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相关数据分析
（1）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每年增0.1百分点[3]。
（2）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82.5元）的7.2倍[3]。
（3）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3]。
1.2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4]。《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2）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4]。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2、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2.1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2.2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1）.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9]。
（2）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2.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2.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华琳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理论导刊》2004.
[2]唐灿重视城市贫富分化加剧现象《发展》2004.
[3]刘大权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日报2001-8-30.
[4]孙红永试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前沿》2005.
[5]刘晓辉对当代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理论学刊2005-4-8.
作者简介
张旭峰1992.09男云南昭通人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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