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在独生子女时代，不少父亲已日渐领悟亲历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主动分担抚育责任，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和成效卓着，但他们的角色变迁和个人体验常受到忽视，尤其是农村父亲的家庭角色不被社会关注，他们不仅同样承受着双重负荷，还存在复杂、微妙的社会心理冲突。
关键词：农村父亲；亲职；参与意愿；参与行为；育儿体验
自1970年代起，国外家庭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父亲角色及父亲参与育儿工作的重要性，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反观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人指出父亲参与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探讨父亲对家庭教育的不可或缺性，但关于中国父亲对自己的亲职角色执何种态度?他们究竟承担了多少抚育工作?在育儿过程中有何体验?至今尚未见有经验研究报告。
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指村貌、硬件设施、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观念的改变、家庭的和谐、减少亲子间代沟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父亲参与不但促进子女的身心发展和自身的成长与完善，也影响妻子的情绪、心理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更是家庭是否和谐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家庭结构、居住模式与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转变，不少农村父亲已日渐领悟亲历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不希望自己在子女教养参与的边缘化，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和成效卓着。探讨农村父亲亲职参与的历史变迁。描述男性在抚育过程中的经验与感受，有助于全面评价男性的家庭贡献，并提升父亲参与的积极性和质量，继而促进和谐家庭的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一、研究回顾
父亲角色、职责随时代和文化变迁而有所侧重。社会对父亲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期待随文化价值、家庭生活和性别角色的衍变而变化。在传统性别分工下，父亲只要负担起养家的工具性角色即被认同(Lamb，2000)。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转变、母亲就业增加及其对家务如何分配的冲击以及文化观念的改变，父亲的角色由供养者转变为养育者角色，即一个“好父亲”除了为孩子与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保障，还要是孩子的照顾者、朋友和角色榜样(Lamb，2000)。
大量研究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抚育性，和母亲一样参与了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尤其是母亲外出工作时，父亲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参见Halle，1999)。美国自1960年代来的多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均显示，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参与水平有较大提高(Yeung et al.，2001)。跨文化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如澳大利亚、英国、瑞典和以色列等，均有报告说父亲比早先时候更多地参与育儿工作(参见Parke，2000)。不过，虽然1960年代以来的调查数据显示父亲参与的水平有提高的趋势，但与母亲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Yeung et al.，2001)。而且父亲在参与亲职时，更多地是与孩子互动或是陪伴孩子，而清洗、准备，喂养膳食等身体照顾工作和为孩子规划养育、教育等方面的责任则仍是母亲的职责(McBride & Mills，1993；Pleck，1997)。
国外研究还显示，父亲积极参与育儿对孩子的智力成长和情绪发展有良好影响(参见王从桂，2000)，并在孩子的性别角色意识、道德发展及社会能力与心理调适的发展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 ＆ Barnett，1986；McBride，1990；lamb，1997)。为人父亲的经验对父亲本人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参与育儿工作可以使男性发展其关怀特性，体验到情绪成长与表达的快乐(Hawkins et al.，1995)。积极参与育儿工作的父亲，往往具有更为幸福的婚姻和更为成功的事业(参见Parke，2000)。
