉求的不断理性化，在产权领域，个人所有权开始由支配向利用方向发展。当投资者（股东）凭藉股权获得预期回报时，遂改变了当初的”所有权偏好“。公司法人所有权──一种以团体的名义受领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机制或方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个人本位主义最终在团体（社会）本位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依归和理性参照，并使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体功效性“同整体价值取向的”社会功效性“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现代公司制度进入黄金发展时代。”[17]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及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民民事主体的格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团法人乃是随着社会（团体）本位思想的兴起和西方各国在相应立法中明确规定法人制度之后才得以出现。 祁克认为，这种以团体本位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法人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具有实在性，其拥有独立的意志，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团体并不是还原为或拟制为个人，而是本身就是一个单一体，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它具有法律的人格，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因此，在个人人格之外，还有团体自身的人格。[18]从这理论出发，并结合法人制度产生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出，法人之所能够成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了团体人格，或者说，团体人格是决定法人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因素。这种团体人格是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淡化组织成员的个人人格，提高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协调程度，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具有独立性特点的中介。其具体体现为：第一，意志的单一性。在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中，个人意志大大弱化，其收敛的个人主义转向在共同意志中寻找价值目标，并努力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效地结合。个人意志更多地被上升为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第二，组织的整体性。在对外关系中，组织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出现。必须以自己的商号进行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第三，行为的统一性。为保证统一的意志不受第三人以及内部组织人员的非法影响，必须设置一定的机构来统一执行组织意志，将组织其它任何成员的意志都排除在执行主体之外。以公司为例，股东出资后，将失去对其出资财产的支配权，其得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公司的股权。（当然，股东同时也会获得只是以其出资承担有限义务的权利。）并且股权也是其得以控制公司的唯一的合法方式，不得以其它任何行为来干涉公司行为的统一性。第四，财产的独立性。组织不仅能够聚敛巨资，兴办个人难以企及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财产增值。要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确保组织的管理机构对财产的能够有效地、自主地管理利用为前提。正是由于组织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的个人意志、个人行为、个人财产被彻底地由团体意志、团体行为、团体财产所代替，从而形成了团体人格，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中介，进而使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同时，这种业已形成的集团人格也会反作用于成员，对其有关的民事活动做出限制。例如，竞业禁止、限制成员与组织间交易等。这些限制同样是集团人格的重要体现。 （二）现代意义上的合伙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如前文所述，在现代社会，合伙这种联合经营方式并没有因法人等高级联合经营方式的出现而走向衰落，相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而合伙之所以如此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典型代表即是注重团体性的合伙的出现。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备了意志单一性，组织整体性，行为统一性，财产独立性等特点，已完全符合团体性人格的标准，因而应属于民事主体。但这种民事主体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它的出现必将会打破原有的民事主体二元制结构的体系。第一，合伙已形成了单一的意志。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对外决策已不再是合伙人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即使由单一的合伙代表人所做出的决策，同样也是反映了了全体合伙的共同意志，因为其代表权是由全体合伙共同决定的，是以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其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共同意志的反映形式。）同时，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当然，并非所有合伙的共同意志都会被抽象成为单一的意志，其共同意志未有被抽象成单一意志的合伙并不具有团体人格。第二，合伙具有整体性特点。如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可以在银行或信用社开设账户，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所有这些合伙都是以整体性质的组织出现的。第三，合伙行为具有统一性。如各合伙人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且，依法已经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于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只是享有监督检查权。第四，合伙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可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但这种共有，并非合伙人财产所有权的简单合并，而是在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对于全部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权。合伙人实际上已失去自由支配、处分其个人出资的权利。只有在合伙解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19]同样，作为具有团体人格的合伙，其所形成的团体人格会对合伙人的权利做出了一定限制。如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不得人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等。总之，合伙已具备组织团体人格的所有特征。由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又不同于法人，因而应确
定为第三民事主体。 （三）、能成为民事主体的合伙的范围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社会合伙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具有团体人格，只有具有团体性的合伙才是民事主体。判定是否具有团体性的主要标准在理论上体现为：意志的单一性、组织的整体性、行为的统一性、财产的独立性。如果将这些理论具体为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定程序成立，并经当地主管部门登记核发营执照；2、有自己的名称或字号，并以其对外进行民事活动；3、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4、有自己的负责人，并由负责人进行相关的诉讼行为，其行为对全体合伙具有法定效力。5、合伙目的的营利性。当然，团体性质的合伙同时还应具有一般合伙所具有的特征，如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组成人员多数性等基本特征。依此标准，商事合伙，[20]包括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合伙企业等都应属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应当第三民事主体。其它的以营利性为目的、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合伙也属于第三民事主体。隐名性合伙、临时性合伙、非营利性合伙等不具有团体性特征，应排除在第三民事主体之外。 当然，合伙要成为民事主体，最终还需要法律的确认。但法律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只要社会存在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其需要制度认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必须适应其需要，而不应人为的设置阻碍。“法律原本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该积极发现和承认合理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为设线控制之。”[21] 注释： [1]参见：戴镦隆丁岩：《论合伙》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2]参见：马骏驹余延满：《合伙民事主体地位的再探讨》。 [3]参见：郑玉波：《民法债权各论》（下）第641页。 [4]江平龙卫球：《合伙的多种形式和合伙立法》，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5]参见：马俊驹：《民法通则与合伙民事主体地位》，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3期。 [6]许多学者认为，合伙人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甚至还包括合伙组织，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作论述。 [7]参见：王敬非：《试论我国个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3期。 [8]马俊驹：《民法通则与合伙民事主体地位》，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3期。参见：王敬非：《试论我国个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3期。 [9]参见：王敬非：《试论我国个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3期。 [10]参见：马骏驹余延满：《合伙民事主体地位的再探讨》。 [11]参见：杨琦萍：《论合伙的主体地位》，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2]参见：段晓娟：《“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质疑》，载《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13]民事权利能力的具体内容包括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等方面的内容。它要求民事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等内容。因此，凡是以是否拥有独立的财产或独立的民事现任能力等作为判断民事主体标准的，都应被归结结为以民事权利能力作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 [14]李开国著：《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57页。 [15]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会1997年版，第93页。 [16]参见：由嵘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17]王勇：《团体人格观：公司法人制度的本体论基础》，访问日期：2001年11月10日。 [18]参见：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253页。 [19]有学者从法人是具有独立财产的组织体出发，认为组织体只有具有完全独立的财产才可能形成团体人格，因为，这样既能保障第三人的利益，又能保障组织成员的利益，笔者对些持否定意见。首先，组织体不具有独立性质的财产，不仅无害于保障第三人的利益，相反加强了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为当组织的财产的不足以向第三人承担责任时，则由组织成员以个人的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因而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远远大于仅以组织的有限财产所承担的责任的范围。其次，组织体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财产，并不能理解为组织成员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为，组织成员之所以加入组织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其要想获得利益，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并选择运用成本的方式。运用成本的方式对其能否获取利益具有重要影响，但任何运用成本的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属于风险投资。组织成员对建立于其个人自愿基础之上的风险投资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对此，不能认为是对其利益的保障不足。因此，笔者认为，组织体拥有相对独立的财产，同样仍可形成集团人格。 [20]商事合伙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合伙目的为标准对合伙所作的分类，凡是从事某种程度或规模的商业活动，即从事商行为的合伙都属于商事合伙，否则属于民事合伙。从这一标准出发，我国大部分的合伙都属于商事合伙。参见：江平龙卫球：《合伙的多种形式和合伙立法》，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21]江平龙卫球：《合伙的多种形式和合伙立法》，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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