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期文学之背景
八十年代的 中国 文学，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中国的鼎盛期文学。
很久以来，中国文学始终处于几乎标准模具化的制作状态，尤其文化革命始起，文学，这个最需自我的不羁精灵，已到了需用红色钢尺丈量尺寸规格是否合格的地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削足适履文学。
八十年代，因某些大众看不见条例的暗中松动，中国文学，开始从这个红色模具中游移而出，一批优秀作家携带优秀作品随之出现。当大多文字工作者还因长期习惯所致，仍未从被限制的状态中清醒过去，还在习已为性地哼着哼惯的曲调时，这些作家，率先在文学为 政治 服务的大球场上踢起了擦边球，违规与非违规之间，巧妙地写出了积压心中的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因其中含有的心灵成分，当时环境下显得格外别致格外夺目，刚一出现，立刻拨动大众表面的麻木，而因与人心中深藏的终究不会失去的翘盼之合拍，引得了广大的民间热情。
不只如此。
很久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严密封闭状态，几乎隔绝了与海外的所有联系，特别是隔绝了与代表 现代 文明的西方世界的联系。八十年代，关闭二三十年的大门的重新开启，使得再度进入成长期的中国文学，如同蓬勃发育的乡村少年，门缝中探出头去的刹那间，瞠目结舌地发现外面的世界竟然如此绚丽、精彩，竟然如此千姿百态、美艳耀眼。目不暇接、头晕目眩、来不及呼吸。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如饥似渴，以极端良好的肠胃吸收功能，大量 学习 西方文学中展示的不同思维、不同视眼、不同语态、特别是不同叙说 方法 ，并且迅速及时地将之搬来迷醉嗷嗷待哺的中国读者。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空前繁荣。
可以说，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没一对目光不盯牢文学、没一个青年不做文学梦的全民面文学 时代 。
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功不可没。因为他们的活跃，重新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迹象。
当代文坛宠儿快速一瞥
尽管八十年代的优秀作家和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光彩夺目不可忽视，有一点必须清楚，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不过是刚刚迎来了一个翻云覆雨的难忘初夜，透心透肺的快感固然惊心动魄，但毕竟只是一声初啼，人与文学的真正两相愉悦以及这一愉悦所应有的耐久回味与咀嚼，不是一声响亮喊叫就能宣告结束的。
回头再看。
莫言
那个给人洪钟大吕之感的山东作家莫言，将感觉这一心理文学地带进创作领域，给人以新鲜饱满之感时，人们是否也会对他这一手法的频繁出现有所厌倦，是否经常感到他对这一手法刻意、勉强、多余、润色取美、朱绿染缯的运用？莫言先生是个细腻美、粗犷美、朴素美并存的作家。然而，人们在感受他身上散发的朴素泥土气香时，是否也感受了他表演性的做作、夸张、言过其实？感受了他的粗犷美时，是否也感受了他的粗糙？感受了他笔下细节发出的力度震颤时，是否也感到了他为之所作的铺垫在配合上的有欠圆润与默契？退一步，人们在欣赏莫言先生那对风情独具的外婆级小眼睛中闪烁着的智慧之光时，是否也瞥见了这对眼睛中闪烁着的狡猾之光？瞥见其中智取快捷方式哗众取宠必需的精明所闪出的亮点？粗枝大叶。这个洪钟大吕的作家也是个粗枝大叶的作家，在制造惊天动地的强烈感觉时，总让人看到洒落四周的众多败絮。
阿城
