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博弈及再认识
汪远旺
（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这一命题几乎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公理。但应用到我国乡村层面上，本文认为乡村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乡村政治发展，国家政权应是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乡村经济发展。
关键词： 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政治发展 博弈
乡村经济建设和乡村政治建设是当代我国乡村发展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当然包括实现乡村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但在这过程中，对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国内学界流行看法是乡村经济发展是乡村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认为不然，通过初步探讨，本文发现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众多博弈。
一、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内涵。
乡村经济发展是指乡村社会经济各方面由低级到高级，由欠发达到发达的变化过程，它反映了整个乡村的经济风貌，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现代化，根本宗旨是达到全村村民的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乡村经济发展包括以下方面的衡量指标：一是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的状况；二是村民健康指数和人口素质状况；三是乡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投入的比例状况；四是生态经济角度下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乡村经济发展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乡村政治发展是乡村政权组织为实现乡村社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过程，它可以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基层政权组织机构、制度的完善以及政策的调适；其二是政权组织活动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 。乡村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政治一体化，从而促进政治体系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乡村政权组织渗透到基层社会，具有统摄乡村社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能力，使乡村基层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统一进程中 。
二、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博弈。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发展政治首先的发展经济。我国的学术理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因此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步调出现许多相悖的地方，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就导致政治发展，这一点在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中尤为突出，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间出现了许多博弈。
（一） 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优先权的博弈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而我国又是个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大国，总人口中的9亿住在农村。因此，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贫困和落后更主要体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贫困和落后乡村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双重任务时，便出现了谁优先发展的博弈。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毫无疑问是优先发展经济，然后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发展。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地经济是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的，贫困乡村地区也失去了原有的政策保护，这样势必造成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在我国就体现为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而贫困地区只会越来越穷，经济总体呈发展趋势但也是差距拉大的过程。在这样的乡村经济基础上发展乡村政治，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政治发展优先权的博弈不容忽视。
（二）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目标的博弈
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我国学者李敬将乡村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以苏南地区为代表；二是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以温州地区为代表；三是低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以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代表。国内很多农村地区在改革进程中都效仿前两种模式，下文将指出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目标的相悖之处。
1．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与乡村政治发展民主化目标的博弈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以苏南模式为代表，这一模式典型特征是公有化程度非常高，集体经济强大，并通过强大的集体经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实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模式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以充分整合乡村社区的资源为发展乡村经济所用；二是可以在集体统一步调下发展经济，避免了因个体分散化而导致的内耗。但某方面的优势恰恰也是某方面的劣势，高度集体化在带来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造成过度集体化。我国目前乡村集体经济是和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是分不开的，村支部、村委会几乎构成了乡村集体企业的直接领导机构和事实上的管理机构。在这种政治、经济合一的体制下，高度的集体经济很容易会导致政治集权，极大地限制了村民的经济自主和政治自由。这显然与乡村政治发展中的高度民主化的、高度互动的村级自治组织目标相违背。
2．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与提高乡村基层政权控制力的博弈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是以
温州模式为代表的，这一模式典型特征是私营经济十分强大，且经营分散，重视独立自主并通过与市场的对接走上工业化道路。实行高工业化、低集体化模式也有两优点：一是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企业有高度的自主权，迎合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二是经营分散，更具灵活性，避免了大型企业组织的弊端，从而开创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局面。但这一模式过分强调了社会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我国乡村政治的发展极为不利。乡村政治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乡村政权组织渗透到基层社会，具有统摄乡村社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能力，而高度分散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引发个体经济迷信，政治冷漠，不积极参与乡村政治互动，导致了乡村政治控制功能弱化，阻碍了乡村政治发展。
