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 发展 得很激烈。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 影响 最大。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这是一个很值得 研究 的 问题 。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
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
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 方法 。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 内容 也有显着不同。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左传》的着作权 自然 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有的论着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但他在同一书的卷上庄公17年又说：“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榜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他所谓“《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是指它记载事实，不附于经。他也认为《左氏》体例和《国语》有不似，他承认《左传》是编年，不过认为不是那样拘拘“比附《春秋》年月”，所以有时一年或连着几年没有记载，即所谓“文阙”。刘逢禄的说法并不全对3 ，但他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
康有为却是锐意要把《左氏春秋》当作一部伪书来****。他在《新学伪经考》里说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将《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4，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5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康有为“《左传》辨伪”的基本论点。康有为的论证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汉书》里面关于《左传》的记载。他的方法是用《史记》证《汉书》。《汉书·儒林传》里将《春秋左氏传》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且还列出了汉初以后《春秋左氏传》的传授世系。《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献王立《左氏》博士。这些都和《史记》不同。《史记》的《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河间献王世家》没有立《左氏春秋》博士之说。康有为因此推断在刘歆以前的司马迁根本没有见到过《左传》一书。《汉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刘歆伪造。第二步，康有为断定司马迁只见到过《国语》，说司马迁屡次提到左丘明作《国语》就是明证。刘歆利用《国语》伪造《左传》；又伪造其他一些证据，被班固写进了《汉书》。《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在康有为的笔下就这样论定了。
然而这些论证是很脆弱的。这里首先必须分清两个问题：(1)《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2)《左传》是否伪作?这两个问题不容许混淆在一起。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不等于说它是伪书。 《汉书》将《左氏春秋》改称《春秋左氏传》，将它和《公羊传》、 《谷梁传》并列，而且列出传授世系，这可能受了刘歆和古文经学家的影响，不能对他相信6。《史记》不是这样。从《史记·儒林传》的《春秋》只载《公羊》、《谷梁》二家看，司马迁并不认为《左氏》传《春秋》。《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不写献王立“《左氏》博士”一事，推究原因，这有三种可能：(1)献王立《左氏》博士之说不可信；(2)献王确曾立《左氏》博士，司马迁不相信《左氏》传《春秋》，故不载；(3)司马迁略而不载，——他对于河间献王写得很少。司马迁对于藩国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是不大写的。不独对河间献王如此，《淮南王刘安传》和《梁孝王世家》也都极少写这一方面。总之，我们从《史记》里找不到关于《左氏春秋》传《春秋》的任何证明，但绝不能由此推断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春秋》。
诚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提到左丘明作《国语》，不说他作《左氏春秋》，这似乎颇费解，康有为抓住了这一点。然而这也是不难解释的。两处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上文都有“仲尼厄而作《春秋》”，相隔只有两句。如果再写成“厥有《春秋》”，不但文字上犯复，而且这里《左氏春秋》和仲尼的《春秋》也缠夹，所以换成《国语》。《国语》可以兼指《左氏春秋》和《国语》。《左传》在《史记》里有时称为《左氏春秋》，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有时又称《春秋古文》，见《吴太伯世家赞》；有时又和《国语》通称为《春秋国语》，如《五帝本纪赞》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十二诸侯年表序》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这两个《春秋国语》，过去有人认为它是指《春秋》和《国语》二书，那是不对的。《五帝本纪》的内容，和《春秋》毫无关系；《春秋》没有发明《五帝德》、《帝系姓》之处。《五帝本纪》采用了《左传》中所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少昊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等等；《国语·鲁语》里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所以《五帝本纪赞》的《春秋国语》，可以说是包括了《左传》和《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和《国语》没有关系；《国语》不编年，撰《年表》时当然无法采用它。《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也不是依据《春秋》，《春秋》记事“其辞略”，《年表》里一些说明文字，《春秋》不能提供。《年表》上所写，绝大部分见于《左传》；个别在《左传》里找不到的，很可能是在流传中脱漏了。因此《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春秋国语》是专指《左传》。汉代传说《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作；司马迁将“《春秋国语》”简称为“《国语》”，——这里是兼指《左传》和《国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句就是这样来的。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引用“《春秋国语》”7，所引的是《国语》中文字，也许应劭所说的《春秋国语》专指《国语》，和司马迁又不同了。
《汉书·艺文志》里还有“《新国语》54篇”，注明“刘向分《国语》”。康有为的所谓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之说，就是根据这一条。他认为刘歆采用《国语》54篇中的大部分改写成《左传》30卷，余下的部分收拾起来编为《国语》21篇。他的理由是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21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54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54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54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30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21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缀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并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8。
康有为所列举的三“可异”，其实都见不出“可异”之处。第一、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今天只看到一部《国语》，从而推断汉朝在《国语》之外不能有一部《新国语》?试想：《汉书·艺文志》里的书，失传的有多少?岂止一部《新国语》。第二、《新国语》是一部什么书，我们已无从得知，不知道它和《国语》有什么关系，当然无法和《国语》进行比较。它和《国语》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不同，是两回事；另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分篇较细。这两种可能都不能对康有为的论点有所帮助。第三、后汉人没有提到刘向《新国语》，这也不足奇。刘向的书，后汉人未必都提到，提到了我们也未必都知道。后汉人的东西，失传的又有多少啊!