阿城，这个绘画领域的不懈努力未获良果的画家，改弦易辙跨入文学的试探性一步，竟出乎意料地显出了倾国倾城的貌。他老练的文字、老练的叙说让整个文坛为之倾倒。一个难得的具有严格分寸感、懂得留空妙用的作家。阿城先生是个故事好手，他出色地控制着故事的节奏，掌握着故事的暗中逻辑，清楚地知道叙说的轻重缓急、去芜存真、以及内在统一与合理的重要，并且聪明地知道故事叙说中加入“思想”的效用。《棋王》中道家思想的掺和，使得思想贫乏了很多年头的人们一致向他投去了钦佩的目光。然而，事隔二十年，谁还会为小说中的一点小小领悟而欢欣？谁还会记得小说中曾经有过的“深刻”？剩下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英雄色彩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小说需要故事，但小说领域中的高明绝不是故事的精彩动听，而是作者精彩讲述的动听故事中的妙蕴内涵，是物色尽而味无穷的思想感情，是予于人的思考冥想与感觉，是具有感染力的思想感情与故事、人物、细节完全的 自然 的融合。理融而情畅，任何注释性的、强行加入的观念即使再高明也将无法在流逝的时间中存活。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小说的最高境界在于它的 艺术 性。如果阿城先生充分掌握好了绘画中的艺术感觉，掌握好了对于这一感觉的接受与表达，并将之用到他投向故事的视眼中，那么，抱秀而心悦，玩者无穷，味者不厌，往者虽久，余香日浓，今天的阿城就不会只有一本即使没读过他作品的人也会为他叫好的《棋王》了。
马原
“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一句话，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二十多年来被人反反复复吟咏，反反复复崇拜。《虚构》记不得了，评论家们尽显锐光的“叙说圈套”的概括究竟概括了什么也记不得了，留下的只是这句“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马原先生的这趟文学之旅做得算是值了，善良、厚道的读者将人类所能有的善良厚道在他身上发挥到了顶点。透过《虚构》中那段开场白的悬乎往实处看，马原先生直接或间接到底向读者说了什么？其实他不过是说了他心中的高傲，说了他对芸芸众生一般智力的藐视，不过是目空一切地说了几句心中的大实话，不过是将充分自我的西方文学中学来的点滴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中文运用。他成功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被唬住。人们惊奇地看到了一个天才，并将这个天才的所有叙说特点都当作难以逾越的智慧来努力辛苦地理解。马原先生是个有着足够敏感、细腻、多情的作家，但他排斥这种柔软的无力情感，他需要立竿见影，一上来，他就决定玩上一把他的聪慧与智巧。他是个中国当代文坛的魔方制作并且玩耍者，他对国人争购聪明、附庸风雅、理解别人的理解的爱好了如指掌。谁也没看清他的魔方制作和玩耍，可他制作并且玩耍时流露出的自信以及对人的不屑神情所造成的气势，已足以像魔术师的手指般点燃仰望者的崇拜热情。今天，那部《虚构》除了与麻疯病的关联外，还有什么值得记忆？还有什么能够让人从中收获？一个讲得很悬乎但很一般的故事。异体成怪，弥人耳目。马原先生将精力过多用在了形式上。形式毕竟是形式，毕竟是为 内容 服务的。缺少内容的形式再成功，也将有着难以填补的缺憾。
王安忆
写作上的细针密线是王安忆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被特别多地用在环境物象的描写上。应该说，其中不少用得算出色。当然，这样的描写该控制到怎样的量，该怎样正确地用，其微妙性和重要性，还有很多可谈，很多值得谈。王安忆身上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可以说，她是个既没看懂过别人又没看懂过自己的作家。说她没看懂别人，是因她从没真正写活过一个他人。她是个可以不分三七二十一将任何细节用在任何人物身上的作家。凡作家都做类似细节移植，但真正懂得写作的作家做这样的移植时，在大方向上基本肯定的情况下，为尽可能更合适人物，还得裁云制霞，做一定的细节修改。王安忆不，她是和盘托出。她的创作原理基本只是“堆砌”，堆得庞大，堆出个观望上的惊叹效果。说她没看懂自己，是因她的所有作品中真正被她写好写活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她自己。她有想象力和观察力，但她的想象力和观察力因缺少精确度而经不起严格测试，只有当她把自己作为模特儿时，她的想象观察才能真正落实到位，笔下人物才能以因统一而成活的形象出现。以自己为模特的写作她做得非常出色，其准确、细致、生动，当代文坛难有超过者。可她看不到这点，完全看不到。在缺少灵性缺少求实精神的起哄者的怂恿下，她把自己想象成了看懂一切、能写一切的作家。本质上，王安忆是个小市民，她的思想感情最接近的是小市民，她最能理解的也是小市民，她完全具有写好小市民为自己建立丰碑的天资，不幸的是，她老把自己想象成大市民，老爱写非她所长的大市民文章。而反映在王安忆身上最有趣的现象是，不管她做怎样的选择，不管选择如何出错，只要是她的，怎么错误的选择都会引来几乎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大片喝彩。
