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彩绘瓷是日本瓷器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部分，它的出现，不仅是日本本土陶瓷技术进步的象征，而且也是当时世界陶瓷业发展的侧写。本文从日本彩绘瓷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得出日本彩绘瓷的出现和繁荣与当时中国彩绘瓷的萧条相关。
关键词：日本彩绘瓷；海禁；陶瓷贸易；东印度公司
日本的瓷器发展，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的彩绘瓷就是在内需与外供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具体而言，主要是当时作为陶瓷输出大国的中国正处于政权交替之际，无法稳定而持续地出口瓷器所导致。因此，作为邻国的日本，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将彩绘瓷不断地发展起来以满足本国所需与它国所求。
1日本瓷器的诞生与彩绘瓷
目前，关于日本瓷器的创烧者尚无明确定论，且有三种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一是元和二年（1616年），在文禄庆长战争中被丰臣秀吉带回的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上游的泉山发现了瓷石矿，之后便带领陶工在上白川天狗谷筑窑，并成功烧制出瓷器[1]。这个观点是影响力较大的一种。二是庆长年间（1596-1615年），由家永壱岐守在天狗谷开窑，烧制有田瓷[2]。三是来自朝鲜的陶工“宗传”与其妻“百仙婆”在有田烧制瓷器[2]。以上观点虽不能明确指出日本瓷器的创烧者，但是可以看出在日本瓷器初创期，朝鲜陶工对日本瓷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朝鲜的陶瓷发展受到中国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瓷业也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因此，日本瓷器的诞生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时间正好处于中国瓷器繁荣发展的明代。日本瓷器的发展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的瓷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显现雏形，之后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逐步地繁荣昌盛，并使其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中国的瓷器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其中彩绘瓷的发展，在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宋代就已经孕育成型。譬如，颇具乡村野趣的“宋三彩”。而到了明清时期，彩绘瓷的技术更是达到登峰造极。五彩、斗彩和珐琅彩等制作精美的彩绘瓷器，不仅是当时帝王将相的心头好，而且也是海外公爵的掌中宝。在大航海时代，中国的彩绘瓷通过海上贸易，深入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彩绘瓷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日本彩绘瓷是以中国彩绘瓷为蓝本，再加上本国民族特色，所形成的“赤绘”艺术。譬如，早期的吴须赤绘，以红色为主，绿色为辅，构图自由，运笔潇洒，这种单纯古朴的风格是中国宋三彩的翻本。随着日本制瓷技术的发展，日本的彩绘瓷在参考中国彩绘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加具有日本本民族风格的彩绘瓷，如柔和精巧、色彩分明、品种丰富的柿右卫门派；稳重规整、纤细精巧、强调技巧的色锅岛派；以及色彩浓烈的古九谷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彩绘瓷。这样的发展让日本的制瓷技术更上一层楼，也让日本彩绘瓷登上世界舞台成为可能。因此，在之后的世界陶瓷领域中，日本以一种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不仅将具有民族特色的彩绘瓷器发扬光大，而且还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十八世纪的瓷器，让中国的彩绘瓷形成了“中国伊万里”的风格。所谓的“中国伊万里”就是中国模仿欧洲国家喜欢的日本的伊万里风格。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在世界陶瓷领域有着不可撼动地位的中国，与“后来者”的日本出现了“位置互换”的局面？概言之，这种局面是由于日本彩绘瓷受到来自于，满足自身发展所需的自律性影响，以及外界历史背景的他律性刺激所导致。
2中国瓷器出口量的减少促使日本彩绘瓷的发展
中国作为陶瓷艺术的发源地，其影响范围波及全球，其中对日本和欧洲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的发达，使得各国的陶瓷贸易往来愈发频繁。但由于当时的政权之争和海禁政策让中国的陶瓷贸易受到重创，也改变了当时世界陶瓷贸易的发展。2.1日本进口大量的中国陶瓷。中日之间的陶瓷贸易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早在唐朝的时候，日本就已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从日本现存的瓷器中便可窥探一二，譬如现存的唐三彩陶器、宋三彩等，之后到了明代，日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更是与日俱增，因此也就有了“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3]”的说法。日本陶瓷市场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武士阶级掌握实权、禅宗的普及和茶道的流行这三个推动因素[4]。极大的市场需求量使得本国的产量供不应求，加之初期还没有掌握制瓷技术，因此也就导致中日陶瓷贸易间的频繁往来。据资料显示，明代陆续有大量的瓷器输送到日本。首先，江户幕府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时，批准了将长崎作为中日贸易往来的交通枢纽。而后崇顿八年，装载了约有135005件中国瓷器的船只从台湾出发，向日本输送瓷器。其中这批瓷器中包括了青花碗、青花盘与五彩盘等，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小碗和茶杯，高达94350件。从运载瓷器的器型上来看，这与当时日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审美相关。而在崇補十四年，运送到日本的瓷器相较之前而言，数量上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出兰岛馆日志》记载，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数目在3万左右[4]。故而可以看出在明代的时候，日本进口中国陶瓷的数目之多，日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之大。而在1641年之后，中国陷入了明末清初王朝交替的内乱之中，导致中国瓷器的出口量大幅减少，日本也就很难从中国进口瓷器[5]。因此，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肥前地区的有田各窑场开始增加瓷器的生产量。这样一来，也就加快了日本瓷业的发展，并为后来日本彩绘瓷打开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2.2欧洲地区对中国陶瓷的需求。中国的瓷器自外销以来，一直是出口的大宗商品，不仅在亚洲地区深受喜爱，而且引起了欧洲各国的痴迷。在明末清初时期，欧洲地区的瓷器输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关系紧密。