康有为的论证十分曲折。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的《新国语》54篇也是刘歆伪造，另外还有“《国语》原本”54篇。刘歆将“《国语》原本”割裂而伪造了《左传》，又怕这“《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有知之者”，就再伪造《新国语》54篇来冒充它，并且托名刘向所分。这就是说，“《国语》原本”54篇不存在了，伪造出一部《新国语》54篇，并且托名刘向，这就可以蒙混“天下人”。这实在太富于想象。
如果我们要对《汉书·艺文志》的《新国语》一条作一点比较近乎情理的猜测的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新国语》的“新”字；(2)“刘向分”三字。这部书似乎是刘向从什么书中分出来的，因此称为“新”。我疑此书是刘向纂集《左传》中所纪各国事实，依照《国语》体例按国别分列出来，所以称为《新国语》。据桓谭《新论》和王充《论衡》，刘向爱读《左传》9，他做这样一件工作，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考查了康有为的一些主要论点，发现这些论点都是站不住。下面我们再来谈崔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提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这对于《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里说这是刘歆窜入，但没有举出理由。崔适《史记探源》(卷四)赞成康说，并且举出七条理由来加以论证。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里说崔适“胪列七证，层层驳诘，语语精当”，说由此“知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不足据，则《左传》原本之为《国语》益可断定”。崔适这段文字在“《左传》辨伪”问题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此应当作一番研究。
先录《十二诸侯年表》的一段原文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年，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
崔适认为从“鲁君子”起至“为《吕氏春秋》”止126字“皆为刘歆之学者所窜人，当删”。他列举七证
《七略》日：“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原注：详下)。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证一。
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证二。
刘歆誉《左氏》，所以毁《公羊》。此表下称董仲舒，无由先誉左丘明。贾逵曰：“《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原注：逵此说，非实也。《左氏》以兵谏为爱君，可谓不任权变乎!《公羊》谓君亲无将，将而诛，不可谓不长于君父也。)《太史公自序》： “余闻之董生云：‘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变事而不知其权。’”此说正与逵之称《左氏》义相反。若此篇亦以“惧弟子失其真”称《左氏》，则“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不犹助敌自攻乎!证三。
《刘歆传》曰：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夫日“歆以为”，则自歆以前未尝有见及此者也。乃此纪与《七略》皆曰：“左丘明惧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安意失真”者，即“好恶与圣人不同”之谓。不失其真，即“同”之谓。如太史公已云然，即谓左氏与圣人同矣，安得云“歆以为”耶!证四。
歆让太常博士书日：“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证五。
《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则“左氏”其氏，“明”是其名，有《国语》而无《春秋传》。《七略》称“丘明”，此表日“左氏春秋”，则左氏而丘明名，传《春秋》而无《国语》。止此四字，与《自序》相矛盾，与《七略》若水乳。证六。
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后皆取自《春秋》。《吕氏春秋》非纪年月日之书，复何所取。铎氏虞氏，其书今亡，弗论。要自后人杂取四家书名，从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言隔断。不然，虞、吕世次在孟、荀后，岂其书亦为孟苟所捃摭乎!证七也。
这是崔适所举的七条理由。七条理由中，证一和证二可以并在一起讨论。证一是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根据了《七略》)和《十二诸侯年表序》对照，二者文意有相同处。按常理说这应当是《七略》抄《年表》，崔适却认为是刘歆将《七略》文字窜人《年表》。他的理由是：《七略》“上下文意相联”，《年表》“上下文意相背”。所谓“上下文意相背”，就是“证二”所说的“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矛盾。
其实细按文意，二者并不矛盾。 《年表》是说孑L丘作《春秋》，对于其中所含褒贬深意，只能向弟子口授，不能用书面表现出来。左丘明是“鲁君子”不属于“七十子”之列，他怕“七十子”根据口授相传，会要走样(“失真”)就收集史料，写成《左氏春秋》，记载事实，帮助人们研究《春秋》所褒贬的本意。《年表》的意思很清楚：作为“七十子”以外的左丘明，没有“口授其传指”，他的《左氏春秋》，只是“具论其语”。“论”是撰述之意10。“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就是根据史料，备述 历史 人物的言与事11。这正是司马迁对《左氏春秋》的一贯看法，他认为《左氏春秋》是史。这哪里有什么上下文意背谬呢?