王蒙
不管一般读者还是具有专业眼光的非一般读者，阅读一部作品时，其实也是在与这部作品的作者进行一次智力的较量，思想情感的较量，观察认识的较量，表达方法与能力的较量。当作者的水平高于我们时，即使心有不甘，我们还是会服气地抬起头；当他的水平低于我们时，即使不看低，我们多少也会对他作点俯视；而当他的水平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准时，我们则会心中丛生一种相通快感，一种被理解被懂得的欣喜，一种彼此领会欣赏的满足。不得不承认，王蒙先生是个各方面都有非凡表现的才能出色的作家。他既不乏对事物的赏玩品味能力，又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能力，无论是讽刺幽默、机智灵活、尖锐深刻甚至胡思乱想、抒情缠绵，他都有胜人一筹之处。他的笔端进入任何领域，都能传递出一种快感，所谓无不达之隐、无不尽之情。不管我们是否觉得他的横溢才气中有无对自己才情的过度迷恋，不管我们是否认为他在挥发过人聪明时是否疏忽了对大智大慧的重视，不管我们对他的淋漓尽致表达法于文学创作究竟有无伤害是否怀疑，起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做到他这般通透，实在太难太难。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坛绝无仅有。然而，有一点，大家或许都已看到，王蒙先生有着自己不可摆脱的“先天”局限。他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主义时，事实上，他同时还递交了一份自己绝不伟大、绝不超越党和主义的伟大的保证书。一个被“伟大”统帅的人。即使这人有着再为过人的智慧，他的心胸、眼光一早就已决定不可能超出被圈定的范围。
贾平凹
贾平凹算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率先起步者，不仅文字一早已得瞩目，作品亦已一早拍成电影，使之家喻户晓，广获尊敬与佩服。他是有才气的，功力也不浅。他本该精益求精踏踏实实走他自己的创作之路，写田埂小道、写乡间月色、写村夫顽童寡妇人家，写宁静乡野中的不宁静骚动，写朴素之美以及朴素之丑，他能写得很好，非常好……然而，他耐不住寂寞，压不住浮躁。那个人人玩上一把现代派的年头，他实在受不了繁华城市摩登人儿的诱惑，实在不甘心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村冷清。不成功则已，一旦成功，得意忘形，掩覆于文化表层下的耍能玩阴的刁顽习性压不住了，冒出来了。他故弄玄虚，说狐道仙，装神弄鬼，耍花样、卖关子，平地凹处找来乡村小技统统端上大堂，堂而皇之地玩耍之，视国人为低能般随意糊弄，甚至一脸自得偷偷窃笑地玩上一把欲念淫思的无字文。《废都》是他移花接木的另一种现代派，是乡村现代派。他算是点子用尽，把“远古”意识生搬硬套用在今天，假扮深奥；把 农村 搬去城市，把农村、农村人当做城市、城市人来写。他对城市、城市人的了解实在太少太表面，怎么写也写不像。“玩”，看谁玩出新招怪招，看谁玩得更懵人。“懵人”――这是那个时代很多高手就在嘴边却从不出口的一个词。
孙甘露
在中国，对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诗歌的领悟能力，超得过孙甘露的大概少而又少。不仅领悟，挥发亦然。尽管孙甘露被称为小说家，但他的实质是诗人，是百分之九十九成分的诗人，他是用诗的语言在写小说。孙甘露的文字组合奇特美妙：朦胧、飘忽、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如梦如幻。读者可能永远不能真正接近他、把握他，进入他的灵魂，但却时时感到他的诗句中飘出的那么几句，奇崛而舒服而柔顺而美感地飘浮眼前，让你确实感觉、确实晕眩、确实惊叹，然而，当你想抓住它们，将之揉进怀中装进袋里，它们又飘了，飘得仍那么迷蒙，那么似有似无。