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尤其值得我们一谈的，是他的学术品格。
朱光潜的学术品格，实则就是他的生命品格，因为他的一生便是学者的一生，他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注到他的学术生涯中了。朱光潜之走上学术道路，似乎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但是一经摇起了手中的笔，他便意识到它的份量。翻翻他早年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便可知道，他对学术之于青年、之于民族的意义是异常清醒的。40年代，他为呼吁学术的振兴写了一篇文章，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学术研究是国家命脉所系”，“一个国家如果在学术文化方面落后，在其它方面也就不能不落后”，因此，“打长远计，中国的救星也恐怕还在学者们”①。也许这里透着几分自负，不过那种对学术的执著和热忱却清晰可见。朱光潜在坎坷不平、艰难险峻的学术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了六十多年，直到临终前仍不甘心停下来歇歇脚，就正是怀着这种执著和热忱。
当朱光潜踏进英国爱丁堡大学时，他已为自己的一生作了选择，学术从此成了他“安身立命之地”。他此时需要的只有“宗教家”们的精神和“科学家”们的头脑。他一头钻进浩瀚的古典文学中，尤其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执意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而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去触及当时尚十分陌生的哲学和美学。他从众多的前辈中终于寻到了心目中的偶象——克罗齐(croce)，于是，成了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他发现克罗齐的直觉说很有道理：人在审美活动中很难区分物与我，它们通通消融在直觉中。直觉就是美，也就是美感，也就是表现，也就是艺术。不是吗?——在直觉中，我的思想，情趣自然地流露了，而艺术也就诞生了；很难想象直觉之外的艺术。朱光潜很容易地把直觉说与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谓的妙悟、神韵、意境等联系起来。但是，他不能忘记另一个曾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心中偶象——尼采(nietzsche)。尼采所倡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那样深刻地震撼过他。尼采证明，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是人生的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前者是一种类似酩酊大醉的精神状态，后者是一种安祥和谐的精神状态，艺术就产生于这两种精神的结合。显然，这又为理解艺术洞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如何才能将克罗齐与尼采两家的学说统一起来呢？这是刚刚踏进学界的朱光潜为自己提出的一个课题，一个很难的课题。当然，他为解决这一课题付出了大部分青春时光。正像我们从《悲剧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中看到的，他意识到克罗齐的直觉说主要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感性层面，而尼采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学说则较多地触及到理性层面，即道德精神的层面，于是他把直觉说当作逻辑的起点，把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说当作逻辑的终向，然后把布洛(edward bullough)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说，闵斯特堡(m nsterberg)的孤立绝缘说，谷鲁斯(karl groos)的内模仿(inner nachahmung)说，立普斯(theodor lipps)的移情(einf hlung)说以及英国经验派的联想说等等作为前后相接相续的逻辑环节放在它们中间，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在结构上甚是严整的理论框架。这样，不仅把形式主义美学的各个支派联缀在了一起，且把黑格尔(hegel)、托尔斯泰(ллев толстой)等道德主义美学也包容了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消解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感性与理性、形式与道德精神的对立。同时还有一层，为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契机。
朱光潜初试锋芒便在学术上取得如此重要的收获，这既得益于他的学术精神，也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他把他采用的方法称作“综合”、“折衷”。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方法是谨慎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他曾说过：“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②所谓“综合”与“折衷”便是记忆与思想、因袭与创造的统一。他相信，“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需要人们去弄个明白并承继下来，同时，所有思虑过、讨论过，乃至被“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需要人们去清理和进一步解决，“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③。“综合”、“折衷”，实际上便是将前人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分析、比较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朱光潜把自己置放在了学术的前沿。他的精神和方法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所面对的是西方最有权威的一批学者，其中特别是一直为他景仰的康德之后形式主义最大代表克罗齐。朱光潜没有放弃直觉说，而是仅仅把直觉说当作全部美学的逻辑起点，这就等于说，艺术虽植根于直觉，并不就是直觉，艺术还包容了由“心理距离”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以及由联想所触动的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同时，艺术还有一个借助语言、文字、色彩、线条、形体、声音等媒介传达出去的问题。而这种主张是克罗齐所坚决反对的。当然，朱光潜意识到依他的学术地位尚不足以与克罗齐抗衡，但他毫不气馁，毅然在已写完的《文艺心理学》中补进了一章，亮明旗帜，专门批评克罗齐。而且并不就此而止，为了彻底认识和批评克罗齐，于40年代还亲自翻译了他的《美学》中属于原理的部分，深入考察了他的全部学说，并写了长达六万字的批评文字；5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从认识论角度深深触动了克罗齐学说的哲学根基。