《七略》抄《年表》，作了一些改动，添进了一些文字，如《年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七略》改作“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七略》改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对刘歆的古文经学说来，这是两处关键性的改动。它的目的是告诉人们：(1)孔丘作《春秋》，左丘明曾经亲自参加，暗示左丘明最懂得孔丘的褒贬之意；(2)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这两点意思，《年表》里都没有，正好说明《年表》没有经过窜乱。如果刘歆真是窜改《年表》，为什么不改得和《七略》一致呢?
崔适的证三，实际是将今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强加给司马迁。崔适把《左传》和《公羊》看成势不两立，把司马迁和刘歆混为一谈。他认为刘歆“誉《左传》”，是为了“毁《公羊》”；司马迁既然称赞《公羊》家董仲舒，就不应该“誉《左氏》”。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刘歆是刘歆，司马迁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说成一样?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史家，他跟董仲舒学《春秋》，也从孔安国“问故”，没有今古文门户之见。司马迁对于左丘明，是赞扬他的“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对于董仲舒，是称道他的能“推《春秋》义”，着眼点不同。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可佩服的。
崔适在“证三”里还把东汉贾逵之说引了来，认为贾逵说过“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而司马迁赞成董仲舒的“知《春秋》”则“守变事”而能“知其权”，和贾逵之说相反。这也毫无意义。司马迁怎么能够知道一百余年以后的贾逵之说呢?至于“‘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此语很费解。“知权”是指“为人臣者”处理事情的方法而言；“失真”是指孔丘弟子背离《春秋》本意。二者各不相涉，不知崔适何所谓而云然!
崔适的“证四”也很牵强。他引《刘歆传》中“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句，说《年表》里“惧失其真”，就是表明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之意。司马迁既已说过，就不能再说“歆以为”。而《刘歆传》里说“歆以为”，可以反过来证明《年表》里那一段为伪。这个论证很奇怪。(1)“惧失其真”，不等于“好恶与圣人同”；(2)即使司马迁曾经“以为”这样，为什么刘歆就不能再这样说?(3)《刘歆传》全句是“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谷梁、公羊，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所“以为”的，有这么多内容，这和《年表》并不重复，崔适却只截取小半句，把其余的都删弃了。
崔适的“证五”是他误解了《十二诸侯年表》。《年表》里说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意是说《左氏春秋》和《春秋》相辅而行，并不是《左氏春秋》为《春秋》作传。而且《年表》里是把《左氏春秋》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并列的，那些书都不传《春秋》，显而易见。因此，刘歆当然不能引太史公言来和太常博士辩论。这点刘歆知道得很清楚，太常博士也很清楚。
崔适的“证六”，牵涉到左丘明姓左还是姓左丘的问题。这似乎是两说，两说实际都没有错。司马迁称“左丘失明”，这可见左丘是氏。但为什么又说《左氏春秋》呢?“《左氏春秋》”是旧称，和《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复姓简称单姓，古有此例。如春秋时鲁国臧孙氏又称臧氏，季孙氏又称季氏。“左丘氏春秋”简称“左氏春秋”，并非不合习惯的。至于《七略》称丘明，这或许是由于相沿已久，在人们印象中，认为左丘明就是姓左了。何况文人弄笔，故意截搭，如“马迁”之例，原不足怪。司马迁于书名取旧称，于姓则仍称左丘，并非矛盾。《七略》在左丘明姓名上发生讹变，也并非不可解释。把二者扯在一起，作为“辨伪”的理由，太牵强了。
崔适的“证七”，说“鲁君子”以下126字是被“插入”篇中，“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意隔断”，这是误解文义。上下文诚然都是讲《春秋》，上文是讲《春秋》的产生和它的意义及传授，“鲁君子”以下一直到“颇着文焉”，是讲《春秋》的影响：孔子作《春秋》以后，陆续又产生了《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还有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着书，也都采用《春秋》；汉代张苍和董仲舒，对《春秋》也做出了贡献，——全文的大意就是如此。行文完全合乎逻辑，有什么“语意隔断”之处呢?如果删去126字，倒是文气不连，不相衔接了。