毫无疑问，孙甘露以他独特的语言立足中国当代文坛。然而，无论如何也要说上一句：孙甘露表现最出色的文字却不在这个公认特点的囊括中。这些文字因其无根性、凌空性、飘悠性，虽优美，却至虚无。孙甘露是个有着良好感觉的作家，他的感觉难得的细腻、难得的别致、难得的准确，非常难得。当他的文字改变了天空性，落到地上，和他良好的感觉切切实实地结合、扎扎实实地出现在笔下人与事的身上时，那时的他，所呈现的美，才是最美最过人的。然而，不得不再说一句，孙甘露表现最好的文字是落到地面的文字，但表现最差的文字同样是落到地面的文字。当他像人群中的平常一员，想要表现他的人间老成、练达、洒脱甚至高雅时，他的表现远不理想，可以说，写得出那样文字的作家，在中国，为数不少。
韩少功
韩少功是个例外。这个表面看来有点随和有点柔顺的作家骨子里有的恰是极其的湖南执拗，他始终在和 社会 生气较劲，严格地说，在和文坛生气较劲。当其他作家都在耍聪明，玩心眼，抄近路，走捷径，端着放大镜寻找吓唬中国文学公民的方式方法、寻找快速抵达成功彼岸的缝隙时，他拒绝同流合污，拒绝轻薄，拒绝急功近利，拒绝捷径裂缝的诱惑。他是高傲的，骄傲地昂着他的头，骄傲地展示他的无声鄙夷。不同的是，他的骄傲表示法是低调的，是抽身、是纳言、是退到低谷的那种低。他非常重视“清醒”、“冷静”这类字眼，几分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与生活、社会、文学有着一定距离的清醒观望者。他的确具有骄傲资本。中国当代作家中，他的写作技能数一数二，是难得的一个难在写作中找到毛病的作家。他思维缜密，惜墨如金，始终严格看管自己的文字。不管结构细节文字，还是思想认识，在具体的操作表述中，他几乎做得到滴水不漏。他还很全面，拥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然而，这位骨子里高傲倔强、始终都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生气较劲对着干的湖南汉子，竖立自己的正气文气才气傲气的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了一道围墙。他过于端庄过于理性了，少了点灵，少了点巧，少了点随意。不管先天使然还是后天使然，有意无意，他始终在用自己过于成熟的理性对本该也成熟也丰富的感性进行规模不小的扼杀。他极其谨慎地看管自己的感情，不允轻易流露，这种谨慎已到刻意阻止其流通的地步。这是他的大忌。他成全了自己的缜密、严谨、成熟、冷静，却丢失了激情、热血，丢失了原本可以喷薄的爱与憎、丢失了洒脱与大气。
余秋雨
余秋雨――一个稍后一些出现的耀眼明星。他的才能不值得怀疑。他不仅具有才气，而且勤奋努力，学富五车，才学兼备。不管他的学识这里那里的一些细节上曾经出过多少错，谁也否认不了他的博学，否认不了他的才。他还是个具有发挥自己才气学识能力的人，辞富山海，秀气成采，柔性化的优美文笔和流畅详尽的表述，赋予了他广受喜爱的特殊魅力。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痛苦经历造就的将是这个人的稳重厚实，然而很特别，余秋雨的致命不足恰是他的轻浮浅薄。他不掩饰自己的轻浮浅薄，似也不在乎被人看出他的轻浮浅薄。也许这正是他的高明，他的阅历使他认定一个浅薄的时代浅薄的社会唯有轻浮浅薄地对待之。或许他对。他的每句话每个字每个眼神每个手势后面都有含义，都有他想达到的目的。他分分钟都在打扮自己，分分钟都在想如何表现自己、吹嘘、炫耀自己。这样的迫不及待在敏感不足的人看来是声情并茂，而在懂得自尊自爱、懂得分寸感的人看来则怎么也够不上上乘。他于人生于文字的过分表演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决定了他可以拥有大量鲜花和掌声，但其质量却只能说一般。
余华
上世纪末， 中国 文坛的第一宠儿当数余华。他被众多爱戴他的手当作神话人物一样托起，无数汉字，都在竭力发挥吹捧这位文学英雄的功能。余华先生究竟有无才能？应该说有。他特别善于在一些本已强烈的场面细节中提取其中核心，将之纯粹化、绝对化、将之放大、将之推到极点。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小说总能给人刻骨铭心印象。但是，余华先生的才能是片面的，残缺的。他是个可以用残缺、单一、绝对的眼光把人、事写得残缺、单一、绝对的作家。但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力将人、事在全面、完整、客观的前提下写得饱满、形象、深入。也因此，因为他的才能短缺，当他厌倦了已得的给他先锋形象的太多掌声后，想要乘胜追击，转型为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时，他遭受了致命的滑铁卢惨败。还得补充一句，中国文坛对于这位神话人物世界高度的作品的期待实在是种浪费。他是个小镇人，他用小镇人的眼光打量着世界，但时刻等待着伟大作家出现的中国文坛，竟把他的这一眼光误读成了用世界的眼光打量着小镇人。