但是，对于一个从克罗齐阴影中长大的人，一个曾“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的人，对克罗齐的批判同时就是对自己的批判。这时，朱光潜的心情有如永远“告别”一个“多年老友”那样的彷徨与失落，他跨越了克罗齐这座高山，却发现克罗齐背后只是一片沙滩、一处旋涡，原先，即便是幻觉，至少脚下还是坚实的，而现在竟感到突然悬在了空中，没有了落脚之地。他精心建构的美学框架由于没有一定哲学体系的支撑，显得像是风中之烛，那样渺茫和脆弱。
朱光潜之结识马克思主义，就学术角度讲，是有其必然性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他完全是新的问题，他不得不像“初级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但是，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相信他“性格中的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可以作为他“新生的萌芽”④。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甚至在几近花甲的年纪，跟随一位白俄罗斯籍家庭教师学会了俄语。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门学术、一种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世界观，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像学习克罗齐主义那么得心应手，这一点，朱光潜一开始入门就感觉到了。他知道横亘在他面前的主要障碍不是他曾经是个克罗齐主义者，而是世界观上的“个人自由主义”，是“脱离实际的见解偏狭”和“意志不坚定”⑤。1956年，朱光潜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字《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可以看出这是经过认真思索了的、是真诚和严肃的，他确实期望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他的学术，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条新路。
随之出现的锋芒指向他的美学大讨论，是他不曾预料到的，但是却给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两方，一方是他，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美学的代表；一方是蔡仪，以及黄药眠和后来介入的李泽厚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蔡仪于40年代便写过批判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对他是了解的。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朱光潜曾流露过对蔡仪所持的所谓反映论美学的不满。这一次，以蔡仪为首对朱光潜展开的批判，其理论出发点正是这个反映论美学。这就促使他不得不深入研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前苏联一些美学著作，调整角度，重新思考美学问题。结果，他发现，蔡仪等的反映论，只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美决定美感的一面，而忽略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美感影响美的一面。尤其是，他们把存在与美，意识与美感简单地等同起来，没有见出美作为“物的形象”与“物”本身的区别，因此，他们的反映论明显地带有机械论的性质。朱光潜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与意识形态论、实践论统一起来，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阐释审美现象，才可以建构真正科学的美学。只是由于朱光潜既不固执己见，又不随波逐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大胆地不厌其详地陈明自己的主张，方使本来针对他的批判转变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
朱光潜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无论任何人想成就一番事业，都需要两种基本的德行：第一是“公”，即“公理公道”。“做学问存私心，便为偏见所蒙蔽，寻不着真理；做事存私心，便不免假公济私，贪污苟且，败坏自己的人格，也败坏社会的利益”；第二是“忠”，即“死心踏地爱护自己的职守，不肯放弃它或疏忽它”。“忠才能有牺牲的精神，不计私人利害，固守职分所在的岗位，坚持到底，以底于成。”⑥美学大讨论对朱光潜的“公”与“忠”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朱光潜一开始就被置放在了被批判的地位。他是孤立的，整个讨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在朱光潜一边。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毕竟是从唯心主义营垒中走出来的。但是，他坚信一条，在学术领域里，唯一的权威是真理本身。既然他已挣脱了谬误，他与真理的距离便与其他人一样的接近。对马克思主义，他是个“初学”者，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能够见出别人所见不到的东西。他必须四面应战，然而如果掌握了哪怕是部分的真理，他的声音就不会被历史所淹没。经过了美学大讨论，朱光潜不仅实现了美学观念上的转变，而且更加强固了自己的理论勇气。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他更多次冒着被扣上“回潮”的帽子的危险，领风气之先，挑起学术上的论争，从而将他的名字与当代学术思想史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开始是“共同美”的论争，随之是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争，形象思维的论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论争，所有这些论争，有的是他挑起的，有的则是因他的介入而使之深化了。朱光潜于1979年初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这是一篇与主流意识相悖因而影响很大的文章。这篇文章有意识地把“共同美”的论争引向了共同人性的论争。