这里我们就康有为和崔适所主张的《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的主要论点做了一番考察。康有为和崔适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是就一些有关 文献 来推论。推论的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总得大体结合客观事实，力求能符合事物本来面目。他们立论很大胆，而论证却是很脆弱。如崔适断定《十二诸侯年表序》中126字为刘歆窜入，列举七证之多，细按起来，漏洞百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论述也是如此。这里所举出的是他们两人着作中的几段着名文字，它们常常被人称引，影响很大。这应当算作“刘歆伪造说”的基础吧。对它剖析一番，是很必要的。凭他们这些理由，无论如何得不出刘歆伪造的结论。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的论证。康有为和崔适关于《左传》的论述，到了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疑古辨伪之风兴起而受到很大重视。辨伪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人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这些都要加以辨别。这是 科学 地整理古籍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但辨伪要坚持冷静的科学态度。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辨伪工作有一种形式主义倾向，那时一些人认为，凡是对古书提出怀疑的都要表彰，“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不知“过而疑之”和“过而信之”同样是违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如何，应当具体 分析 ，这里不论。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 问题 》对它全盘肯定，极力赞扬；对于其中论《左传》部分还作了补充论述。他的补充论述对康有为实在没有多少帮助。他把《左传》和《国语》纪事的异同做了比较，得出八条，结论说：“《左传》与《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这和康有为发生了矛盾。康有为认为《国语》是刘歆将《国语》“分其大半”后留下的“残剩”，钱玄同却承认《国语》还有许多同于《左传》者，只是彼此详略不同，那就不仅是留下的“残剩”了。钱玄同看到了事实：《国语》本来不是《左传》的“残剩”；但他不肯承认二者各自成书。二书的体例不同，作者取材不同，文学才能不同，因而造成两部书的不同面目。它们的作者既不是同一个人，它们之中也不是一部书由另一部书割裂改写而成的。
经过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康有为之说在学术界发生了很大 影响 。一些学者在论着里纷纷采用它。如傅斯年《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一文中12，一则日：“我们用佐传》证《诗》、《书》，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来是西汉晚年的事”；再则日：“《左传》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句显然是古文学者从《国语》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郭沫若同志在《论吴起》13里也说：“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掺杂己见而伪托的。”其他在有关《左传》论着里采用康说的，不列举了。
还有人从天文历法 研究 上来支持康有为之说。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由汉代之历法论(左传)之伪作》14及《 中国 古代历法概论》15等论着就是如此。饭岛忠夫的基本论点是汉代的历法为西方传人说。他认为春秋、战国 时代 的天文历法，不可能达到《左传》里面所记载的发达程度；汉代的太初历，是西方历法传人发生影响的结果。他认为《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是刘歆根据汉代天文历法知识逆推而伪撰的，说《左传》和《国语》是从《左氏春秋》“润色而来”，“《左氏春秋》(一名《国语》)”已“弗传于今日”。饭岛忠夫的汉代历法西方传人说，遇到了他同时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的反驳。随着《五星占》等地下材料的发现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深入，饭岛忠夫之说不攻自破了。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坦《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其中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国语》和《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为刘歆伪托。刘坦没有进一步论断《左传》一书为刘歆伪作，这还比较审慎。但是，刘坦的论证也是错误的，《左传》里的岁星纪事，和刘歆不发生关系。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关于岁星纪事问题”一段中论述。
去年12月，《 社会 科学战线》发表徐仁甫同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重新提出《左传》为刘歆作的问题。《春秋事语》的释文，见1977年《文物》第一期。全书存16章，每章字数自百余字至二百余字不等，都是摘录春秋和战国初期的 历史 故事，大部分是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为主。其中评论有的是当事人或同时人说的，有的是后来的人说的。故事的来源有《左传》、《谷梁传》、《管子》等，但不说明出处，也不完全是照抄原书。
