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祖先吐蕃民族在占领敦煌的过程中与当地音乐文化进行融合，并将一些优秀的部分带往其都城拉萨。同时，随着吐蕃民族的迁移在西藏各地发展。因为和亲、会盟等一些政治活动也客观上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王尧在其《王尧文集》中引用韩国磬教授的话很好地归纳了这一现象：“不仅仅是汉文化影响了吐蕃，而且吐蕃文化也影响和丰富了汉文明。”①两个民族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推动音乐历史的繁荣发展。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四点壁画的相似性内容而发现藏汉音乐文化交流过程：
一、唐蕃两地壁画“鸟乐舞表演”具有相似性
鸟乐图，也有人将其解释为迦陵频伽鸟奏乐；是一种用鸟来表演音乐，包括演奏乐器、舞蹈。高德祥在《敦煌壁画的<鸟歌万岁乐>》一文中对于敦煌壁画的“鸟乐舞”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其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此壁画的鸟乐舞图并非印度佛教中的迦陵频伽鸟东传中国，而是因唐朝乐舞《鸟歌万岁乐》盛行后，传承发展出来的一种由“鸟人”来表演乐器、舞蹈，以表示鸟对统治者的顺从、膜拜；且这种形象是区别于印度迦陵频伽鸟的一种汉地特色形象。这种文化形因流行被吸入佛教，佛教传播者将其融入佛教供养壁画中；另一方面，鸟乐舞伴随着唐朝乐舞《鸟歌万岁乐》的传播而传播到周边民族国家。②从现有的壁画看，这一种壁画在敦煌流行后西传吐蕃、新疆等地。
赤烈塔尔沁所编的《千古绝绘》是一本收集了吐蕃后期阿里一带的古壁画摄影的画册，在此画册中描绘了两幅“鸟乐舞”图。其一：“持号妙翅鸟”图；此图是一幅人首鸟身并有鸟翅膀的“鸟乐人”，奏着长号类乐器壁画；这幅壁画与敦煌壁画中的鸟乐舞图基本相同。它被莲花托起，是为佛乐供养表演；也有可能这种壁画与它所演奏的乐器一起从汉地传入吐蕃。壁画内容都是生活中现实存在的反映，因为在唐朝的《鸟歌万岁乐》流行后，以鸟乐舞表现宫廷及民间乐舞，后被吸收入佛教中，它是被虚拟化的现实。而鸟乐舞所奏的乐器是在敦煌等地流行的乐器。同样，对于这种“号”乐器，传入吐蕃后也流行起来。它和这种壁画表现形式一样同佛教一起从敦煌被传入吐蕃，或者藏族乐器与汉族乐器融合后在吐蕃流行而在壁画中被鸟所演奏。
吐蕃佛教很大一部分都是受汉地佛教的影响，同时吐蕃民族对于汉地僧人也出现过大量的请入其都城拉萨中去传教的现象。《太平寰宇记》卷185，载“德宗建中四年（783）夏四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沙洲，凡八百人。”又：《册府元龟》外臣部980载：“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建中二年，781年）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③许多民间流行的音乐形式被引用到了佛教，同时因佛教的传播需要发展了音乐。许多汉僧们传教的同时，也在间接地传播汉地民间音乐，他们将敦煌壁画中的内容带到拉萨，后在拉萨传播，被记载入壁画中便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吐蕃鸟乐舞图。
其二：“花金翅鸟”图；此图表现一个舞蹈动作，或者是祭祀舞蹈，旁边还有三个小的鸟乐舞表现其他动作配合表演。这个图所描绘的形象与敦煌壁画中“鸟乐舞”有较大的差别，是一种动物的组合，也有可能是鸟乐舞的蕃化现象，敦煌壁画的鸟乐舞体现的是鸟身人首奏乐和鸟身鸟首跳舞；而吐蕃这种舞蹈不仅是鸟身鸟首，同时还有一双手表演舞蹈动作：双手举上头顶，掌心向前，腰身随着手部动作弯曲，头向侧；同时头上还有两个角。旁边三个小的鸟舞图也是这个形象，都是有手表现动作的鸟乐图，他们的头上都长有角。这个图以中间大鸟为中心，旁边的小鸟舞为陪衬。这种形像融合敦煌壁画鸟乐舞的特征和古代吐蕃民族对于动物崇拜的特点为一体，它具有其特殊性，又表现出了一定的融合性。它也是对生活中乐舞的记录。
二、唐蕃两地壁画都有藏族民间舞的描绘
“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保留了大量的吐蕃民族痕迹，这些痕迹中有的表现民间生活文化、政治活动、佛教思想还有一部分表现音乐歌舞内容；现今可见，还有一些表现民间表演吐蕃民族舞的壁画；吐蕃女装供养人的敦煌莫高窟中“61、144和146窟，都是歌舞乐伎形象出现”。④热爱户外跳舞是藏民族的一大特点，吐蕃的民间舞随着一起迁移的吐蕃民族被带到敦煌地区，同时在生活中与本地的民众逐渐融合影响，最后形成壁画内容中的汉藏民族群众户外藏舞。
