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强调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等都与生态规划思想理念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目标预测，特别应考虑生态安全与生态安全格局。城乡规划用地选择首先要考虑生态适宜性。
城市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城市数目增多，各个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其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以简单的增长率和比较人口数量的方式并不能完善地描述人口从与世隔绝的乡村向城市的运动过程，因为城市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
城市化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过程来看，基本上可以把城市化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型城市化(又称集中性城市化);二是从城市中心向外扩展或扩散的离心型城市化(又称分散型城市化)。
一般来讲，工业化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主要表现为向心型城市化，中后期则主要表现为离心型城市化。离心型城市化又有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两种不同类型。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向心型城市化导致城市人口过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导致大城市和工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交通手段以公共交通(电车、地铁、公共汽车)和步行交通为中心，在以车站为中心的步行圈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第二阶段，由于作为城市成长的经济要素的城市型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汽车交通渐成优势。城市不断地向郊外快速扩张。像是要追赶上人口的发展那样，商业、业务等城市设施也呈郊外化发展。虽然人们获得了移动过的自由和宽敞的住宅，但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市区密度却在不断地下降，生活圈向广域化方向发展。
步入20世界90年代以后，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开始了针对住宅郊区蔓延化的反思，兴起了“新城市主义”运动。其最主要的理论思想是安德雷斯·杜安尼和伊丽莎白·普拉特夫妇提出的“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和彼得·卡尔索尔普提出的“公交主导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后者旨在通过塑造具有城市生活氛围、完整紧凑的住区来取代郊区蔓延的发展模式，以新理念和新形态来创造和复兴城市住区，力图构筑更合理的城市空间，形成更优化的、与原有城市互动的、具有新理念的城市住区。
从土地资源方面来看：我国的主要特征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为美国的1/15，全球的1/4。1996年底我国耕地第一次详查结果是19.51亿亩，到2003年底统计结果为18.51亿亩。7年之内，全国耕地净减少1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5%以上。在多种原因的耕地减少总量中，生态退耕占62%，农业结构调整占18%，建设用地占14%，灾害损毁占6%。
在减少的1亿亩耕地中，1300多万亩是有浇灌设施的优质良田，而新增耕地一半以上是耕作条件不理想的旱地，质量上无法与被占用的好地相比。虽然建设占用不是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但今后30年是我国城市化保持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部分耕地，这将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底数。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会使城市政府提高人均用地标准，土地资源面临城市人口增加和用地标准上调的双重压力。根据国家标准，人均生活居住用地为40～56㎡/人，仅为发达国家同类城市的1/5～1/3;城市公共绿地为7～11㎡/人，一般发达国家标准为12～20㎡/人，国外一般达到20㎡/人。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状况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阶段相对应。
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现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时期，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是：建设规模大，动用资金多，建设速度快，建设涉及专业、领域与部门多。传统的规划概念、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与今天的城市化发展大大不相适应，举例来说，上海的城市建设不仅是浦东开发和浦西改建，这几年来上海在酝酿发展战略的研究中还提出了“泛上海”的观念，辐射到苏锡常以致更广阔一带，城镇呈点轴发展;三峡工程不仅是建坝的水利工程与电力工程问题，与建坝工程同时并进的是整个库区的城镇化问题、移民问题、安居问题和生态保护问题。
又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外资涌入下呈城市群，通过香港这一区域性世界城市使珠江三角洲城镇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范畴。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讲求高消费、现代化、豪华不行，有专家估计，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消耗了75%的世界资源，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只能走资源节约型社会这条道路;仅仅讲求当前利益、近期效应不行，还要有长远观点、持续发展思想;仅仅依靠各自的地方部门不行，这样会因体制等的影响有所局限，需要根据现实，研究协同发展战略，加强宏观调控;传统的工程专业概念不能适应多学科交叉的实际发展，需要有一种新的概念、战略和哲学，以加强我们的建设研究，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探讨具有中国特色、不同地区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打造科学的人居环境。
要吸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郊区蔓延的教训最先在美国出现的城市郊区化蔓延，导致了经济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大幅度提高。郊区蔓延所致的基础建设投资的经济成本增加3～5倍，而环境成本则更大，大量的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
大量的人口迁居郊区，老城区成为老年人，穷人的“地狱”，导致社会成本大大提高。郊区化的蔓延，给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埋下了巨大的苦果。我国现正处在城市化与机动化同步发展时期，必须在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调控下做到较密集的城市开发布局，城市必须要成为紧凑的城市，与开放的生态空间相结合，否则的话就不能解决我们的城市发展问题。
我国现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假如我们在今天高速城市化阶段缺乏强有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作为调控手段，那我国有可能出现比美国更危险的郊区化。如果机动化的浪潮推动这种郊区化在我国发生，所带来的环境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将会比美国高得多，这对于人多地少、资源分布极端不均衡的中国将是灭顶之灾。防止郊区化蔓延的重要调控手段，就是要建立以强有力的城市规划体系为核心的城市化调控政策。
我国现行的住区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为适应现代化生活和交通的需要而提出的，并形成了一整套的规划理论与实践手法。这些规划理论曾指导我国城市建设达50年，在我国城市社会住房安置工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过于注重功能主义，忽视人们精神生活的多元性;空间结构单一，缺乏交往空间;住区环境凝聚力不够，空间塑造上注重建筑实体，较少考虑环境设计和外部开放空间的营造，各地住区千篇一律。这一切已经不符合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
城市住区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影响城市住区建设的各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相互渗透。而当前城市高速发展的时代特征，又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非确定性。如果不能对住区建设的整体面貌有一个较好的了解，则可能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就出现目标偏离。因此，以全面的观点研究住区建设问题具有极大的必要性。目前对于居住水平的评价采用了多种指标，如人均居住面积、人均使用面积、绿地率、容积率等。但是这些指标只是对住区物质环境的综合反映。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住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其涉及的范围还包括居民的心理需求、行为模式、生态环境、价值形态已经制度等各反面的问题。住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简单地从功能性角度出发，只会将住区建设引入歧途。
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物种消失、资源浪费，这些问题市场经济是没法解决的，要通过规划进行调控。城乡规划要对生态资源起到严格的保护作用，划定开发建设的禁止区、敏感区和可建区，科学合理地利用规划来调节空间布局;通过划定资源保护带、水源保护区等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
基于生态学理论基础的生态思想理念，即生态意识，就是强调用生态与生态系统思想来思考问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强调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等都与生态规划思想理念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目标预测，特别应考虑生态安全与生态安全格局。城乡规划用地选择首先要考虑生态适宜性，在用地综合地质条件、生态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等分析评价基础上，明确哪些范围不可建设、不宜建设，哪些范围适宜建设、可以建设。同时，对于涉及那些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濒危地区、生态敏感区应是规划不可缺少的深入研究内容。
作者：王建芬 来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2013年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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