针对《春秋事语》中许多章的故事和《左传》相同而在文字上和部分 内容 上存在着差异，徐仁甫同志断定为《左传》因袭“《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而不是《事语》采《左传》，从而得出结论说《左传》为汉人所作，作者是刘歆。
徐仁甫同志的理由是
(一)“《春秋事语》其事实多见于《左传》；但其词语则多不见于《左传》”。“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十六)，医宁日，即竖曼日，其语见于《管子·大匡》。《左传》虽然采《大匡》之事。但省略竖曼之语。可见《左传》作者虽然见《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也只采其事实，而省略了它的词语”。
(二)“《春秋事语》(四)，东门襄仲杀嫡而佯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襄目(负)人日：‘人必死’，……《左传》文公十八年作‘公冉务人止之日，人必死’，《左传》作者在‘日’字的上面添‘止之’二字，则公襄目(负)人说话的意思，先就明确了是止之不死。这种引人的语言，先以一二字表示其主旨，无疑是很好的办法。《左传》作者在《左传》中常常用这办法”。徐仁甫同志还举出《汉书·艺文志》也用这个办法，说：“从这种行文 规律 看，我们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春秋事语》的原始作者没有见过《左传》，若见到《左传》，他绝不会删去‘止之’二字。二是《左传》的作者，从这儿可以推测了，因为《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的，《七略》的行文规律既与《左传》相同，那么《左传》的作者，不是刘歆，又是谁呢?” (三)“《左传》用语，优于《春秋事语》；《春秋事语》的原文作者，若见过《左传》，何以不用《左传》的词语呢?”“文章也譬如莺迁：只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决不会‘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徐仁甫同志的论证，似乎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有两部作品，其中一部采用了另外一部，要推测它们谁采用谁，可以从语言上的优劣判断。后出者总比前人之作强：后出者的语言应当更周密；前人之作的优点，后出者都可以吸收；前人之作的芜蔓或不合需要的东西，后出者可以删除。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如果前人写的是一部优秀作品，后来者是一个庸手，当然不能超过前人，前人的优点他未必能学到。即使同是优秀作家，后来者也未见得处处比前人好。《春秋事语》的全貌虽然不可得知，但从残存的16章看，不是出于高手。张政烺同志的《(春秋事语)解题》16说它“显得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它的编者大约是个头脑冬烘的教书先生”。张政烺同志认为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课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 学习 做准备。这些论断都是符合这部书的实际内容的。它出现在《左传》之后，怎么能要求它的语言胜过《左传》呢?它摘抄群书，不能字字照抄，因为它的每章字数一般在二三百字以内，还要有评论。为了压缩篇幅，不得不尽量删削，文字往往显得不顺畅。
《左传》的作者是一位语言大师，确是做到了“极其重视文法”，“文理鲜明”。但《左传》的文法并非超越了它的时代，像“止之日”这样的语法，并非要到汉朝才有。《论语》里面就有“夫子矢之日”(《雍也》)、“子路不说日”(《阳货》)一类的句子。《左传》的用语即使有的和刘歆相似，也并不能证明《左传》为刘歆所作。刘歆爱好《左传》，用语上受它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
《春秋事语》的出土，对于《左传》为刘歆伪作之说增添了一条反驳的证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有十三章的故事见于《左传》。虽然它兼采群书，对一些故事作了改写，使人不能容易断定它采自《左传》，但有些章中，直接采用了《左传》的语句。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中几句
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
和《左传》僖公三年以下几句大体相同
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究竟是谁抄谁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事语》这一章章末有两句
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
《左传》僖公四年为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
《左传》写明“以诸侯之师侵蔡”。这是记述历史。如果本来只是像《事语》所说的“率师”，它不能妄添“诸侯之师”。《事语》只着眼在评论蔡国嫁女绝齐事，不必管他齐侯是否用“诸侯之师”，所以它可以省略成“率师”。由此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事语》根据《左传》。
又如《事语·长万宋之第士》章中几句
君使人请之，来而戏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长万病之。
和《左传》庄公11年“乘丘之役”章中几句比较
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除了把“宋人请之”改成“君使人请之”，把“靳”字改成“戏”字，以及在“病之”上加主语“长万”外，其余文字几乎全同。这些改动，是为了通俗易懂。这显然是摘录《左传》的故事来加以评说。这两章中《春秋事语》采录《左传》的痕迹宛然可见。据《春秋事语》的《释文》考订，“书中不避‘邦’字讳，抄写的年代当在汉初甚或更早”。它里面采录《左传》，说明《左传》在汉初以前确实在流行。这件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秦汉间《左传》的流传状况，是有帮助的。