（三） 村民的“经济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的博弈
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要促进乡村政治的民主化，使村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就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村民自治出现后，就产生了村民的“经济人”与“政治人”双重角色，且这两种角色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
1．村民经济观念与村民政治观念的博弈
村民的“政治人”角色是伴随着我国推行的村民自治的创举而出现的，在此之前，“政治人”角色对村民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但是村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经济人”，贯穿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因为村民的生存、致富不可能摆脱经济关系。由于我国乡村经济贫困的背景，以及毫无政治观念传统，实用主义哲学在乡村社会中更为突出，即村民在理性选择下，更加偏好能够为其带来直接利益的经济行为，而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权利漠不关心，使乡村政治发展受到了观念上障碍。
2．个人经济理性引发的个人政治理性与集体政治理性的博弈
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村民在经济领域中，依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会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理性在乡村政治领域也会引发村民利用“政治人”身份及掌握的政治资源追求个人政治利益最大化，且易导致基层政权组织滋生****现象。乡村政治的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整个乡村福利最大化。但由于我国乡村村民总体素质偏低，以及经济理性的惯性，便引发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因此，乡村政治发展中需要协调好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
3．乡村经济权威理念与乡村政治权威理念的博弈
所谓乡村经济权威理念就是指村民的经济至上的观念，具体体现为村民对经济能人的一种政治膜拜的精神风貌。村民在直接利益和致富心理的驱动下，对经济参与比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更大的偏好，因此，在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中，极力支持经济能人作为村委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能人治村”、“老板政治”的现象。乡村政治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政治体系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这必然要构建一种政治权威理念，即村民不能超越政治的统摄和控制的边界。如果任由目前的政治权威经济化的趋势，势必影响乡村政治的统摄力和控制力，影响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路线的执行。
三、对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政治发展关系再认识。
（一）现阶段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动力是国家政权，而不是乡村经济发展
在长期宏观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经济决定政治”可以说是真理，但鉴于我国乡村实际的这一微观层面上，本文认为现阶段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政权力量而不是经济发展。参照于王沪宁教授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分析模式反证乡村经济发展不一定是乡村政治发展的前提。在历史上，皇权不下县的做法沿袭了整个封建社会，乡村毫无政治传统，但乡村经济却是向前发展的，这表明乡村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乡村政治发展，且历代乡村政治变化都是政权自上而下改革的结果；现实社会中，贫困落后是我国乡村的写照，村民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即使是新富阶层积极从政，也是为自身经济利益着想，村民经济认同超过了政治认同，在经济惯性影响下，乡村政治发展会走向畸形；在文化上，乡村政治文化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且乡村主流政治文化依然是官民分化、官本位思想特浓，且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不健全，乡村经济发展只会加剧村民将政治作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或将政治作为高高在上的身份象征。因此，乡村经济发展不一定带来乡村政治发展。
现阶段，国家政权应是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国家政权要为乡村政治发展提供制度条件，只有完善了制度， 理清了政权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乡村政治稳定发展才有可能；其次，国家政权应推动乡村政治运行机制的法治化，规范村民形式政治权利及政治组织运用政治权力的手段，才能培育村民的政治认同，从而推动乡村政治发展。
（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高个体化”的三高经济模式是推动乡村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
苏南模式重集体、轻个体，温州模式重个体、轻集体，这两种模式都有其固有的弊端。本文设想的“三高模式”综合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既重集体也重个体，摒弃了苏南模式
中的个体对集体的严重依赖和温州模式中集体经济缺失所形成的“空壳村”的现象。高集体化、高个体化倡导集体和个体的地位平等，主张集体和个体在平等的地位上以合作的方式达到对彼此的认同。集体经济强大有助于村级政治组织获得丰厚的财政来源，使其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为个体发展创造条件，赢得个体的政治拥护；个体经济强大可以摆脱对集体的过度依赖，增强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并且在平等的地位上同集体谈判，获得充分的尊重，能激发个体的政治兴趣。在处理高集体与高个体的关系上，由于集体不能直接对个体进行命令控制，集体在推行某一政策时必须争取个体的合作，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集体与个体的良性互动，从而推进乡村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三） 乡村政治发展应优先于乡村经济发展，并需为后者带来积极正效应，这也是村民双重角色融合的条件
在村民的双重角色的关系中，“经济人”角色是本质的，“政治人”角色是外在的，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并须为前者服务。村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其一切行为都是基于自利的动机，如果想要促使村民积极参与政治互动，拥护政治权威，乡村政治发展首先要为村民带来利益，即要有所作为。
主张乡村政治发展优先于乡村经济发展，就是旨在乡村政治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能够给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正效应。如果依靠乡村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自行崛起，然后再推动乡村政治发展，这是不可行的，原因是乡村政治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功劳，理性的村民不会认同无益的政治参与。因此，乡村政治要想获得村民的认同必须积极作为。具体做法上，首先，要构建乡村政权与村民自制的信任机制，使乡村基层组织的权力运用由法定走向合理，树立权为民所用的正确权力意识观；其次，将村民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引导村民致富，满足村民“经济人”角色的要求，从而推动村民产生政治认同；再次，乡村政治要排除家族、宗派势力的干扰，保持公平与公正，也是吸引村民政治参与的一大亮点。总之，只有乡村政治主观上树立为民服务的观念，行动上落实为民谋利，才能有效地将村民的双重角色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李敬等着，《云南乡村政治发展》，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4
李敬等着，《云南乡村政治发展》，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284
李敬等着，《云南乡村政治发展》，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3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48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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