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简称VOC。同年，在马六甲海峡，一艘满载中国万历时期青花瓷的西班牙商船，被东印度公司捕获。该船上的10万件青花瓷，在1604年于阿姆斯特丹拍卖，并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国瓷器由此受到了欧洲当地人民的热爱，同时也为中国瓷业打开了欧洲市场。自1610年7月（万历三十八年）,荷兰商船RoodeLeeuwmet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开始，荷兰商船便在未来的几年内不断的将中国瓷器运输回欧洲，数量也从1612年的38641件，增加到1639年的366000件[7]。这样大倍数的增长表明，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是作为中国瓷器输入欧洲的主要承担者，其运载数目不容小觑。欧洲市场对中国陶瓷的需求量之大可见一斑。同时，这也表明了东印度公司在中欧陶瓷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除了向欧洲输送中国瓷器以外，东印度公司也向日本输送中国瓷器，打开了对日本的销售市场。但在明清政权交替的动荡时期，作为瓷器生产中心的江西，陷入两朝对立的拉锯战之中，导致制瓷业的衰落，无法持续稳定地供应海外市场，使得对瓷器需求量巨大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视野从中国景德镇瓷转向与中国风格极为相似的日本有田瓷。基于此日本的彩绘瓷为了满足外销需求而进一步发展。根据荷兰的记录，首次瓷器出口是在1647年，但这时的日本瓷器并未直接运回欧洲，而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荷兰商人认为，日本的制瓷技术有限，成品还无法与中国景德镇的产品相媲美，故而日本的瓷器没有带回欧洲的价值。但是在中国无法向欧洲出口大量瓷器的条件下，这样的情况便发生了转变，也即是将日本的彩绘瓷输送到欧洲。这也就使得日本的彩绘瓷从最初的满足本国所需转向了海外市场。在中日贸易关系中，恰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中将其描述为“日本人也是中国的一个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地追求一切竞争优势，特别是中国遭遇‘麻烦’的时期[6]”。加之，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荷兰商人更加难以获得中国瓷器的货源，也就不得不将日本瓷器的出口拓展到欧洲。于是，东印度公司对日本瓷器的收购，由最初的1650年的145件增加至1659年的56700件，在1673-1683年前后达到最盛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瓷器逐渐取代了中国瓷器的地位，以至于后来中国恢复瓷业出口，出现了模仿18世纪欧洲喜好的日本瓷器——“中国伊万里”。
3中国陶工赴日使得日本彩绘瓷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虽然日本制瓷技术最初受到朝鲜陶工的帮助较多，但在瓷器装饰上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中国陶工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彩绘瓷的发展。首先，在17世纪前期，长崎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传播的基地，不少华人华商初到日本就集中于此，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侨居于长崎的中国商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不到20人，逐渐增加到2万人左右。也就是曾到过日本的刘凤歧所言的,“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7]”。人口数量的增加，政府必然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人员进行管理，于是便有了“唐通事”、“唐年行司”等职业。所谓的“唐通事”指的是在贸易活动中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而“唐年行司”则是掌管华人诸公事及诉讼[8]的职位。由此可见，在明代中日之间的人员交往数目之多，关系之深。之后，到了明清更迭之期，有不少华人出海，其中也包括了陶工东渡到日本的可能。根据史料记载，顺治三年（1646年）颁布了“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规定：“若将人口……出境及下海者，绞。[9]”由此可见，当时出海人口数量之大，人员身份之复杂，以至于需要政府颁布禁止命令。而日本彩瓷技术是由在日华人传授，可以通过《酒井田柿右卫门家书》中《觉》篇“伊万里瓷器商人东德岛左卫门向在长崎的中国人支付礼银学习制作彩瓷，在正宝三年（1647年）成功制成[2]”得到证明。所以日本的瓷器在中国陶工技术的指导之下，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这种的发展不仅是为了满足日本本国对于瓷器的所需，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海外市场需求的标准。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之下，日本瓷器开始代替中国瓷器，占据国际市场的一席之地。
4结语
艺术的发展受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影响，正如日本彩绘瓷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清政权交替的动荡时期，瓷业衰败、海禁政策、出口减少等因素导致中国的陶瓷贸易每况愈下。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瓷器的从无到有，为彩绘瓷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同时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也让彩绘瓷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因此，日本彩绘瓷的出现不仅是自身陶瓷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契合世界发展的时代产物。
参考文献
[1]陈进海.《世界陶瓷史》[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哈尔滨,1995:149.
[2]熊寰.日本瓷器初期发展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06):85-94+159.
[3]刘军.明清时期海上商品贸易研究（1368-1840）[D].东北财经大学,2009.
[4]牟晓林.海外需求对明清景德镇瓷器的影响[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
[5]施茜,郭辉.从克拉克瓷到芙蓉手样式瓷─清初中国海禁与日本制瓷业在欧洲之崛起[J].装饰,2015(11):82-84.
[6][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54-155.
[7][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0《倭官倭岛》[M].北京:中华书局,1959:716[8]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
[9]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M].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93:327-328.
作者:殷铭谦 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
返回历史论文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