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本文从在中部农耕区建设新农村的意义着手，分析了中部农耕区的现状和困难，并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策略。
关键词：新农村 中部农耕区
Abstract: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is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This article from the farming district in the central building of new countryside meaning begin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central farming areas and difficulties, and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new countryside, agricultural area in central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中部的农耕区占地面积达大，人口比例高，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使得中部农耕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凹陷带。推进中部农耕区新农村建设，关系到中部地区能否真正崛起，国家“十一五”规划能否顺利完成，步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所以，如何在中部农耕区卓有成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在中部农耕区建设新农村的意义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中部农耕区是我国“三农”问题最集中、最突出的地区，尤其是一些长期困扰中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2005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5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0.9%，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二是农业基础薄弱，经营方式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高，稳定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只有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才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中部地区崛起和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部六省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0.7%，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1%，其中农村人口2.3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31%。推进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中部庞大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本身就是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生产了全国1/3的农产品，是全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和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中部地区的小麦产量、稻谷产量都约占全国的40%，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1%，油料产量占全国的41%，肉类产量占全国的28%。中部农业的发展对全国农产品供给状况及粮食安全有着重要影响。
推进中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阶段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逐年拉大。中部地区不仅“三农”问题突出，而且城镇化水平低，人口、就业和生态环境压力大，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拓宽农民致富门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拉动农村需求，推动中部经济的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大力发展农村工业，逐步实现农区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可以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不仅能够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而且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经济的外向度。总之，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将有效地促进中部崛起，使中部地区成为我国区域板块中新的增长极，进而形成我国新阶段
东中西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二、中部传统农耕区的现状
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核心主产区和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对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部地区六省为我国提供了约1/3的粮食、29%的棉花、41%的油料和28%的肉类。目前，中部地区人口3.65亿，占全国的28.1%，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43%。专家指出，中部地区的几个省份都是农业大省，三农问题及其他衍生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十分突出，这就要求中部省份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依靠现代科技促进农产品的增产，促进农民的增智和增收，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从中部地区目前情况看，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而且缺乏职业技能，客观上制约了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部地区人口密集，人均土地严重短缺，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态退耕等的需求将使紧缺的土地特别是耕地情况更加恶化。中部属于传统的农耕区，人口密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利用需求越来越大，这与紧缺的土地资源构成了巨大的矛盾，而在现有的土地资源利用中，又存在着各种浪费和毁坏现象。例如城市的容积率过低，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滥占滥用耕地等。
中部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按照祖辈传下来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农户受条件所限，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水平极低，以家庭为独立生产单位的方式使得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信息、资金、技术、设备，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说毫无抵御风险的能力。土地的束缚和收入的有限使得农民增收乏力，农业投入和发展缺乏动力。
中部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地打工，留守在家的多是妇幼老弱，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对他们来说有点太高了，我们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恰恰就是现在农村最缺乏的青壮年劳动力。
农村集体经济乏力，造成农村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像很多村庄还是土路、没有路灯，加大了农村与外界的相对距离。
三、中部农耕区增收困难的原因
中部农耕区要建设新农村，仅仅依赖外来的支持和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本区域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虽然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中部地区人均占有耕地很少，许多地区地块小，农民收入低，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农业投入的困难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仍是许多农村的现状。和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
其次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
第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
第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四、中部农耕区的新农村建设策略
中部农耕区的新农村建设关系着中部地区崛起的成败，关系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成效，鉴于中部农耕区的现状和实际困难，我认为，在中部地区建设新农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广辟增收渠道，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高效农业；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得出去，干得起来，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保障体系建设中保驾护航。使得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都有相应的机构和部门进行服务，保障农民的基本收入。加大农民生活、医疗、养老等的保障。
第三,培植发展现代农业，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重点，做大做强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村产业化经营。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必须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特别是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建立起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体系，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第四,坚持城市反哺乡村，依托城市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保障。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逐步打破现在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形成农村服务城市、城市反哺农村的良性发展循环。农村为城市化提供富余劳动力和地域，加速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以自己的教育优势、资金技术优势反哺农村，为新农村建设培训新兴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以资金技术和体制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保障。
第五,通过各种途径培育新农民。中部农耕区由于耕作历史悠久，文化程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信息闭塞，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低。因此选择合适的方式开拓农民的眼界，刺激他们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要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要按照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标准，培养新型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大力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技术培训。要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增加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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