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 墨家 道家 音乐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随着西周的解体、奴隶制的瓦解，各个阶级的代言人，各个流派的思想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互相争论，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极其活跃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乐”作为当时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一部分内容，在理论上亦得到进一步阐述。就其学术思想类型来说，大多数属于音乐社会学和音乐美学范畴。其中儒家、墨家和道家三个流派在音乐的社会作用、审美观点、音乐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形成了各自的音乐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音乐思想史中具有代表性。对儒、墨、道三家音乐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仍有其现实意义。
儒家音乐观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其有关“乐”的思想和言论，主要散见在《论语》《礼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中。他的音乐思想为后世儒家音乐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却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战国后期思想家荀况所著《荀子·乐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完整的音乐美学论著，其不仅继承了孔子强调乐在政治、道德和社会风气方面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从仁爱出发采取“中和”态度去制乐、赏乐的礼乐观，而且还对乐不是人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行为，而是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这种表现需用礼来加以节制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这部著作对后世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艺术和谐观、明确标举“中和之纪”的《乐记》等音乐论著的问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文献。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的著作是《乐记》（关于《乐记》的作者，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种说法认为《乐记》是战国中期的公孙尼子所作；另一种说法认为《乐记》是汉武帝时代的“河间献王”刘德和他手下的一帮儒生采取先秦诸子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的）。《乐记》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重要典籍。
首先儒家充分肯定音乐的政治作用。孔子是非常重视音乐的，其有关于“乐”的论述，承继了西周以来乐舞与政治、宗教、习俗关系密切的传统，充分注意“乐”的政教功能，要求恢复自东周以来已经崩析瓦解的“礼乐”制度，将“乐”和“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指出“乐”依“礼”而成，施“乐”的过程就是施“礼”的过程，“乐”的等级体现着“礼”的等级。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孔子在实施礼乐的过程中，要求严格地遵循西周的礼乐等级规范。“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传·隐公五年》），是孔子实施礼乐的等级标准，并在极力地维护这一标准。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反映出了孔子施“乐”的等级观念。荀子认为音乐是一种“出所以征诛，入所以揖让”（《荀子·乐论》）的统治手段，即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让人们温良礼让。其在“乐”的政治作用方面的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从以上古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充分肯定也十分重视“乐”的政治作用，视音乐为国家安定，政权稳固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而树立起了“乐”直接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礼乐观。
在强调“乐”的政治作用的同时，儒家学派也十分重视“乐”在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方面的教化作用。孔子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位教育家，对音乐教育十分重视，认为音乐能从道德上感化人，可以达到修身养心、陶冶性情、培养品格的效果，所以具有教育的作用，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关于礼”（《孝经·广要道》）。并把音乐作为培养人才的“六艺”之一加以传授。他认为，人之学，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音乐为学习的最终完结，视音乐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荀子在哲学上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生性的恶习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变善，因而更加强调礼乐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认为音乐能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不同的音乐给人以不同的影响，“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乐论》），因此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以上文献说明，先秦儒家重视“乐”的教化作用，把“乐”和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服从于明确的功利目的，为政治服务。
音乐美学方面，孔子以“美善合一”的主张奠定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美善合一、以善为主的观点，几乎成为先秦儒家的不易之论”①。他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凡合于所谓“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而善的观念是真正美的先决条件，离开善，徒有美的形式而无美的内容，那就不是真正的美。所以十分重视“乐”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平衡，强调二者要高度和谐统一，认为最好的“乐”，在艺术形式上应当是“尽美”的，在思想内容上应当是“尽善”的，这就是他关于“乐”的“尽善尽美”论。《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一不完全相同的评价，就具体地表现出了他的这种美、善观念。在这里，孔子认为，《大武》的内容表现和讴歌了武王伐纣的武力征杀行为，未能足够表现出应有的仁爱精神，所以它是一部虽然“尽美”但却“未尽善”的乐舞作品。孔子强调形式与内容要统一，还表现在推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雅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民间俗乐“郑卫之声”，“恶郑声之乱雅也”（《论语·阳货》），认为音乐表现人们的痛苦和欢乐情感要有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其后，荀子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和’作为一个范畴提了出来”②， 视“中和”为雅正之乐的根本特性，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同时认为雅正之乐的社会功用也在“中和”，说：“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荀子·乐论》）。在对于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的问题上，提出：“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荀子·乐论》），“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 （《荀子·王制》），这些观点与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放郑声”的思想是一致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艺术形式——“钟鼓之乐”就是儒家礼乐思想的具体表现，其充分表现了此时期音乐审美的主要特征，即：以钟鼓乐舞为特色，追求以“中和”为审美准则的庄严、肃穆、雍容、徐缓的金石音乐之美。
