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本文从传播角度对这一 问题 作了重新思考，认为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关键词】 传播 《三国志通俗演义》 成书年代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沈伯俊先生曾概括出五种意见，即“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及“成书于明中叶”说。沈先生同时还指出，“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并认为“结合以上各种因素， 目前 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书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不少 研究 者也确实接受了“成书于明初”说，如袁行霈主编的《 中国 文学史》等就是如此。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所谓的“世纪课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重要，但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解决一个困惑已久的疑点，即为什么对于同样的材料，人们却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拟从传播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是否成立，还请方家赐正。
一
人们都不否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是一个累积型的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有起点有终点。起点是指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时间，终点则指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起点与终点就是指该小说作者的创作时间。又因为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便有了成书于元代中后期、元代后期及明初等观点。但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累积型的小说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就拿创作的起点来说，认真推敲起来，人们对起点的含义实际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例如，所谓起点，究竟是指这部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还是指有关三国故事开始流传的时间？如果是指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那么是指的哪一种版本？持“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观点者所指的版本是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2）持其它观点者所指的版本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嘉靖元年的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又如何确定它们各自的创作起点呢？于是，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找答案。
“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虽然至今无人赞同，但其不被人赞同的原因却值得深思。沈伯俊先生指出“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这实际上就是从传播角度作出的解释。在此有必要略作些 分析 ，持这一观点者发现《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的说法，又“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还有15处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于是便认为该本应成书于宋代乃至更早。对于第一条根据，已有人指出“圣朝”不是指宋朝，而是指元朝（3）。对于第二条，实际上论者本人已经作出了解释：“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 时代 ，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这里，显然把三国故事流传的时代与《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文本的成书时代混在了一起。至于第三条根据，即有15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有的学者根据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的“今地名”都系元代地名而得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
以书中的注解来考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 方法 ，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确定作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的年代。上述两种观点虽然依据的是两种版本，但问题却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两个本子的注文中，又分别出现了明初的地名或宋代的地名。前者17处地理释义有两处是明初的地名建制；后者则出现了将宋代的地名作为今地名的情况。张国光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故意拟元人口气，借以证明此本确出于元人罗贯中之手，以取信于读者；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根本不熟悉三国地名系明之何地，只知道抄录旧籍。（4）他进而认为，作者就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蒋大器。
笔者以为，既然故意拟元人口气，以取信于读者，为何又出现把宋地名作为“今地名”的错误？究竟是让读者相信还是让读者大惑不解？如果真是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又何必浪费笔墨去作这些注解呢？比较这两种版本，一是将宋代地名当作“今地名”，一是将元代地名当作“今地名”，有时还出现明初的地名，这实际上透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注文是历代传抄者或刊刻者从旧籍上不断抄录累积而成的。
杜贵晨先生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下限亦即终点确定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是根据了另外一些材料。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耐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元末明初文人张思廉《南飞鸟》诗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两位先生的意见，因而得出了以上结论。（5）