还有很多作家：张贤亮、张炜、张承志、格非、铁凝、陈忠实、史铁生、邓友梅，张洁、路遥、陈村，何立伟，叶辛、梁晓声，刘心武，等等，很多很多。但作家简述并非此文重中之重，恕不一一列数，有待来日详评。
八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全民文学热潮中，一大批智慧过人才能出色的作家脱颖而出，共同托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局面。这批作家的确优秀，锥处馕中名副其实。然而，如此规模的全民文学运动产生这点量的优秀作家究竟算不算什么且不说，要说的是，尽管这些作家各有所长、各放异彩，他们的作品摆在当时看确实不错，但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受 时代 限制的，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其中必定也必须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存在的内涵。更何况，这些作品的缺陷还很明显，其中仍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粗制滥造，显而易见的肤浅、浮气，显而易见的投机取巧、华而不实、装神弄鬼、哗众取宠；这些作家的思维、情感、还不够丰厚，表达不够精准，心胸、眼界、视野也还不够超脱、不够宽宏、不够远大。
这是一群整体上和 政治 靠得过近的作家。文学都会和政治沾边，但他们的 问题 是，和政治靠得太近。文学可以有政治，但文学不是政治。一定程度上，他们对政治问题 社会 问题的关心盖过了对文学问题的关心。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他们的成长期始终处于政治气味浓得不能化解的环境。不管是否讨厌那样的环境、不管有无心底的根本追求，他们被这样的环境浸染，习惯于这样环境，旧染成俗，他们看人看事的眼光天然也就带有这一环境的浸染。文学是开放性的，任何领域的 内容 都能成为文学内容。但即使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期，社会给予他们的政治嗅觉以及社会问题的洞察力所提供的场地，其开阔度还极为有限。纵然对于生长的社会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纵然有着足够的才气和功力，他们毕竟是在夹缝中写作，谈不上自由，达不到尽兴，最多能做的，也就是在有限范围内转弯抹角地做一点技巧性的隔靴搔痒。
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处于的是一个探索阶段，尤其是对写作 方法 形式的探索。那个时期的作家们在西方文学中吸收了大量方法形式和主义。无疑，这于重新起步的当代文学极为有益。西方文学中提供的多种多样写作手法，活跃了中国作家的思维，开阔了眼界，打破了墨守成规的创作形式。天外有天。耳目一新。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完美的形式一定是内容最恰当最合理的表现。方法形式的借用，只有在符合自身整体创作感的前提下、在与内容 自然 地融汇一体的前提下、能够帮助内容更好达到表达效果的，才是可取的。西方文学中的美丽特点，可以 学习 、可以借鉴、可以改造性地拿来己用，但却不适合不问所以原封不动地拷贝模仿，因缺少内容的配合，也不可能模仿拷贝得好。内容的产生因素中包括难以模仿拷贝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以及产生这些习惯的水源和土壤。那个时期出现的五花八门手法，有着足够的耀眼，也充分让人感受操作者崎岖复杂的智商之高，但它们花哨有余，内容不足，更谈不上形式和内容的配合。只能说，是个积极的、充分活力的、努力进取的探索阶段，一个尚需磨合、修剪、有待形式与内容达到真正统一的非完善阶段。