国内社会学界尚无父亲参与的专题经验研究，但一些家务分工研究中设有照料孩子和辅导子女功课的调查项目。研究结果显示，就中国整体而言，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照料孩子都主要由妻子承担，而在辅导子女功课上丈夫承担的稍多于妻子，尤其是在农村家庭。与全国相比，上海男性在照料孩子和辅导功课上的参与率都稍高，但也呈现出辅导子女功课多于照料孩子(沙吉才，1995；徐安琪，2004)。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自2006年11月完成的“父亲抚育调查课题”中289个郊县家庭的夫妻配对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选取了上海市9个区18个街道36个居委会892个家庭的夫妻为被访对象。289对郊县夫妻中，丈夫的平均年龄为40.85岁，妻子为39.45岁；夫妻平均生育子女1.13个，87.2％的夫妻只生育1个孩子，最小孩子中男孩的比例为50.9％；丈夫平均受教育9.54年，妻子为8.63年；结婚时丈夫非农就业比例为65.1％，妻子是56.4％；丈夫的年平均收入为23360元，妻子为12096元。
三、研究结果
(一)参与意愿
父亲的参与意愿一般是指父亲对育儿的态度。对于两性的家庭角色一直存在着“母职天赋”的理论，认为女性天生具有较佳的照顾能力，是父亲难以替代的，因而阻碍了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与投入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上海郊县男女仍然持有“母职天赋”的观念，对于“男人抚育孩子的能力比女人差”的说法，有53.3％的调查对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态度，F检验也显示了性别差异，女性更多地持这种观点(见表1)。
按照文化脉络理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塑就的性别角色态度是家庭分工的主要预测变量，妻子性别角色态度越传统，丈夫的家事参与率越低，而丈夫的性别角色态度越呈现非传统倾向，参与也越多(Hiller，1984；Rexroat and Shehan，1987)。尽管多数被访认为男性抚育孩子的能力逊于妻子，但对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却是不太赞同。在回答是否认同“父亲的主要职责是赚钱养家，抚育孩子由母亲承担更适合”的说法时，只有近1/3的调查对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态度。不过，分性别的统计数据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的角色观念较为传统或保守，更多地认同父亲的工作角色(见表1)。
(二)父亲参与的现状
Pleck(1997)发现，近二十年来美国父亲在直接的照顾、休闲或游戏上以及与孩子接近的频率上有增加。但仍不及母亲的一半。台湾研究学者也指出，现代台湾父亲仍属于选择性父职角色，父亲们大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以方便的时间或频率来参与亲职。在社会对男性工作成就期望的压力之下，多数父亲仍然为了工作或自动或不知不觉地在孩子成长中缺席。
本研究的调查资料显示，上海郊县父亲的参与具有如下特征：
1．准父亲阶段的积极投入
为人父亲是一个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从妻子怀孕就开始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从夫妇角度看怀孕，而不是把它看作单单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一个事件，并认识到父亲在母亲怀孕期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向父亲身份过渡期间，父亲不仅为妻子提供安慰和情感支持，许多人还会通过阅读书籍和与在为人父母方面有经验的向导交往来了解抚育孩子的知识和技巧，或是对于孩子出生后预期增加的经济负担作出反应，有的父亲甚至会参与妻子分娩的过程(参见Parke，2000)。统计结果报告，上海郊县男性对于自己的准父亲角色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责任心，除了“参加孕产保健、辅导课程”仅占1/3(以往此类辅导课程不普及)外，无论在改善妻子的营养，保健(如为妻子购买营养品、做她想吃的食物等)、承担家务、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以及陪妻子做产前检查，看病等方面，他们经常参与或做得较多的郡高达2/3以上。
从年龄差异看，年轻父亲除了在主动承担家务方面比年长父亲要少外，在其余方面的参与率都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父亲。年轻父亲在家务方面承担较少与中国特色的亲属网络尤其是双方父母的支持有关。
2．育儿参与水平总体较高
