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积淀说 超越说 冲撞说 皈依说 美学 文化批评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汉语文化中相继活跃过四种美学理论，他们是：肯定理性结构和社会主体优位性的“历史积淀学说”；弘杨感性动力与自我主体自由的“超越学说”；突显本能欲望，表现个体反叛的“冲撞学说”；以及最后杨弃了美学代之以宗教，执着于存在的终极关怀与生命的启示真理的“皈依学说”。他们之间戏剧性的冲突，继起关系以及学理的自我削解，隐隐显显地标出了当代汉语文化语境变迁的路线和文化批评精神的动力谱系，而且，美学探索逐步逐层推进，激起了汉语文化批评的极度高潮，美学表演了精神先锋角色，充当了文化转型的动力。
一、 历史理性：美学及文化批评的前提
“积演学说”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仅仅是一种隐约闪现的思想灵感，在理论上得以系统的表达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积淀学说”酝酿于对“美的社会客观性”的论证，发展于对中国古代审美历程的描述。“积淀学说”有三个二元对立范畴（理性/感性、整体/个体、内容/形式）。积淀说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主体与个体互渗互融、双方进展，即自然向人生成、自然向人回归，其过程的全部成果是理性积淀在感性中、社会积淀在个人中、内容积淀在形式中，于是便有了美的形式即有意味的形式。“积淀学说”奠基于“实践本体论”并旁求现代人类学和现代心理学，探索二元对立范畴勾连的中介，提出客观工具本体以及情感心理本体及二元本体的矛盾运动，而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之核心的情感心理本体，就是涵盖人类精神全部基元、统括一切意义世界的“历史理性结构”。最后，历史理性超脱生息变易的生命活动与文化语境，作为板结僵化的结构，超越时空的价值实在和思想范式，先天地预设了生命活动与精神活动的视野与期待。
“积淀学说 ”有两个时显的理论取向。第一是预设理性、结构的优位性，彰显文化抑制。感性中的理性、个体中的社会，形式中的内容，这种表述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范畴平等对待，而是以历史理性之合法性与绝对性的名义赋予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前者对于后者一种等级制的统治，后者对于前者是一种归属性的服从，其深层则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对个体真实权力的剥夺。不独如此，即使是活跃在生命基元层次，不为语言和逻辑所界定的“原始无意识”、“集体无意识”都被收纳入板块化的理性结构而尽矢自由动作的天赋权力。理性积淀板块，构成了超稳定而又非本真的价值体系的基础，挤兑、惩处、剥夺血肉生命。
第二，它赋予过去的时间以恒固性，其文化策略是保守主义的。保守是指其无视差异、变易、转型与决裂的现实，也盲目于异在和未来，从而虚妄偏执地铸造关于过去的超时间神话，这一神话中忆念、眷恋、怀想与追思都沉溺于历史积淀的理性结构，其中个性泯灭，而且未来虚位。现实存在永远背负着历史沉积下来的神秘契约，永远只能倾听祖先永恒的训谕以及古远的神秘命运。这种味朝后看，只对传统效忠、只求文化身份认同的保守主义，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学说的责难和抨击。
在各种学说的批评与刺激下，“积淀学说”显得越来越难以立论；在世界范围内后代主义的挑战中，它暴露了其先天下不足与内在贫弱。在现实危机和文化转型面前，它也越发表现出其理论弱势。总之，它无可挽回地自我消解，也无法修补其空前的不适切性。