有关白门楼斩吕布的情节，《三国志平话》卷上最后一节有所交代：“曹操言斩，吕布骂：‘大耳贼，逼我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虽然这里没有让吕布直接骂刘备“不记辕门射戟”，但接下来的两句诗已经有了这层意思。有关“白门东楼追赤兔”，《三国志平话》“侯成盗马”“张飞捉吕布”两节连接处是这样叙述的：“吕布荒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去下邳，正撞张飞。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6）[398]这里提到了“东去下邳”。因此，瞿佑对陈刚中《白门诗》的释义和张思廉《南飞鸟》诗既有可能是根据《三国志平话》演变而来，也可能是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来。。
杜贵晨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指出：“正如许多学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经明人修订过的，笔者颇疑书中若干文字狱的描写乃是后人的增补。”“这种因有所寄托而进行的情节增补（包括相应的文字改动），对作品思想倾向往往有较大 影响 。但是，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异。”杜贵晨先生的怀疑极有道理，嘉靖元年本的确经过了明人的修订，这是一个事实，下文还要作进一步说明。然而说这种修订“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异”，则是一种推测之词，还需要给予充分的论证。
二
笔者以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的成书过程有着其独特性，如果说罗贯中是该文本的写定者，那么在一百余年之后，经过无数次传抄而后才刻印的、今天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嘉靖元年本，是否就是罗贯中的写定本，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只有证明了罗贯中最初的写定本与嘉靖元年本基本一致，上述观点才能成立。
袁世硕先生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考证，然而也仍留有一些疑问。其一，袁先生从该书引用诗词多为唐宋人所作，从而证明是元人所作，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引了明代尹直的一首赞。对此，袁先生解释说“有理由认为是原本并无，是刻书时才添加进来的”。（7）这就是说，嘉靖元年刻本已经添加了一些内容，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嘉靖元年本与罗贯中的写定本之间存在着不同，至于差距究竟有多大，则人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两者差距不大，有人则认为差距非常之大。要之，无论何种意见，都是估测之见。笔者以为，更为中肯也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应当是，从罗贯中的写定本到嘉靖元年本同样存在着一个 发展 累积过程，因此，嘉靖元年刻本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罗贯中的写定本，而其终点则是该本刊刻的时间。
其二，以书中的一条职称注和二十余条地名注为元人所作，从而证明嘉靖元年本就是罗贯中的写定本。这条职称注是在“治头大祭酒”下注云“即万户侯之职”，袁先生指出，“万户“是元代高级军官的职称，到了明代，朱元璋就取消了这一军官职称。因此，这样的解释“只有在元代，才既恰当又通俗易懂”。但这似乎还只能证明成书的起点是在元代，却无法证明成书的终点也在元代。元代人的注释在明代依然被保存下来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假若作者是罗贯中，那么他在明初仍然以元代职称作注，也完全合乎逻辑。至于书中的地名注，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是“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8）
至于为何个别“今地名”注中也偶有宋代地名，主张“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的章培恒先生认为是“误用”的原因所造成。（9）但从传播角度来看，这正是传抄前人典籍的结果。因而周 在解释《三国志传》中尚有两处明代地名时，也认为是后来传抄、传刻过程中加上的。（2）
其三，其它小字注或用来补充小说正文，或交代人物名号及后来去向，或补叙情节发生缘由，或对引用的诗词作简单的诠释，或对所写人物作扼要评论，袁先生认为：“虽然不能绝对化，完全否认其中有在传抄过程中抄者、读者所加添的，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出于小说作者自己的笔下。”对此，王长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10）笔者以为，这一类的注同样是不同时期累积而成的，其中不否认有作者自己的注，也不否认有后来传播过程中添加上的注。下面分别举例作些说明。
在《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中》“赵云见玄德”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赵云曰：‘青州袁覃有决无断，可投信都谒袁绍。’皇叔与上马往西投信都，今冀州是也。”（6）[407]《三国志平话》为元人所作，其刊刻时间也非常明确。那么为信都作注的应当是元代人或就是刻书者。既然《三国志平话》中作者或刻书者本人能够作注，那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自己加注也并非绝不可能。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六曹操放走关羽一事，小字注评道：“此言曹公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王长友认为这不可能是作者所注，因为与全书反曹的倾向相矛盾。但是就在这同一卷《曹操乌巢烧粮草》中作者借史官之笔赞道：“尽把私书火内焚，宽宏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接着又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这里所引的史官之诗及“捞笼天下之人”的语气，应当说是作者自己所为。
但有的注评又不像是作者所为，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二，在王粲夸赞曹操“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陕右，破乌丸于白登”诸语下有注云：“以上三句，皆张骘虚伪妄作，非王粲本文，此裴松之所贬也。”王长友认为这是“小说作者照抄了《文士传》，而作注者看出了破绽，特为注出的”，因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注。张国光先生的意见则相反，认为这同样也是作者的注，其理由是：“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致力于正史的通俗化，而对所引史料则一般不改。由于小说是以《三国志》及裴注为依据，因此一面转引了《文士传》中诸语，一面又指明裴注已指出这是张骘的‘假伪之辞’，以免读者误信。”（4）从小说的这段叙述来看，作者借王粲之口夸赞曹操，并无贬低嘲笑之意，因此没有必要接着用注再来加以澄清，说明自己明明知道是他人的“虚伪妄作”，这里还要引用是为了“正史的通俗化”。所以，王长友的意见有一定道理，这一小字注当为后人所加。
三
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创作的起点是由罗贯中开始，那么创作的终点应当定在何时呢？从传播角度来看，应以该书全部完成的时间为准。以常 理论 ，在嘉靖元年刻本之前，应该有抄本在 社会 上流传，但抄本与刻本之间究竟有多少改动，的确是一个未知数。不妨举出几个旁证。