无论是对子女的日常照顾还是行为教导，或是关怀陪伴，无论是在婴幼儿期还是在学龄期，无论是丈夫的自述还是妻子的评价，上海郊县父亲的育儿参与率总体较高。如在婴儿期“给孩子准备膳食，喂食”、“半夜起来照顾孩子”做得较多或很多的分别占47.2％和43.5％，在学龄期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照顾做得较多或很多的也占42.7％；即使是“换尿布，尿片”、“给孩子洗澡”这样的在传统上被界定为“女人的活”也占33.6％和39.4％。
统计结果同时显示，郊县父亲在孩子智力和规范教育、分享活动和情绪支持等方面的参与也不逊色。他们在孩子婴儿期就主动与之谈话或聊天、对孩子良好习惯/行为的示范和培养以及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方面做得较多或很多的都达六到七成，教孩子数数/识字、讲故事和一起做游戏/户外活动做得较多或很多的也在三到四成。
3．父亲对孩子的学业发展投入更多
尽管今日的父亲在育儿参与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也没有数据表明双亲家庭存在父亲缺席的性别不平衡现象，母亲对此的评价也较高。然而，在夫妻之间进行比较时我们还是发现了育儿工作的性别差异。前面的分析显示父亲在孩子婴幼儿期准备膳食、给孩子洗澡、半夜起来照顾孩子和学龄期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等方面有较高的参与水平，但如果与母亲相比，母亲仍然是孩子身体照顾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表2的数据显示，在子女的日常生活照料上，以妻子为主的比例高达65.5％，而以丈夫为主则不足一成。
表2的结果还显示，父亲对孩子的智力和学业发展方面的参与明显要高于母亲，在与老师联系，参加家长会、为子女择校，升学想办法，作辅导等责任性行为上，以丈夫为主的比例远高于妻子。
国外关于育儿参与类型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也存在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父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为“互动活动”形式，如玩耍或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日常照顾则仍是母亲的职责范围(Robinson ＆ Godbey，1997；McBride ＆ Mills，1993)。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指出，文化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亲职方面形成不同的社会性别差异(Thomson ＆ Walker，1991)。
4.年轻父亲更注重与孩子的互动
Lamb等(1987)根据已有研究，归纳出父亲参与的三个层面：(1)“投入/互动型”，即通过抚育和共同活动对孩子直接进行接触；(2)“易近性/易得性”，指的是父亲并未与孩子直接互动，而是在一旁待命，随时可参与抚育工作；(3)“责任型”，是指父亲对孩子的幸福负责，觉察孩子的社会、情绪、认知、身体的需要并逐步满足这些需求等。
由于第二种参与层面较难测量，而且与第一、第三种类型有交叉、重叠，所以，我们主要测量另两种参与类型。分析结果显示了不同年代父亲参与育儿的不同取向：不同年代的父亲在承担孩子照顾教导职责方面各有所侧重，除了在带孩子看病、参加家长会以及与老师交流联系方面的参与没有显着差别外，年长父亲更注重对孩子的规范教育，而在生活照料、接送上学和辅导作业等日常例行工作方面，年轻父亲的承担程度要高于年长父亲(表3)。中国一直有“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父亲在孩子的教养方面一直都有较高的参与度，不过接送孩子上下学和辅导作业只是在近年来才新增为父母的职责，因此，年轻父亲的参与度要高。郊县的医疗机构离家较远且工作时间弹性大，故郊县父亲带孩子看病方面一直做得很多。
在互动交流方面更能体现不同年代父亲育儿的取向差异，不论是陪同外出游玩、满足孩子需求，还是沟通交流、情绪支持以及亲近行为方面，年轻父亲都比年长父亲参与更多，年轻父亲更注重与孩子的互动和分享。这或许反映了整个社会育儿观念的改变，以往人们关注的是孩子的身体需求，父母的职责是让孩子吃好穿暖健康成长，随着对儿童发展理解的深入，人们认为父母满足孩子的情绪、关怀、陪伴和亲近需求对孩子的成长同样重要，这也促进了父亲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度。
三、育儿体验
众多研究都指出，父亲参与育儿除了付出时间和辛劳外，还可给他们带来快乐和收获，促进他们的自身发展。父亲可从参与过程中更了解自己，体验为人父的喜悦，以及丰富、完整的人生；在与孩子的交流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收获，能使自己变年轻、给自己带来创造的乐趣和成就感，父职实践使自己更有爱心、更成熟，并增强责任心；同时还可扩展自身的社会网络资本(Umberson & Cove，1989；Gallagher & Gerstel，2001；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育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父亲的双重负担(20％持肯定回答)，限制了自己的闲暇时间(13.4％)和社会交往(10.2％)，但述说影响了自己工作的比重不高(约占6％)，后悔自己当初生了孩子的更是少见(占2.5％)。因此，在回顾履行父职过程中的积极体验时，多数父亲作了肯定回答，其中体验“为人父亲的喜悦和自豪”的达76.8％，感受“孩子很需要/依赖自己的自我价值”的为61.1％，“孩子成长中的每一个进步都令我兴奋/骄傲”有74.7％，“和孩子一起游戏，活动很开心，使自己变年轻”的占71.2％，“孩子带给我幸福感”更高达87％。