只能说是一个开端，一个良好起步，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太多明显不足有待改善。然而遗憾的是，不管这个群体是否还有修正自己继续远行的潜力，不管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人是否已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天分，总之，正在这个群体应该继续奋力地朝前时，却停下了脚步。
何以？
应该说，这个群体有着他们难以克服的自身缺失。
这是受尽曲折和苦难的一代。这代人目睹了太多血淋淋的斗争、活生生的残酷，太多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落。严酷的生活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是信奉适者生存的一代。他们复杂、冷峻、精明；太复杂、太冷峻、太精明。生活给以他们的提醒是：远离善良、真挚，远离稚嫩、软弱、远离耿直、诚实，远离敞开心扉。他们把自己包裹得很紧，心灵的很多方面对内对外都是封闭的，即使没有对人的伤害之心也有着对人的极其的防范之心。他们过于看重理性而冷落感情，甚至刻意驱赶、排斥感情，尤其是驱赶排斥感情中被他们看作软性的那一部分。文学是由感性和理性共组而成的，特别重要的是感性，它是文学之所以产生的根本理由也是根本源泉，不容或缺。这群作家，在守护自己的精明，建立自己刚强坚硬的情感世界的同时，事实上，他们把文学的心胸从博大推向了狭小，从完整推向了残缺；在驱赶排斥正常人的正常感情的同时，他们也驱赶排斥了人与人间心与心更大范围的相通。他们用来百倍热爱文字的是一颗残缺的心。
文学需要诚意，百分之百的诚意。文学要求作家不仅拥有一个完整的思想感情体，还要求作家对自己刚柔相济的思想情感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审视，以及这种审视后的充分、彻底、无保留的袒露，包括审视、袒露心灵角落中有意无意隐藏的狭隘。
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人之性；唯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大经，立天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绝对的至理名言。
文学是很娇气的，也极敏感，需要绝对真诚的对待。
即使四九年算起，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也确实可算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将这个有欠成熟、远不理想的文学时期当作鼎盛期来接受，无论如何是种悲哀，而将之当作鼎盛期来骄傲地接受，那就更加悲哀。
中国当代文学是否标高太低？！是否太易满足？！
评论所担任的角色
文学领域中，文学评论的作用至关重要。于读者，它帮助感觉那些似乎感到却又隐约模糊的感觉，引导理解、认识，提供更上层楼的宽广、精到、高明的阅读视眼和方法。于作者，它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作者可以清楚看到自己；它同时还是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严格挑剔的产品质量检验员，指出作品的合格、成功和不合格不成功处， 分析 它们所以成败的原因。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根本来说，文学创作靠的是内才，作家所能达到的高度，由其固有的先天内才决定，后天的所有努力，不过是开掘这一先天的存在。优秀评论家的优秀评论之作用，正是帮助作家加速开掘其先天存在，通过锐利中肯到位的意见，触发作者幡然醒悟地看清自己，从而避开误区。可以说，真正优秀的评论家无论评优论劣，都是刺激度人的好手。