“积淀说”的自我消解，其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二元对立逻辑。面临现实处境又身陷四面批评，其内在逻辑二极之间难以持平，更难以控制地从理性滑向感性、从社会偏向各体，从内容倾向形式，后一方面也消弱着前一方面。生命动力张杨而文化结构解构，个体差异生成而整体系统瓦解，感性杨弃理性，形式超越内容。一方面它标举整体另一方面它也不否认生存努力；一方面企图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去求解普遍人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变易的生存中中实于情感和偶然；一方面认定情在理中、以理带情，另一方面又欢呼感觉常新、审美常新、审美常新；一方面说人类历史实践的伟大成果是理性积淀，另一方面又预言个体的实现又将会打破积淀；一方面认定情感本体，另一方面又声称情感本体恰恰是没有本体……。可见，生命/文化、个体/整体、感性/理性根本无法和谐共处于“历史理性积淀”中，貌似辩证的表述、同语反复、无意义词语游戏无法掩饰其理论的内在混乱、克服自我消解的必然。
“积淀学说”的不适切性在于它的文化阐释的保守性。它发展出了一套具有浓郁保守主义色彩的文化阐释策略，其要旨在肯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心理结构，其愿望是一厢情愿地呼唤传统的复归，其期待是化释当今的迷惘、指点今日的迷途。这套文化策略有广阔的当代前景，既响应海外第三期儒家重建传统文化的呼声，又反映了当代向历史回归的精神状态，也契合了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后的大众心理。情感本体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心理结构，体现为内圣、里仁良知、至诚、中庸等实践理性、“理性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体意识”，以“天地君亲师”为象征体系的道统、政统与学统。但是，这一内在构建却是个体存在的迷失、存在意义在理性中凋零，这就不仅虚妄偏执、而且是完全不适应的文化策略和价值决择。首先，就积淀说所乐道的传统自身而言，原本是蒙昧时代延存下来的原始伦理及其符号结构，它的根基是血缘、地域、宗法等古朴而狭隘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它携带的价值系统、语义要素一旦脱离了未知未觉即未启蒙的存在状态就变成伪价值和语义污染，它预设的道德理想和人伦境界由于远离现代社会当下处境而根本不适切于现代意识（理性精神、主体意识、自由观念等），更不能作为现代个体寻求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怎样挥洒热泪面对日下世风，仰天长啸浩叹人心不古，都只会写出有理无力的哲学。其次，以世界文化的当下状况看，不独是“上帝死亡”，还有更可怕的“人类末日”，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大势已去，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并存”的喧闹里，在解构哲学“消解一切”的游戏中，西方理性主义、人文精神在“主体的黄昏”时分无补于苍天之残，也无奈焦灼迷茫的现代人生，在传统理性的积淀中生不出切中时弊，救助生活危机的语言资源和精神能量。以此为鉴，积淀学说的文化阐释拘泥于历史积淀，因而也走不出心灵的荒颓孤城与文化的迷茫睡谷。
不容否认，“积淀说”是汉语文化中美学探索的重大收获之一。其意义不在于它确立主体性，而在于它突显了历史积淀的理性结构，使当代美深究与文化批评具备了对象性前提与历史性前提，也就是说，自此以往，理性结构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要受到检讨和怀疑，人性的盲目性、精神桎梏的坚硬性和冷酷性要受到拷问、文化批评势必以个体、感性、差异的名义向整体、理性、结构提出疑问。
二、 感性动力：文化驱动因探寻
美学上的“超越学说”是五十年代引人瞩目的“主观论”的发展，又是八十年代同“积淀学说”争辩的产物。“主观论”的持有者不仅因为其学理，也因为其人格而经受了历史悲剧的洗礼，饱受苦难与忧患的磨砺，倾其生命为人的尊严与自由定位，把美学推进到文化动力探索的深层。美学不仅是美学，而且是关于生存方式的精神动力学；“美是主观的”发展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感的绝对性”意味着审美是感性动力理性结构的超越，因而审美与人的解放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一精神动力学立足于人道主义，要超越历史积淀的静态，封闭和僵化，消解理性结构的压抑与冷酷，扬弃作为结果的文化负载与价值承诺。关注于人的未来、人的可能性，显示人的本质的开放性以及人的世界的未完善性。