其一，近年，人们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刘世德先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该本可能刊行于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同时，刘先生还将残叶与嘉靖元年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一一作了比勘，发现它们在行款、句读、文字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刘先生特别指出：“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 内容 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1）这就是说，即使同一版本系统的本子刊刻时也会出现许多不同，更不用说从抄本到刻本之间的差别了。
其二，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承袭嘉靖元年本而来，但增加了11则故事。嘉靖元年本已经是刻本，后来的刊刻者依然可以随意增加内容，更何况一个流传一百多年的抄本，当其被刊刻出来时，究竟与原作之间有多大增补，也的确难以说清。
其三，明万历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无名氏“重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称：“但传刻既远，未免无讹。本堂敦请明贤重加考证，盖亦与人为善之心也。收书君子其尚识之。”这里所说的“传刻既远”，既可以理解为自嘉靖元年刊本以来，因为从嘉靖元年（1522）到万历元年（1573）已经相隔半个多世纪，可以称得上“既远”，当然也可以理解得更早一些。但重要的是“未免无讹”、“重加考证”等说法，它说明每一次刊刻都会有一些改动。
其四，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所载博古生的《三国志叙》称：“第坊刻不遵原本，妄为增损者有之；不详考核，字至鱼鲁者有之。”可见，一直到了天启年间，坊刻本依然可以增删内容。
其五，明建阳吴观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卷首所谓李贽序据考证实为叶昼所作，其序称：“然则昔吴门所行一本，较此孰居真赝？曰：昔年之本，香山之黄苦地；今日之本，亦青莲之李赤也。”这里所说的“吴门所行一本”究竟指何本，虽然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两本差异之大，却是不争的事实。（12）
其六，清初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说道：“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结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我们先不要追究毛纶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谓的“原本”，他所指出的“被村学究改坏”已经说明了各个版本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以上数例告诉我们，似乎只能将嘉靖元年刊本成书的终点定在该本刊刻之时。
从传播的效果来看，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前的抄本在社会上的流传也不是太广，所以修髯子张尚德才会在嘉靖元年本的“引”中说：“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其意非常明白，既然抄写一部绝非易事，可知传播范围极为有限。今天我们无法见到这类早期的抄本，但如前所述，传抄过程中的增添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再证之以各种《志传》本与嘉靖元年本虽出于同一源头，但内容却有不少差异，（13）所以即使嘉靖本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的祖本，也可推知其它本子都必然会有内容上的区别，因此我们只能客观地将创作的终点定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刊本即嘉靖元年本上。这虽然有些遗憾，但却符合实际。
还有一个现象十分有趣，庸愚子蒋大器在嘉靖元年本的序言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如果这里所说的“书成”，果真指的就是罗贯中所写定的文本，那么就应当引起同时或稍后藏书家、文人及社会各方面的充分注意，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从书目的着录看，无论是明高儒的《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着录的本子，还是周宏祖《古今书刻》上编着录的都察院刻本，抑或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着录的本子都是嘉靖元年本。其它的书目类着作也未发现着录早于嘉靖元年的任何本子。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三国宋江演义》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锺继先作，载宋、元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短短的一段话，两次提到“旧必有本”、“原亦有迹”，说明他对这一旧本是非常重视的，然而他却无缘见到这一旧本，这表明旧本流传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再看另一位对小说戏曲感兴趣的明人王圻，他在《稗史汇编》及《续 文献 通考》中都提到了罗贯中及《水浒传》，但却没有提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稍后的林翰在《隋唐演义序》中说：“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与蒋大器所说“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相一致，但同样让人不解的是，既然“逸士无不观之”，为何却见不到嘉靖之前的有关着录或论及，而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后，各种书目纷纷着录，文人不断提及，仿作层见叠出。这种种迹象表明，即使嘉靖元年刊本之前有其它抄本或刊本，传播的范围也很有限。
传播的效果和 影响 还可从文人的诗文中看出。明代嘉靖元年之前，有大量咏三国故事的诗歌出现，但从中并为发现明确提及《三国志通俗演义》者。这些诗歌吟咏的事迹大都根据《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戏曲及民间传说。如余时《谒解庙》中“金甲一生随汉主，宝刀千古劈蚩尤”两句，所谓“关羽刀劈蚩尤”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不载，而元明间无名氏作有《关云长大破蚩尤》杂剧。（14）
从抄本到刻本，其间会有许多变化甚至是关键的变化，并非仅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例，《忠义水浒传》以及元明之际的许多戏曲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 问题 。如果将后来的刻本即等同于此前的写定本，并从而认定该刻本的成书年代即等同于写定本的年代，就会造成许多误解，也不利于准确地描述这些作品从内容到 艺术 上的演进过程。而这样的演进过程并非是想象或虚构出来的，它的确存在于从写本到抄本再到刻本的漫长进程之中。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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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伯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考论》[A]·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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