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而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就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他还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的。这些观念的陈述令学术界感到很意外，因为传统的看法是人性就是社会性，而社会性的核心是阶级性。学术界对这篇文章沉默了一年左右，第二年开始有了反响，且渐渐地惊动了众多的人，酿成了一场有名的学术论战。朱光潜的观点没有为大多数人认同(据知，只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了附会文章)，这在意料之中，而问题不在这里，而在朱光潜对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相关的人的生理机能、潜意识、灵感、非理性等的强调，这种强调对于旧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无疑是个有力的冲击。此后不久，朱光潜在为《西方美学史》第二版写序的时候，在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他把“现实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三种动力，批评了将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观点；并且把社会意识形态归结为“精神生活”、“主观意识”。他的这些主张也遭到了学术界一些人的批评，并因此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论争。这场论争的实际成果是使许多人意识到需要把哲学、伦理、艺术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从政治结构或权力这样的上层建筑的战车上拉下来，解脱它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所不应承担或难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从而给它以更为宽阔的自由空间。
每次论争，朱光潜都是标榜出一种新的观念，营建起一个新的营垒，这使得许多学术界朋友为之捏了一把汗，不时有人给他以善意的劝告，但是他却处之坦然，不以为意。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争论，大大冲破了旧的思想理论界的“禁区”，触动了一系列被视为定见的基本的理论观点，着实是在人们心灵中燃起了一把火，以致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同志不得不亲自出面发表讲话，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并对个别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当时，朱光潜虽未受到批评，但处境也比较尴尬。胡乔木同志担心他因此背上思想包袱，特派人捎信安慰他，叫他放心地做自己的学问。其实，朱光潜何曾因这样小小的曲折而沮丧而怯步呢！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战略决策犹言在耳，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体现了时代的一种要求，“扣帽子”、“打棍子”之类的举动不可能再重演；而且人性论、人道主义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个学术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朱光潜有过长久的研究，并懂得自己主张的价值和份量。所以，此后不久，朱光潜在应约编写《拾穗集》的时候，又几乎没有任何改动地将人性论、人道主义讨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写了进去。
朱光潜是个很自信的人，同时也是个很谦逊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据有了真理，而总是不断地探求。在历来的有名的学者中，像朱光潜这样把自身当作批评的对象，不断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的人，即使有也不会多。有的人不论学术本身有了多少进展，他们的主张却始终不变；有的人主张虽然变了，却不愿去承认，装作一贯正确的样子，这都是朱光潜所不齿的。朱光潜曾写过一篇《谈谦虚》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说来说去，做人只有两桩难事，一是如何对付他人，一是如何对付自己。这归根还只是一件事，最难的事还是对付自己”，“自己不易对付，因为对付自己的道理有一个模棱性，从一方面看，一个人不可无自尊心，不可无我，不可无人格。从另一方面说，他不可有妄自尊大心，不可执我，不可任私心成见支配。”⑦在朱光潜看来，学问比“我”大，“有我”与“无我”的标准就在学问。所以他把朱熹的“清潭活水”之喻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凡是正确的，他便学习吸收；凡是错误的，他便清理剔除，而且他是公开的。黑格尔讲，人的主体性表现在理念及为理念而不断自我否定。从这个意义讲，朱光潜是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人。他一生中带有根本意义的自我否定就有两次，两次都标示了他的学术思想的巨大转折：一次是针对早年对克罗齐形式主义的盲目信从，一次是针对50年代对某些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迁就。第一次涉及到最基本的美学观，乃至哲学观；这对于一个半生都生活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无疑是相当艰难的，但做起来应时顺势，具有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次多属于一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理论上的反复尚还容易，但外部缺少机遇，一般还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但这两次否定都合乎逻辑地实现了，遗憾的是第二次否定(这次否定重新提出了早年的“心理距离”问题，内模仿问题，艺术起源于游戏问题，艺术灵感及偶然性问题等)还没有真正完成，朱光潜便与世长辞了；否则，他本来可以在经历了完整的否定之否定后给自己的学术生涯打上一个更完满的句号。
朱光潜造就了自己的学术，学术反过来也造就了朱光潜，当我们翻检或研读朱光潜的学术著作时，我们的眼前不免要映现出具有崇高学术品格的朱光潜的身影。而这个时候，我们不仅对朱光潜的著述，且对学术本身有一种彻悟，从而产生一种由衷的景仰之情。
注：①④⑤⑥⑦《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11、538、538、151—152、163页。
②《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87页。
③《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8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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