“超越说”的核心命题是，审美是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超越。感性动力是创造性的生命动因，是文化的自然生命力，它作为自由的基元，构成创造与超越的本源动力。其基本层次包括：1）自然运作的、历史发展了的、以及向人的未来生成的原始生命驱动力；2）在宏观历史文化层面上作为感性生命实践的反异化力量；3）在个体寻求自我解入的生存层面上则是于规范法则前寻求突破的精神探索力量。理性结构是一种结构状态的意识形态、静止凝固的思想方式、压抑生命的价值规范，它不仅保守、僵化，而且固定、单一，作为精神的异化形式。其基本层次包括：1）作为批判理性的以立物，它根植于人类肓目性又恶性演化成冷酷死寂的符号结构；2）作为生命创造的对立物，它承继于文化传统又僵化为固守传统体系的文化负载；3）作为个体自由的对立物，它以整体压制个体，以同一泯灭差异成为一种超自我的规范惰性。全部人类历史就是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之间超越与反超越，扬弃和反扬弃的辩证运动，人类的自由就是超越与扬弃的实现，人类的审美就是超越一扬弃的象征性实现。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的辩证运动贯穿了审美这一精神动力过程，而且，生命对文化、个体对整体、自我对社会的不断超越也是历史文化持续不断的危机和变易的深层动因。显而易见，“超越说”的美学探索蕴含着对现代文化冲突的隐隐忧患和对人类历史的神圣忧思，表现了美学以人的终极价值为指归的人文精神。
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超越是审美活动的本质，因而审美经验表现出非恒定性、非规范性和反异化这样三个特征。
在生存的时间性上，审美具有非恒暄性。感性动力是审美的动力因，而感性动力又是自然生命力的升华。人类禀赋了大自然的原始生命和原创意志，在人的创造活动与宇宙自然的创化行为之间具有深刻的对应性、连续性。这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朦胧而整体地直观到微妙天机，有道是“参赞天地之化育”、“含蕴大生之力用”；这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如“耗散结构论”、“人择原理”所描述和证实的宇宙、自然、生命以至文化的根本大法，揭示宇宙自然创化不已、生命与文化绵延不息，而生命驱动力的运作总导致顽强、持续的生存努力，不停、不怠地试错、求索，不断地假设、证伪，从而征服死寂与虚无。审美反抗恒定，也必然是对精神死亡与灵魂虚无的抗争，美也只能是人对于过程的体验而不是对结果的感受，审美的主体迷恋霎那，而不执驻恒定。
在存在的个体性上，审美具有反规范性。感动力对理性结构的超越，表现了存在的个体最初的名分、最起码的权力以及精神活动最根本的使命在工具理性遮障价值理性，功利盘算隐去终极关闭的技术世界，个体存在被抛于伪价值话语的浸染之中，几近忘怀了存在的意义。伪价值话语是异化了的理性，它以偏见深厚的社会标准、硬化僵死的人伦规范、平庸俗套的思维方式等等给个体存在横加精神桎梏，侵害着个体存在的健康，唯有在审美中，本源生命力默然化解这异化的理性，在自由创造中扬弃“社会标准”，引导精神跨越伪价值的分封界限，亲近“人的尺度”，这就是审美的非规范性——“力量对法则的超越”，“动力对结构的扬弃”。
在存在的历史性上，审美是反异化的抗争。人类活动总因某种盲目性而可能走向自我异化甚至自毁的歧路迷途。比如，人们赋予生动变易的东西以稳固的结构形式，把动力纳入静态体系，把历时性转化为共时性，将丰富的差异变化多样性化作同整体。当人类的创造反过来窒息了创造动力时，人的自由就走向了异化；当根植于自然生命作为高级生命形态的精神反过来敌视、禁锢生命时，就有了异化的理性结构。在审美中，感性动力显示原道，弘昭生生之仁激励英雄主义激情与崇高的反抗意识，为扬弃，超越异化现实进行悲剧性抗争，这些以感性的、现实的、个体的血肉之躯为根基的反异化实践，在存在哲学上就象征着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
