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是工笔花鸟画的主要形式要素之一，是其艺术表现的重要语言。中国传统绘画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而对于色彩的认知和使用更是具有独到之处。古老的东方哲学使传统的中国工笔花鸟画的色彩语言烙上了浓郁的东方神韵。中国人认为色彩是从天地阴阳而化生五色，即由黑白二基色衍生出青、赤、黄、白、黑五彩，循道从玄，扑朔迷离。在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融合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五色审美体系。《周礼考工记》说：“绘事之事，杂五色以象山水、鸟兽”。这五色即赤、黄、青、白、黑，建立在中国阴阳五行哲学原则之上，是对大千世界五颜六色的归类，具有象征寓意的五种颜色，是中国艺术家描绘宇宙万物之华表，寓意万物之情性的心象色彩。白、黑是色彩的两级，色亮之极为白，色暗之极则为黑。这正是体现色彩的阴阳观，它包容了西方色彩学对于色彩明度与色彩纯度的认识，又更加强调色彩的自律性表现。中国的五色色彩学，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空间方位上，五色分别代表喜、怒、哀、乐、欲;在人类感觉能力上，代表视觉、语言、思维、听觉、表情，等等。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理解的色彩含有一种情感和浪漫，是一种宽泛的包容。
宋代工笔花鸟画的色彩，概括讲是以“随类赋彩”为理论基础，“悟得活用”为运用灵魂的。中国人对色彩感觉的敏锐与丰富，无异于其它民族，但受先秦哲学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对色彩的理解和使用浸润着哲学的色彩，使中国绘画的色彩学与以光学诞生出的西方色彩科学有着本质的差异。西方色彩学强调光对于色彩的作用，中国的色彩观则强调白、黑对于青、黄、赤三大色系的影响，以构成丰富的色彩世界。中国画家认为色彩本身并不是万事万物的本质，而是按照阴阳五行之理生成变化事物的表象，为了不受表象的迷惑而有效进入把握事物本质的艺术思维。谢赫的“随类赋彩”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对自然物象之固有颜色的涂抹，而是把色彩感觉夸张和理想化，用经过归类的相对单纯的虚拟的类似色作为状物的手段。宋代工笔的折枝花卉不求固有色、条件色和光源色三者关系的写实，建立在因色而类的基础上。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建筑，陶瓷，家具，服饰，刺绣，漆器，民间艺术等形式中得以窥见。同时在色彩的运用中又按照“悟得活用”的要求，在对客观事物有深刻、真切、全面的了解和体悟的基础上，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精神本质，并按照工笔花鸟画形式构成的规律，给予灵活的色彩表现，使之更鲜明，更概括，更强烈，更富于主观意味。中国画家较多重视色彩在绘画上的作用，一是为了加强表现对象的特征，如：用深红和浅红画红花，用淡赭来染秋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作品所要求的情调、气氛，有时大胆用富丽的对比色，追求装饰效果，形成工笔重彩这种形式。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当时绘画：“并为色彩，郁而用之”，“近代之画灿烂而求备”，是对中国绘画主要特征的描述。
总而言之，宋人花鸟画精于布色，注重色彩的协调和整一性，于单纯中求丰富，对比中求统一。色彩烘染明艳而稳重，富丽而微妙，饱满而克制，在绢本上的丝质、色粉的厚薄、水分的干湿之间，衍化出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妙境界。其设色的特点是纯而不怯，鲜而不火，艳而不俗，给人以瑰丽沉着，净秀文雅之美，同时具有庄重高贵和富于装饰的东方传统色彩风貌，其水平是相当高的，是具备了性格和修养的，它是被理想化了的色彩，是感性的色彩，是被文化熏陶了的色彩。宋人花鸟这种“淡逸而不入于轻薄，沉厚而不流于郁滞”的色彩表现，体现着中国画特有的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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