三、主观主义的研究 方法 。把《左传》这样一部先秦着作说成出于西汉刘歆之手，这种奇怪的结论，是用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在一些持此说者的论着中，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否认客观，颠倒事实。过去有的学者如刘师培等曾经举出战国、西汉一些书中引用了《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和文字17。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楚王子围杀君”和“齐崔杼杀君”二事，称“《春秋》之记日”，故事和《左传》大体相同。贾谊《新书·礼容》篇引“鲁叔孙昭子聘于宋”事，其中“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已失(《左传》作去之)，何以能久”，字句和《左传》昭公27年全同。西汉的诏令、奏疏以及其他着作里袭用和概括《左传》辞意处，举不胜举。持刘歆伪造说者都一律否认。
凡是战国、西汉文字和《左传》相同或相似之处，持刘歆伪造说者不外是用两个办法来抵挡：一是说二者都根据了“《国语》原本”，而这“《国语》原本”在古代记载中连书名都是影子也没有的，你当然没法去查对；二是刘歆窜入。这两个办法在解释《史记》和《左传》的文字相同之处时表现很突出。《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一些“本纪”、“世家”、“列传”里都大量地采用了《左传》，凡是读过《史记》并且读过《左传》的人都会深刻感到。如果作一番细致的工作，把《史记》采用《左传》之处，和《左传》原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司马迁对一些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使它更加明白易懂，也和他采用《尚书》的作法一样。可是一些坚持刘歆伪造说的人极力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解释二者文字相同之处，在用第一个办法讲不通时，就用第二个办法。他们把分明是《史记》采用《左传》的地方说成是刘歆将他的“伪《左传》”文字窜入《史记》，任意颠倒，无理可说，而他们却是习以为常。
(二)虚张声势，回避问题。康有为等人提出此说，连篇累牍，讲了许多道理，却回避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国语》不编年，《左传》编年，如果《左传》是根据《国语》改编。它的编年是怎样来的?回答只能说，它是刘歆任意编排的。这就必然全盘否定《左传》所记载的系年史实，使春秋时代二百余年的历史成为一团漆黑。当然，《左传》如果真是伪书，那也没话可说。但是，要****这样两千多年来相传的公认的信史，总得要有可靠的证据，不能全凭臆测。第二，《国语》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左传》。《国语》中有许多章和《左传》的许多章是写的同样的事实，《国语》往往很简朴，而《左传》却写得形象生动，刻画入微。如果是刘歆改编，刘歆真不愧是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他根据《国语》进行了绝妙的 艺术 创作。然而，《左传》是否仅仅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编年史的价值?刘歆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一抑一扬，也总得有可靠的证据，不能全凭臆测。
钱玄同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些问题，因此他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18一文中声明： “所以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为可信，因为它是晚周人做的历史。”但是，既然刘歆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创作，而且任意编年，它就不再是“晚周人做的历史”。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持刘歆伪造说者应当怎样明确地回答呢?他们总是极力回避，害怕提出讨论。这些问题不解决，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
(三)涂抹历史，不合情理。西汉哀帝刘欣时，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在皇帝面前有过一场争论，争论几部书列学官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左传》。古文家要给《左传》立博士，今文家反对。今文家所坚持的是“《左氏》不传《春秋》”，并没有否认《左氏》是一部古书。否认《左氏》传《春秋》是一回事，否认这部书是古书是另一回事。那些博士说“《左氏》不传《春秋》”，从这口气里透露出来，他们对这部书有所理解，并不陌生。这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是刘歆伪造，那他们素所未闻，在争论中应当是另一种说法了。