“超越说”以审美活动为中心、以自我超越的个体为导向，以自由为终极关怀展开了对原初文化动力的求索，立“感性动力”为生命的“太极”，显露了这一理论的文化激进主义信息，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估向。文化激进姿态表现在反叛封建主义、抨击虚无主义、欢迎文化浪漫主义、接纳现代主义精神。（1）“超越说”无情批判汉语传统文化中作为异化的理性又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体系及其负载的保守、封闭的奴化生存方式，尤其是在语言表层弥漫着诗意而在精神深处敌视生命的伦理规范。（2）“超越说”蔑视现代美学的“表观论”与“孤立说”，抨击“游戏文学”和“玩儿文学”，讨伐形形色色的“艺术自律论”，强调存在的责任感与情感的真诚性，呼唤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从而克服虚无主义顽疾。（3）“超越说”对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激情不胜仰慕，对楚骚诗化的悲剧精神避孕药有独钟，尤其看重源于周易渗透汉语文化的“忧患意识”充分肯定“发愤抒情”的东方艺术精神，这体现了其文化上的浪漫主义。（4）“超越说”赞叹现代艺术呈现出来的对变易过程的感受和千姿百个体经验，并高度评价现代主义体现的主体精神，尤其肯定现代艺术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的苦难、反抗异化的激情、自我决择的裂变，这体现了这一学说的现时代精神。其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表现在弘扬感性动力，不舍终极关怀，全部立论都着落在人类的自由。奠基于人类的本性，执着于人的万能性，因而预设了人的存在在宝贝中的优先、中心地位。“超越说”的人本主义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元话语”形态的人本主义，它贯通了对汉语文化传统中民族悲剧的深刻反思和现代人当下对有限性的无限焦虑，更为深刻的是渗透了对个人命运悲剧的深切感受而成为民族历史的隐喻。所以它不仅是充满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的美学原则，而且确实是具有人格力量和精神能量的文化批评原则。
感性动力是超越学说进行美学探索的重大收获，无疑也使其文化批评具有一切文化激进主义所具有的震荡幅度与冲击能量。但问题在于：生命、感性、个体以及人本主义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以人为优位、以人为中心是否会异化为狂妄偏执的圆教一叛教系统？“人为中心”的秩序与结构的理论表达是否也是一异化的理性结构呢？它是否也同样阉割感性动力，对个体施加压抑？正如理性在历史中异化而失落价值关注，感性动力在行为中膨胀也会成为盲目力量而丧失其生命意味。十九世纪以来，工具理性极权主义合流，在近代人本主义精神的背景下制造了多少荒诞、尴尬而且血腥的生存现实。难怪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人本主义也是由语言魔力造成的业已坍崩的脆弱神话，也是偏见与迷狂、权力与欲望交织起来的“欺罔形式”，其中一定包藏了虚妄与执迷，总是以族类、整体的名义叛定和压制他人的话语，剥夺他人的感性动力。穷途末路又受到致命消解的人本主认除了徒作呼唤便别无良策，当然也只有有限的开入性与通融性。
以超越说为基点，当代汉语文化的美学与文化批评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条趋近本能，一条通往神圣。
三、 走向自然：非理性的冲撞
八十年代，美学上有偏激但局部上不管深刻的学说以“积淀说”为突破口向汉语文化空前发难。“失蹄黑马”误闯禁区，掀起了汉语批评的高潮。这表征着经久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当下困境。这一学说以感性、个体向理性、 社会进行决裂，以生命俗望对历史理性发起冲撞，旨在以生命超越文化，以欲望侵越价值。这就是被称为“思辩摇滚”的“冲撞说”。
此一学说的表达是远不系统，也远非明确的，不过，透视其“文化造反”情绪浓雾、个体英雄主义的激悦豪情和悲怆气氛，隐约可辨它的两个核心：一是感性，二是个体。
“感性”，是决裂、冲撞、超越、侵越的原始生命欲望，与全部理性、价值规范、文化惯例、意识形态甚至精神结构绝对势不两立。“感性”栖身于血肉生命、弥沦个体生存，其势力迷茫，其行动疯狂，其兴现运作引发差异分化与决裂，其表象世界是肉体的疯狂与个体户的狂欢。不难在弥尔顿的撒旦、叔本华的意志、尼采的酒神、佛洛依德的原俗，见出其普遍反叛精神的原型或隐喻。这种“感性”决不是指认识的初级形式，而是指生命的原始形式。就其拒绝语言、逻辑等结构秩序的分封以及抗拒清晰意识的觉察洞视而言，它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就其纯粹作为纯动物式的本能，无个性特征的牺牲学欲望而言，它根本上是反文化的；就其发动致命冲撞，办求进入永恒和无限而言，因而它又是超越生命。