然而，当今中国文学评论界的一些人，各竞新丽，务华弃实，所作之为与该起之用大相径庭。他们反反复复、层出不穷地制造概念，玩弄概念，从概念到概念没完没了地兜圈，巨室少珍，将每一件最简单的事以最旋转最绕道最复杂的方法说出，说得读者不清不楚，糊里胡涂，云里雾里。而读者的费解难懂正是他们追求的最佳效果。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只有费解难懂才具高明深奥的可能。妙不可言。为这妙不可言，他们还经常地、刻意地置放错位排列的大量翡翠珍珠钻石般的漂亮文字，义悴辞华，理拙文泽，却逼人眼花缭乱、头昏脑胀、不敢等闲视之。这样的评论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一把杀手锏、一样百试百灵的吓人手段：他们会在文章中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层层迭迭地堆砌长长的名人名着语录索引，特别是外国名人名着，越多越好，越冷僻越理想。
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界出现的新八股，华丽、生涩、美艳。这样的八股文，除了附庸风雅的，读者看不懂，作家同样看不懂。一页页天花乱坠的文字如同天外来书，哪怕正被评论的作家都不知到底在说什么，与自己有关无关。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这样的八股，去掉头饰项链般的词藻和概念，所剩无几，像只掉毛掉了一半的锦鸡；再去掉大量引用的他人观点与见解，那就成了只一根毛都没有的光秃秃的锦鸡。
一流评论家，永远在说的是自己的观点，别人观点只是自己观点的从属，所以指明别人，只为显示不掠人美辞以为己有的亮堂堂的君子风度；二流评论家，靠别人的观点支撑自己的观点，别人的观点往往大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往往本末倒置地从属于别人；而三流评论家，不说自己的观点说不好，就算引用别人的观点都找不到放置的正确位子。
现在的一些评论家，说实在的，评论领域，是他们阳错阴差跨入的一脚。事实上，他们是学者、是 理论 研究 工作者。他们非常优秀，勤奋踏实，博览群书，学识丰厚，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有着出色的引证能力、出色的梳理归纳 总结 重组能力，但是，他们缺少评论家所必需的敏感性、审视性、尖锐性、深透性，严重缺少；他们也远远达不到评论家所必需的深入浅出、辞约旨丰、清晰明了、一语中的。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文学评论只是前面说的那样花拳绣腿空对空，那么情况将会简单得多，那样的批评，虽然帮不了文学却也伤害不了文学，充其量不过是这样一些评论家们自我欣赏的集体自慰，最多也不过是他们彼此间的炫耀比试，一场谁比谁更有学养更多词藻更复杂更迂回更生涩难懂的秀。但麻烦的是，他们中的一些，改变了评论的臧否功能，基本无视批评作用，而将另一半五倍十倍地放大，将肯定放大成表扬将表扬放大成颂扬。上一个真实与人性缺席的时代不仅造就了他们迂回曲折、言他人之言的习惯，客观上还锻炼培养了他们发达的颂歌才能。颂歌，一度曾是危地自救也是升官发财的必需工具。应该说，对于常见的颂歌合唱人们早有拒听能力、置若罔闻的能力，但这是一批具有非常学问的文化人，经典沉深，载籍浩瀚，他们的学识使得他们富有超常的欺骗性，纵然大谬亦能因大惑而大胜。他们随意编唱颂歌，不按文学要求、而按政治要求、人事要求、利益要求写想写的任何一篇评，尽管写得空洞无物但却九曲十八弯天上地下头头是道。他们可以利用掌握的话语权，用文气冲天的手指编织的美丽花环，有选择有用心地套上一个个幸运儿的项颈。
人心根本来说是脆弱的、经不起捣乱的。百犬吠声现象处处可见。即使有着一定主见的作家们，真正看懂自己、靠自己看懂自己的，毕竟太少。颂歌花环中，超额收获的，见好就收，装聋作哑高深莫测地享受起丰硕成果；不知所以缺少方向感的，头重脚轻却精神抖擞地走上不该自己走的不归路；而一些真正具有底气、可能给中国文学带来真正骄傲的文学灵魂，却因遭遇的冷落、因与主流文学的难以接近，从此和中国当代文学擦肩而过。
一个被搅乱了的文学市场。 对这个市场，这样的一些当代文学评论家，难辞其咎。
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些，只是一些。
当代文学评论界还有一些正派、憨直，具有责任心、公正心、道德观的评论家，他们有才有学有见解，克尽职守，或中肯、或犀利、或委婉地尽着自己的努力，他们应该是评论界的主流，只可惜， 目前 还不是。
鼎盛期文学的一份附件
二零零零年新纪元之始，中国文坛上演了一场大型闹剧。可惜的是，剧作上演之时，加入演出的演员们却因过于亢奋的投人而无视自己的表演达到的通透水平，无视这场精彩演出对中国文坛的真正价值。很多年来，中国文坛始终都在呼唤“深度”，可当深度真正到来时，大家都没看到。