不仅如此，大多数父亲还首肯参与抚育的过程对自身的成长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和激励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表4的8个侧面有较大或很大积极促进作用的分别在70％-80％之间，其中认为自己“变得更富有爱心”、“责任感增强”和“更加成熟、自信”的比重为最高，而高学历父亲在孩子抚育过程中新学了许多知识、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和得到成长的概率更高些。
父亲积极参与育儿不仅促进的自身的成长与完善，对夫妻关系以及妻子的生活满意度也有积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妻子认为丈夫是一个好父亲时，夫妻关系很融洽，妻子的总体生活幸福感也很高。
国外大量研究还指出，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养育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正面影响(McBride & Rane，1998；Amato & Rivera，1999)，在孩子的性别角色、道德规范、成就与智力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Baruch＆Barnett，1986；McBride，1990)。囿于篇幅关系，在此就不加以描述。
四、结论与讨论
对上海郊县男性亲职参与意愿、行为和育儿体验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有类似之处。首先在参与意愿上，男性的抚育能力仍受到质疑，尤其是女性持有更多的怀疑态度。家庭系统理论认为，母亲的态度决定着父亲如何参与孩子的抚育，母亲扮演“守门人”的角色，父亲的参与程度与妻子对丈夫的育儿能力所持的观念相关，凡认为丈夫能胜任育儿工作的母亲，可能会促进丈夫的参与(转引自Parke，2000)。
其次，在实际参与水平上，自五十年代起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以来，双职工家庭成为中国城市主流家庭形态。尽管上海郊县以往以农村人口居多，但受市区经济辐射和近年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郊县人口非农就业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郊县家庭也属于双职工家庭。妻子外出就业促进了丈夫分担育儿工作，即使是性别角色观更为传统的上海郊县父亲的育儿参与总体水平较高，他们不仅分担孩子的教养责任，对以往多由母亲承担的常规性的生活照料工作也有很高的参与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国外的研究结果，尽管父亲在育儿参与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在孩子成长的哪个阶段，日常照顾以妻子为主的概率都显着高于以丈夫为主的养育模式。
第三，郊县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和分享，诸如沟通交流、情绪支持和行为引导等方面的参与水平有待提高。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孩子的满意度并非取决于与父亲一起吃饭或看电影等所花费的时间，而在于父亲如何与孩子互动：当父亲更多地提供支持鼓励、与孩子一起探讨解决难题等时，孩子有较高的满足感(Young，Miller，Norton & Hill，1995)。郊县父亲在孩子的日常照料、学业教导等方面有积极的投入，但在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情绪支持等方面则较少重视。因此，我们除了要发展多维度、多元化的父职概念，还要鼓励和倡导父亲更多地融入孩子的生活，提升父职参与的质量。父亲不仅是孩子的经济提供者、照顾者和保护者，更应成为孩子的倾听者、引导者和支持者，既是孩子的老师和角色榜样，又是他们的玩伴和朋友。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连接和平衡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具有独到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尽管一般而言父亲承担的抚育工作要少于母亲，但许多父亲已日渐领悟亲历孩子成长过程的必要性。有的甚至比母亲更为投入和成效卓着。他们的角色变迁和个人体验应当得到承认和鼓励。社会还要提供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环境，提升父亲参与的积极性。让父亲乐于参与家庭角色、实践父职，以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个人和两性的全面和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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