“个体”，则是一种反叛性的存在，与整体截然对立，又拒绝与群体认同、交流、和解，不时策划非理性反文化的决裂。“冲撞说”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主体性的确立来自于两次飞跃，一次是“社会主体性”从自然和然生中分离出来，一次是“个体主体性”从社会主体性中他离出来，而后一次分离就是个体主体性的诞生，是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升华，又是主体性存在的真正意义的呈现。然而，这一“个体”是反叛性个体，它拒绝对共同体的责任承诺，也否定种族身分的证明，尤其不安于共时的存在，只是创发差异开启冲突、延续裂变，在欲望引导下趋向于非同一的“异在”。这一个体又是孤独的个体，存在于交往，对话与阐释的境域之外，远离文化、价值和精神界定的世界，寻求自我意识、进行自我决择和自我塑造，现代生活世界因而充满了这孤独的人群。这一个体还是本能的个体，纯粹为原欲、天理（性）所支配，敌视人伦规范和文化惯例，一味以血肉之躯进行疯狂反叛的冒险。
“冲撞说”将人类历史描写成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永无和解的悲剧冲突，因此不是“美在和谐”，而是“美在冲突”。依据于此，“冲撞说”直指汉语文化负载的全部价值，如“民主思想”（虚幻的群体意识）、“孔颜人格”（美化的奴化极境）、“天人合一”（原始直觉、蒙昧主义的思维方式），全盘否定汉语文化传统，彻底决裂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这种非理性、反文化，渴望有限的感性扫荡理性，以这种反叛的、孤独的、本能的个体冲撞整体，文化激进主义走向了极端，变为审祖弑父的文化虚无主义，感性在虚无之中任意挥霍生命欲望，个体在虚无之中沉入无家可归的迷茫。
在此，不妨将积淀说、超越说和冲撞说比较一下。前二说都未曾否定感性与理性、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后者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和谐。“积淀说”与“冲撞说”之间针锋相对，差异一望便知，但“冲撞说”与“超越说”初看一致，实则异趣；不容否认，二者在学理上有共识，在精神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尤其二者的批判锋芒都指向了千年祸豁而今幽灵未息的封建主义，但二者之间至少有几点区别：第一，就二者共同执着的感性而言，冲撞说执着于生物学、本能上、原生态的生命欲望、超越说的感性动力则是历史地发展了的自然生命力；前者完全排除理性，后者却把理性作为扬弃的环节包括进去。第二，就二者共同关注的个体而言，冲撞说的个体是盲目冲撞、永恒决裂的孤独生命，拒绝认同与和解，超越说的个体则是渴望交流和同情的自我意识的生命；前一种个体被剥夺了历史感与现实感，后一种个体则充满历史意识与现实精神还赋有深厚久远的道德力量。第三，就二者开启的文化批评而言，超越说是探索、试错，选择生存方式，表现了知识分子冷静的人文精神和对存在意义的不懈追求，冲撞说则是挥霍生命、浪迹虚无，走向了瓦解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第四，就二者对于汉语态度而言，超越说只不过否定儒家圆教一叛教式的保守主义，但延存并力图开发穿越历史的神圣忧患与生命意识，冲撞说由要卸下传统文化的十字架，从而有一种绝望反抗的迷狂。
鉴于冲撞说在当代汉语文化中造成的震荡，尤其鉴于其文化突围和生存努力的动机，我们有必要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非理性冲撞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个体存在？众所周知，汉语文化中“理性精神”可溯源至周秦时代，“忧患意识”觉醒便是这一早熟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表现。但伟大的开端也成为悲剧的终结，这种早熟的精神一直滞凝于“道隐无名”“恍兮忽兮”的前逻辑境界之中，沉溺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领司之中，在“直觉”中原始地诗化，又在“逍遥”时师法自然。