在吐蕃时期的藏地壁画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表现了藏族民间舞的表演，有谐钦、锅庄、弦子等舞蹈。表现的是人们在户外对于欢庆或者重大活动而进行的人数众多的表演。在敦煌由于民族间音乐的交流融合，也有一些表现藏族民间舞在户外表演的壁画；壁画中不仅有藏族人在跳，汉族或者一些其他的民族也一起参加舞蹈表演。以“张义潮出行图”为例，其中表演的藏舞锅庄、弦子便说明了此地民间不但流行这种民间舞，且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受大众的喜爱，同时在统治者的眼中这种舞蹈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敦煌156窟的张义潮出行图前者为军乐开道，后者是百戏，也有乐舞。而其军乐是以“吐蕃军乐为命名，后面的百戏是为唐朝民间流行的百戏演出，最后是藏舞。这种演出形式在吐蕃的中心拉萨、阿里一些保留下来的壁画中也有相类似的描述，这些壁画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藏汉音乐的融合发展达到繁荣阶段。对其后面所跳的藏舞是 “锅庄”、“弦子”两种。⑤壁画所包含的仅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藏族民间舞在敦煌等地生根发芽绘入壁画。
三、敦煌壁画的反弹琵琶与藏地反弹三弦相联系
易存国在《敦煌艺术美学》一书中总结了敦煌壁画在吐蕃时期的三个“新风”：一是密宗的引入，丰富了艺术的内容。二是洞窟形制，壁画与彩塑更加浑然一体，走向了成熟。三是将汉式“乐舞精神”与西域天竺、和藏地民俗很好地结合起来，出现了“反弹琵琶”的舞姿图。⑥这三种新风都是因为当时吐蕃统治的民族性、融合性而形成。尤其是具有这一时代标志的“反弹琵琶”的出现，为民族音乐文化进步性划上时代 的标志。
许多专家从琵琶的弹奏特点来判断反弹琵琶这个演奏方法为画家虚构图像，认为这种方法只是画家的一时幻想；但从民族的融合性来判断这种形态却有一定的客性。反弹琵琶的原型是藏族反弹三弦，是吐蕃民族带着三弦乐器迁移到这个地区并与本地区流行乐器琵琶融合后的一种“新的演奏”形象；也有可能所弹奏的琵琶是指三弦，是吐蕃民族在融合唐朝文化的过程中根据其自身的民族乐器表演与琵琶相融合，创新的琵琶弹奏的方法；或者是敦煌艺人将三弦的炫技演奏方法用来演奏琵琶。它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音乐文化随历史发展而繁荣的表现。“初唐所有的洞窟没有反弹琵琶，只有中唐（吐蕃时期）……在拉萨多年的朋友介绍，在西藏的定日地区，有一种反弹三弦的演奏方法，不是弹琵琶，是三弦一类的弦乐器。他说是独奏演员，奏的时候耍点花样，弄到后头去奏……我想是不是受了藏族这种反弹三弦的启发，把它画成琵琶更好看。”⑦
反弹三弦是反弹琵琶的原型这一观点，易存国也有相类似的看法。从中唐时期的统治者吐蕃民族的发源地——西藏来看，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类似“反弹琵琶”现象的遗存。例如，在西藏定日地区就有一种“反弹三弦”的演奏方法。我们从《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琵琶”辞条得知，“三弦”即属于秦汉琵琶、魏晋阮咸这一系统。⑧如同对于阮也曾称成为秦琵琶，当作琵琶类乐器看待；或许这种三弦和琵琶在古代名称中并没有太大的区分，它也是琵琶发展历史的一部分。
尽管这种演奏方法已经失传，但吐蕃民族后裔藏族将这种表演形式以三弦乐器的方式保存下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故，反弹琵琶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它的出现与吐蕃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一种民族音乐相互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音乐历史进步前进的标志。
四、从壁画内容看唐蕃两地盛行的百戏表演