八十年代始至九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坛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所谓先锋派文学（这个派在中国先后有过不少名称： 现代 派、后现代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这里只以其最具挺胸昂首指点江山气度的“先锋派”简单冠之）。不夸张地说，这个派的一些作家评论家代表们，那个年代真可谓气宇轩昂，颐指气使、几乎是以上帝的姿态俯撖中国的文学大地。
那么一阵，中国文坛凡会造句作文的几乎无不先锋、无不先锋自居、无不以先锋为荣。
那么一阵，中国文学的努力几乎成了追逐、取宠诺贝尔文学奖的努力。
不管为人还是为文，重要的是自尊、自信、自强。中国的文学先锋们，长久来，基本处于的是对西方文学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条件接受的状态。他们满腔热血地与人套近乎，自作多情地感觉已得西方文学真传，一厢情愿地俨然自已已是西方先锋的中国绝对代理。早在开奖前，他们便以权威的眼光扫视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一流作家，并对其中几个作了肯定性的目光停留。他们很相信自己的目光，大众也很相信他们的目光。
然而，二零零零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这些威风凛凛咄咄逼人的先锋们当头一棒。西方文学的权威们似乎根本没有顾及中国文学权威们的目光与情绪，没有顾及他们崇拜、他们追随的热情，最终的那个获奖者，竟是个从没在他们眼睛中出现过的中国作家。
奇耻大辱。勃然大怒。于是，群起而攻之，谓得奖者为“三流作家”、谓授奖者为“缺乏眼光”。一片哗然。
于是，仰望、崇拜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先锋权威们有了那么几分好龙叶公的味道，甚至有了比叶公更叶公的味道。
很惨。但最惨的不是他们，而是中国文坛。
长期来，这些涉外归宗的中国先锋们，以其伪劣的成分，绝对压倒性优势地统治中国文坛，于中国文坛任意驰骋，旁若无人，践踏、蹂躏整体中国文学大众的智商和审美能力，而他们最时髦、最风光、最不可一世的时期，恰是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的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
绝大的讽刺！
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究竟是怎样一个鼎盛期？！
关于《灵山》，只想说一点：它没浮气，不赶时髦，不受社会环境、社会 时尚 影响 ，不像大多作家那样有意无意都在忙于炫耀、显摆、张扬，有意无意地都在为自己表白解释辩护。《灵山》是超脱的、空灵的，跳出三界，用返朴归真的眼光打量生活，探究生命的本质，追求生命的活着的真谛……纵然它有再多不足，这一点，已远远高于大多当代中国文学的所谓一流作品。
这里提《灵山》，并非为了比出孰高孰低。文学作品，差不多的层面上，很难比较，这有这的高，那有那的高，这有这的低，那有那的低。
这里说《灵山》，为的只是提醒――
一：《灵山》的得奖标准是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标准。诺贝尔奖的标准是诺贝尔奖的，而非中国文学奖的；
二：一个追随并且远落后于他人的标准，一旦成了中国文学的主导标准，结局只能是可笑、可悲；
三：西方文学中的特点，我们尽管敞开胸怀去学，尽管用来启发自己、补充自己，但绝不是取代自己；
四：中国文学必需拥有自己独特坚定的审美，说句套话，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学博大精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应有足够的自信，具登高望远的胸怀、一览众小的气度，采百家之长，取万众之灵，聚山川之秀日月之晖，接天地之心而与天地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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