汉语文化承载的是极为独特的精神异化结构，复又为语言构造，文字机制思维方式、格物程序、感物境界等多种因素所制约，而生长为具有超稳定性，极度平衡性的异化结构，样少容纳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而较多地与蒙昧、暴力等非理性息息相通。不足为怪，理性异化的深刻本源正是非理性的迷狂，而非理性功德园满完成恰恰是异化了的理性结构。这使得汉语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迥异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后者以主客体二分为基础，以主体性为灵魂，积累了丰富的精神意蕴，包容了社会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全部成果。十九世纪的以来非理性主义乃是理性主义自身发展的批判逻辑对其自身稳靠性的质疑、反拔和消解，这曾震惊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激励了当代汉语文化的批判精神。非理性主义对于为工具理性所奴役又为强权政治的宰制的现代西方生活世界及其个体存在不啻是一种救世的福音，但对汉语文化语境中个体存在的资助甚微。不难想象，以非理性的生命迸发冲击本来就具有非理性负载的语义结构，这岂不是以疯狂去引导疯狂从而增殖蒙昧与野蛮，加速个体存在的毁灭？挥洒原欲，浪迹虚无，这是不是以毁灭性的迷狂去煽动更具毁灭性的迷狂。
第二、无限的冲突能否解决现代人生存的困境s？现代人必须认识到，个体存在无法摆脱有限性这一实事，也无法超越有限性给出的生存界限，也当然无从拒绝共在、认同、交流和阐释的本质需要。因而，个体差异及其对于整体的决裂不可能无视生存的界限向永恒无限地发生作用，生命征服不了受动性，因而没有无边的生命。个体与整体之间如若是一场未了的冲突、无期的战争，那么，个体反叛的终极处境必得遭受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价值与意义的空前剥落、生存根基的沦丧有及超越之维的阙如。诸如“废都上的狂欢”、“顽主的消遥”都不仅无济于反倒深陷入现你人生存的因境，导致悲壮的沦丧与空前的逃亡。
冲撞说的美学与文化批评求索于野性的力量，始于欲望终于虚无，在虚无主义的边缘和极境树起了绝生、幻来的路标。
问题是如何超出虚无之幽谷？
四、倾听神圣：超验之维面的艰辛求索
八十年代晚期，曾经一度迷恋浪漫美学，钟情诗化哲学的青年学者骤然转向，超越浪漫情怀，扬弃诗性黯然，舍弃美学沉思，且反戈对汉语文化审美主义进行清算，最后在天启、信仰与圣灵等神圣之维中安祥皈依，着落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关怀。从诗化哲学到神学沉思，从审美境界到宗教境界，从浪漫情愫到悲剧意识，其中转换的完全实现就导出了“皈依说”的产生。它一方面继续着对“积淀说”的批评，另一方面又纠偏“冲撞说”的执迷；它一方面不满意汉语文化积淀的世俗化实践理性，而企图以西方基督教精神为参照系严峻审视传统文化，以期唤醒吾国吾民的超越之魂，另一方面又优心于世界的物欲化、而致力于建立生命对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无条件依赖，对启示真理的无条件关切，以求救赎现实迷途中的文化与沉沦中的人。
这一思想要“诗化哲学”研究中初露端。“诗化哲学”是一种准先知式的申诉性的言说方式，它以灵性的言语挑战自明的理性，以微妙的精神对抗几何学的理智，以丰厚的生命体验消解逻辑的泠酷禁今，以对存在的终极关怀克服工于盘算的工具理性，总之，以激悦的诗性流露，寂寞的精神漫游，以及它独具的苦难决心与悲剧精神，扫荡了自然意识、实践科学、世俗精神、技术文化抑制、伦理禁锢、蒙味与野蛮。