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音乐史发展的角度看，我国传统音乐在多声合音的编乐器之后走上了单音音乐为主、注重旋律发展的道路；从音乐风格看，总体而言，中国传统音乐以旋律见长，平静和谐。这些都与儒家追求“中和”“美善统一”的音乐美学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成熟于荀子，经过不断阐述、发挥和充实，逐渐系统化、体系化，最终成为一种正统的、占主导地位的音乐思想，在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音乐生活中，一直产生着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其从维护礼乐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强调音乐的政教作用和功利目的，给音乐以很高的地位，将音乐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儒家音乐思想忽视音乐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部规律，过分强调音乐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关系，不把音乐作为审美的对象，而将其视为政治的工具、教化的手段，使音乐不能按本身的规律去发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其学说影响甚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的音乐思想是与儒家相对立的。他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提出了“非乐”的观点，其音乐思想主要记录在史籍《墨子》的《三辨》《非乐》等篇章中。
墨子出身于下层，从事过手工业劳动，后来成为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处于春秋时代，深受战争及统治阶级的剥削之苦。因此，从小私有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战争，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主张为政者应像古代先王那样了解人民的情况，做到兼爱互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不能起到治理天下的作用，统治者制乐，越是多样复杂，对国家的治理就越差，即所谓“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故“圣王不为乐”（《墨子·三辨》）；音乐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非乐上》），而且还将 “厚敛万民”，必然增加劳动者的负担。所以得出与儒家相反的结论，即：音乐无利于国家和人民。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其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是功利主义的。其非乐观，不是否定乐的本体，而是否定人对乐的享用。这种观点指斥执政者的享乐思想，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批判和对老百姓的关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片面否定音乐客观存在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艺术鉴赏对立起来，走到了完全否定音乐的极端，提出“非乐”的主张，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并未得到继承。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其著作《老子》（亦称《道德经》）、《庄子》（亦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
老子是古代哲学家，在其哲学中包含着许多辩证法的因素。老子的音乐观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美丑相比较而存在，声音相反相成。“天上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同时，老子反对“五音”，即现实的有声之乐，认为它是“人为的，有害的，不美的”③，所以说“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进而主张“为腹不为目”（《老子·十二章》）；推崇“大音”，即无声之乐，认为它是“自然的，至美的”④，继而提出虚无的纯精神的“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观念。《老子》把音乐分为两类：一类是道乐，即无为的自然的音乐；另一类是世俗的音乐，即人为的非自然的音乐。道的音乐符合道的特征，它是一切人为音乐之本，无所不在，无所不容。它是最美的，又是无声的，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人为的音乐虽是动听的，但这种有声之乐的美是世俗的、暂时的，会“令人耳聋”，所以不宜提倡。对于圣人来说，治理人民时，要“为腹不为目”，所以，要取消耳目的享受，要废除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化，如此才能天下大治，而达到《老子》所希求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对老子音乐思想加以分析总结，可以看出，老子对于一切具体的音乐是从本体上加以根本否定的。其主张取消一切人为的有声之乐，不利于音乐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其“大音希声”命题的提出，在有声和无声的辩证关系上具有积极意义，对探求音乐之玄妙意境有其重要作用，它所蕴含的追求自然、无为的思想有助于音乐的自由发展。
庄子从崇尚自然的思想出发，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庄子·缮性》）的观点，认为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具有朴素的美感。音乐的功用是抒发性情，娱乐人心，所以音乐应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庄子认为声音有三种：“人籁”“地籁”“天籁”，其中只有“天籁”才是完全自然、完全自发、完全自由的至乐，其“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这样的音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虽听不到却可以通过精神世界去感悟。
通过对老庄音乐思想的分析总结，可以看出，道家从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出发，否定儒家的礼乐观：从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美学观出发，反对人为的、物质性的音乐，提倡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物质手段的纯主观的艺术。道家的种种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对音乐和美持否定态度，而实际上，它比其他学派更重视作为艺术存在的音乐以及高于形式美的内在的、精神的美。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三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学术争鸣，开创了中国古代乐论的广阔天地。其中，墨家音乐思想因其狭隘性、片面性，未对后世产生显著影响。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则初步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并贯穿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张文勋著《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3页
②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第194页
③④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第145页
参考文献：
[1]《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 张文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2]《中国音乐美学史》蔡仲德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
[3]《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音乐词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年版
[5]《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蔡仲德注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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