“百戏”词条，《中国音乐词典》解释为“古代对诸种戏、乐的概称。泛指杂技、幻术、武术以及某些民间歌舞音乐、杂戏等……百戏一词首见于汉代。”⑨百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开始便有之；从唐代壁画的频繁出现可判断其繁荣形式是空前的，是一种受到广大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据《旧唐书》记载早在唐朝武则天时吐蕃便与百戏结缘：“长安二年，吐蕃遣使论弥撒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得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撒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放臣亲观。’则天许之。”⑩从此文献可看出：首先，在唐朝，用百戏作为一种招待外国使臣的项目，不但被统治者重视，同时它还体现了一个国家优秀音乐的代表。其次，吐蕃使臣轮弥撒对于百戏的兴趣是巨大的，他对自己的见识表示很谦虚的态度，同时对于百戏表演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希望能下去认真研究。百戏传入吐蕃的记载是在金城公主进藏时，金城公主入藏所带去内容中也有百戏，如举石、射箭、摔跤、赛马、叠罗汉等。《桑耶寺志》说：“金城公主进藏带去的杂技（舞蹈杂技）的主要内容是爬杆，高空倒立、高空展翅、仰卧钢刀等，参加人数不限。”
百戏伴随着吐蕃与唐朝的交流发展传入吐蕃，并在吐蕃各种大型演出活动中表演。从吐蕃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壁画中多有表演百戏的场景：大昭寺壁画中的“欢庆图”表现了民众欢庆的场面，其中有顶着狮子跳狮子舞的百戏。在《千古绝绘》画册中“欢庆·鼓舞”一图中也有描绘百戏的演出，演出中一藏族或者一位少数民族妇女拿着两条线转动中间的球；后面还有两个人穿着假马道具，表演马戏。在“欢庆·鼓舞”中表现的两种百戏艺术表演在现今北方民间还有很多相类似的演出。
在同一时代的敦煌壁画中也有百戏图，第85窟、营技图第156窟记载了吐蕃时期汉地杂技内容。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所记录的是以吐蕃统治者为中心所重视的文化内容，故百戏也受到了吐蕃民族的欢迎；它不仅能在拉萨见到，在敦煌也看到。吐蕃民族受到了唐文化的熏陶、影响而喜爱这种音乐杂技表演，并将其表演内容通过壁画的形式记录在各种大型建筑物中。纵观我国古代壁画的内容中，就唐朝的壁画中表演百戏的内容是最多的，也是最丰富的，同时汉藏两个民族经过了繁荣的交流后，在百戏壁画这方面又体现了相似性：在各种大型活动中都会有百戏的表演。
五、结语
百戏表演、民间藏舞表演，同时对于鸟乐表演的音乐供养创作等体现藏汉两个民族交流画面在两个地区的是有证可寻的。在西藏现存，吐蕃后期的壁画中找到汉地特色“鸟乐图”，说明了鸟乐传播到吐蕃，无论它是表献民间内容还是佛教内容，都与当时生活中的音乐表演相联系。藏族民间舞在敦煌地区落地生根，藏舞不但具有悠久的历史、顽强的生命力，发展成种类丰富的舞系，并随吐蕃民族传播到周边各地，最终形成今天具有时代特色的藏族舞蹈代表。敦煌特色壁画——“反弹琵琶”不是画家随意幻想的产物，它是有存在根据的，是吐蕃民族与唐朝音乐文化融合的结果。从壁画看，当时盛行的百戏表演不仅在汉地受到欢迎，它被传播到吐蕃后也同样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被绘入吐蕃时期的壁画。
注释：
①王尧：《王尧藏学文集·藏汉文化双向交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②高德祥：《敦煌壁画的<鸟歌万岁乐>》，《中国音乐》，1991年，第1期，第28-30页。
③王尧：《王尧藏学文集·藏汉文化双向交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80-281页。
④王尧：《王尧藏学文集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468页。
⑤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01-302页。
⑥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⑦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 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97-298页。
⑧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页。
⑨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第14页。
⑩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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