“皈依”思想在“神学沉思”（祈祷）中得以圆成。“神学沉思”是一种期待上帝之意，是精神性的存在方式。人面临现代人生存的迷乱，探进生命裂变的苦恼深渊，独步在充满悖论的生存境界，力行上升与上帝交流，倾听奥秘、解破迷思（神话）。“缺矢精神”的汉语文化传统与“蔑视精神”的现代文化处境，激发“皈依论”重新思索人的本性。“人为中心”的现代思想体系尤其是当代汉语文化中朴索的人本思想，隐匿了“人为工具”的取向并藏有把有平均化、无个性化以及放逐存在的精神性的劣势祸根。“皈依说”“人是精神”的定位比较现代“人为中心”的各种定位更和乎人的本质，更少思想的偏执与病态。“人是精神”原为k·拉纳所论证，具体的涵义有：1）。人具有倾听“奥秘”，趋近神圣的能力，人为了获得神性而带着神性在神性之中存在并且执着地朝向神性。2。人能够在信仰中发现一种唤起信仰而又捍卫信仰的词语。这一神圣传谕的悦耳之奥妙之声指引了期待上帝之思，启迪了拯救之魂，也激活了上升的精神对流，人的存在就在倾听与重复这唯一的，无条件的词语。3）。人的精神朝向神圣，人的灵魂向信仰尚开，因而人的存在是永不完善的精神存在，人向神圣生成，这是生命的精神化，神性道现肉身，这是精神的生命化，此两个向度充满了悖论与张力，因而人只能倾空自己，为苦难而感悟永不完善的启示，现代的悲哀正在于人是精神的遮障，即倾听神圣能力的萎蚀，神圣语词的失落以及人性的封闭与窒息。
进一步检讨西方现代精神流变，“皈依论”探索皈依神圣的可能性。它认为，西方有两重真理源头，一是形而上理性真理，一是；神圣天启真理；西方有两个上帝，一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另一是《圣经》的上帝。作为幻影而消逝的真理是前一种真理，在尼采那里死亡的上帝是前一个上帝。虚无化而幻灭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神圣精神的启示，荒诞而可以嘲笑是虚幻的伦理冲突带来的悲剧。只要《圣经》中的上帝不朽和启示真理存在，人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超越，人的感领之魂则会将荒原上的苦难泪水化作拯救的雨水，在衰微的世界再度辉煌。
“皈依说”弘扬人的精神性，力图超出地域本位，自我本位与民族本位，引导汉语文化向普遍精神敞开，接通传统与神圣，实现上升运动的精神对流。由此向汉语文化传统发难，认为汉语文化语言及其流变的本文中神圣精神阙如，超越维度虚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以天道、家国为本的虚假共同意志阴死了趋向神圣的精神，在这一语境中的个体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因而也具有短缺精神视力的盲目和野蛮；表现在道德伦理上，则是维系世俗化生存方式，拒绝罪性和忏悔，以内化的良知取代神性的荣耀，以理想的道德主体放逐对神性的期盼，因而这一教化系统远离了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表现在艺术境界中，则是偏重古雅、和谐的美的境界，而少有敬畏、冲突的悲剧，空灵大于凝重，消遥遮蔽执着，只有天、地、人三方的感通，而缺少神圣参与世界园舞，总之，此一境界缺乏了精神上升运动的超越之维。扳依论“就此提议中止汉滞文化传统，悉心养育倾听奥秘的精神听力和透视生命的精神视力。
建构汉语文化的精神性这一取向有独特的当下文化语境。第一是西方思想的激进虚无主义走向。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在生活世界的危机中纷纷陨落，终极关怀、价值理性、存在意义也一一为后现代主义扫荡和埋葬，精神荒原与信仰废墟上只存依稀改善的无主体差异踪迹的游戏，迷惘的此在与茫然的异在都告示西方文化的式微，而今追思神圣实在是文化未日的不安、惶惑的征兆。第二是边缘文化一地域文化的颠覆运动。南美丛林文明、加勒比海洋媾合文明、非洲原始文明、东亚伊斯兰文明都已开启了非西方中心、反西方文化霸权的竞技、反抗、侵越运动，多元文化的狂欢总让人不禁怀想精神上的千年梦想。西方文化身身的虚无化和地域文化的涌动，都引发了为类当下与历史，存在与价值负载的可怕断决，这刺激了当代汉语文化批判的生存焦虑和神圣忧国，传统语境被迫向普遍精神敞开，形成上升的对流运动。第三是当代汉语文化自身独有的困境。西放晚近精神的衰微是汉语文化批评的发起的背景，西方的没落是东方的起点，但不幸的是，汉语文化批评随着西方精神的空前荒原化而日益走向虚无的幽谷，西方人为超越生活危机而倾力消解的神圣精神正是汉语文化的不在之灵。在这三重语境中呼唤精神性，“皈依说”切入了文化的现时困者，也没有偏离现实关怀。