这次争论那样激烈，成为全国 政治 生活中和学术领域内所注视的中心。刘歆造了这样大一部伪书，竟然不被揭穿，这除非下面两种情况：(1)刘歆是一个大权奸，指鹿为马，不可一世，人们知道他作伪，也不敢说出；(2)当时所有那些博士都是不学无术，他们根本不了解学术文化，根本不知道先秦有一些什么典籍。刘歆伪造出这么一部大书，没有人能检查出来，任凭他当众愚弄自皇帝以下公卿百官以及所有掌管和研究学术的人。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刘歆在哀帝刘欣时虽然“贵幸”，但职位并不很高。在这次关于《左传》立学官的争论中，他“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可见执政大臣和众儒并不买他的账。“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19，说明师丹等人对刘歆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有作伪事，他们必然会揭露出来。他们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是指责他改乱西汉尊崇今文经学的旧章，非毁过去所立《公羊》、《谷梁》等今文经学。用“旧章”20、“先帝”一类的词，是尽量给他加上政治罪名。所指责的事实，却是并非没有根据的，立古文经学，就是改乱了“先帝所立”今文经学的“旧章”。这和“《左氏》不传《春秋》”是一个口径。《汉书·王莽传》载公孙禄上书建议诛七人，其中包括刘歆，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颠倒五经”曾被康有为等解释为伪造经传，这是错误的。“颠倒五经”，是指搅乱今古文经学。从字义上说，“颠倒”只能解释为变乱秩序，无“伪造”之意。公孙禄还是就刘歆提倡古文经学，变乱西汉经学传统说的。师丹、公孙禄等人把问题提到那样严重的地步，至于请求杀他的头，但还是没有说他伪造古书。可见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在当时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过去时代，一部伪书或一篇伪作，开始总是悄悄地传出来，等到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被人们所相信。随着作伪者及其同时代人的死去，没有人知道它是伪作，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牢固的观念，把伪当真了。一个作伪书的人在他的伪书刚脱手的时候就大吹大擂，并且向全国学术界挑战，不怕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伪作不被当代揭穿，那是很难设想的。
注释
1 给钱玄同的信。引自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
2 张西堂：《(左氏春秋考证)序》。
3 刘逢禄说《左传》不拘泥于比附《春秋》年月是对的，但他认为《左传》某年“文阙”或“比年文阙”，后经刘歆等人附益，这却是臆断。事实上刘逢禄所说的附益，往往亦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可见并非附益。所谓“文阙”，不一定可信。
4 这里按康有为原意标点。康有为认为这说明左丘明只有《国语》，无《左氏春秋》。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中“左氏国语”条说：“左氏下脱春秋二字，则文义不全。《汉书·孝武纪》引此赞正作据《左氏春秋》、《国语》。”王氏之说诚为有据。然《论衡·案书》：“《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可见“《左氏》、《国语》”，为汉人恒语。
5 《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6 为审慎起见，本文对于《经典释文》、《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和《汉书·儒林传》所列《左传》，传授世系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一类记载概不采用。这些有可能是古文家编造的。
7 《风俗通义》第三卷“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条。
8 《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9 《新论》说刘向父子“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论衡·案书》：“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10 《汉书·艺文志》解释《论语》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11 “具论其语”的“其”，绝非指孔子，因为《左传》一书，非记孔子言行。“语”可包括言与事，《论语》中除记言外，记了许多事。《国语》也大量叙事。
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13 收入《青铜器时代》。
14 《东洋学报》第二卷。本文所根据的是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译，中华学艺社出版)所引述。
15 《中国历法起源考》第一章，沈璿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译本附录。
16 《文物》1977年第1期。
17 刘师培迷信所谓刘向《别录》及《汉书·儒林传》的《左传》传授系统，这是古文家的偏见。但他举出战国、西汉人征引《左传》处，却是值得重视的。
18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一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下编。
19 引文均见《汉书·刘歆传》。
20 《诗经·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旧章”就是所谓“祖宗所传”，是必须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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