“皈依论”有两理论误区。第一是忽视了信仰的批判理性根基与文化启蒙的先导。存在接纳神圣、大道与神言通融、汉语文化与基督精神的汇通、个体对神言的倾听，这都是一些理想的预设，如若没有浓厚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理性作为根基，那么不但上升的精神对流十分滞凝、艰难，而且信仰的撒播也只能是罢蛮与迷信的撒播，最后必无所适从地委身虚无，盲目无待地向虚无滑落。没有慈善理性，就没有精神资源；没有文化启蒙，就缺乏生存策略。在精神资源匮乏、生存策略贫困的大地上建造神文以驱逐人文，这无补于文化的开创与自救，反而加速生命的自毁和个体的毁灭。第二，“皈依论”所线扬的超自我、超地域、超民族的普遍精神、深深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所谓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说法是以西方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普遍样式，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参照中心，辩护其话语的主人地位、统治权力和宰制优势，从而规定他人的生存方式、理解前提及其发展范式。西方精神中心的确立和文化权威的形成伴同着征服与剥夺，并且纳入了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殖民化的“一体化”历史行程。晚近西方文化的发展大势表明，西方中心景义无可拘回地失落了。“皈依论”所倾陶醉的“神圣精神”也只能是西方文化荒原上飘的怀旧梦想，信仰废墟上的先验幻觉。相反，在话语的普遍生成、全面生长的多元共一的文化狂欢，不仅为文化的自我奋进增进了潜在的力度，也为文化转型裂变中的更新呈现了可能的契机。否仍然执迷一个中心、赋予基督精神以主宰汉语文化甚至普渡世界危机的霸权？民族精神必须有自 的“自道”，“不在之魂”也只能在个体血肉之躯，经由苦难的铸造和磨砺才能升腾，超越自我、超越地域、超越民族本位而臻于神圣，立于不败。
五、拒绝预言，也非结论
上述考察表明，文化不执泥于理性积淀，感性对理性的超越以及个体对整体的冲撞总会遭遇存在的界限，文化批评又决不可能终止于“超验的神性”。美学导引的文化批评还必须对付文化传统的转型与裂变，回应生活世界的挑战和震荡，因而：
（一）、美学与文化批评急需一种语言学的转向。从理论上说，语言在本质上既是构建人的世界的精神潜能，又是规范生存的内在形式。无论是说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还是深信语言是能指符号的差异游戏，这些都未曾否认语言的劳作对于文化创造的动力意义。从现实看，无论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还是西方后现代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反叛，都无不是借助于语言所提供的符号工具向异化结构进行“修修补补”消解，解放为体系所窒息又为形式所禁锢的语言创造性和符号转换力。当代美学尤其要关注普遍的符号运动，在语言体系风部策划南存语言体制的裂变，使汉语文化由禁令世界向动力一国敞开，由封闭语境到开放语境生成，由单一的超稳定的圆融境界走进多元并存相激互生的文化狂欢。
（二）、不仅如此，汉语文化传统的特异符号——书写方文字——还要求当代美学与文化批评有一个文字学的策略。汉语文化书写文字的独立性与忧位性日益引起世界学界的普遍关注，其符号体系中图象、声音、书写迹象之间的特异关系拒绝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分封与宰制，此种符号不依赖现场的言语主体，超脱了现时语境，字形优于语音而存在，形象优于话语的意义，自然生命的表现优于思想逻辑形式。不同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书写不是声音的记号，也不负载唯一至上的意义 ，从而摆脱了文学的附属地位和奴隶处境而进入了反逻各斯的流浪和反理性的漫游：如诗如梦，空灵飘逸，差异变易，歧异无穷，裂变，播化，嫁接，流射，蔓延……。汉语文化文字是一部无始无终，普遍未分的“心灵书写”、“世界书写”、“生命书写”即“原始书写”的至圣之书。语言文字这般特异性为文化批评暗示了一种“开出原道”的文字学策略，并将引起更深远的文化转型：断送平均化、圆融的思想模型，中止伪价值语义的毒化，粉碎保守值负载和存在规范，化解“天人合一”的愚“灭人欲”的野蛮、“人为中心”的先验幻象。文学的策略是美学与文化批评无限超越的根证和永恒救赎的活力泉源。书写——无止境的与裂变，“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圣书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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