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肖像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张彦远所说的“成教化，助人伦”。这种功能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最明显的是它所描绘的对象，无非是历代帝王名臣像、当朝帝后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我国古代历朝的统治者图画功臣和圣贤肖像以作褒扬，平民和儒生在瞻观这些肖像画时而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一而且在艺术批评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的描述。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中国肖像画的影响很大，儒学思想在传统的美术批评中主要体现了人物肖像画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形成了兴成教化的儒家艺术批评传统，并且成为中国艺术批评中重要的价值取向。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叙画之源流”篇开宗明义的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中国人物肖像画受儒家观念的影响比较深，肖像画历来受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其原因就在于它能直接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秩序。肖像画的这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作品所描绘的对象上。纵观中国肖像画历史，所描绘的对象无非是历代帝王名臣像、当朝帝后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我国古代历朝的统治者图画功臣和圣贤肖像以作褒扬，平民和儒生在瞻观这些肖像画时而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即使是庶民像和家庆图，尽管没有前几种类型那样十分的明显，但其功能仍旧是在于教化的目的，慎终追远，孝思不贵，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儒家兴教化的传统在这里依然存在。文人行乐图尽管在形式上比较自由，然而在肖像的描绘上还是要摆出一幅儒家文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传统礼教规范仍在隐约发挥作用，“成教化，助人伦”应当是传统肖像画的主要功能。当然，我们说“成教化，助人伦”是传统肖像画的主要功能，并不否认传统肖像画还有其他的功能，“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是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的表达，在客观上还存在着肖像画给人们呈现的审美功能，以及在当时照相术之前起到留存形象的认识功能，但在传统肖像画领域这些功能没有它的社会教化功能表象的明显，这里我们只是针对它的社会教化功能作以简单的概述。
一、肖像画的教化、鉴戒功能在我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实践经验
宋.裴胭《史记集解.殷本纪》，引刘向《别录》，记载商初宰相伊尹画“九主”(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的肖像来劝戒成汤。可见肖像画在商初就己具有重大的劝诫作用。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尚书。商书.说命上》记载:“高宗梦帝妾予良弼，乃审厥象，稗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爱立作相。”商王武丁有求贤爱才的愿望，就请画工画影图形，结果在傅岩找到了正在筑墙的“说”，就拜为宰相，使国家大治。这说明在我国上古时期肖像画的社会认知功能就己经确立。《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i，有尧舜之容，莱封之象，而备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也。”这更进一步说明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追写历史人物肖像用以教化的方式，起到鉴戒贤愚的作用，并具备了相当的写实水准。
肖像画在汉代十分的受重视，吕后曾命画师画出开国元勋列侯的肖像，然后按功绩的大小依次陈列于高庙之上。司马迁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画像，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描述见到了张良的画像:“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此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两汉时期有多位皇帝画功臣肖像挂在宫中，以示纪念。汉宣帝时画霍光以下到苏武共十一人的画像陈列于麒麟阁。东汉明帝将二十八位开国名将的肖像陈于南云宫台。汉灵帝除了将德高望重的多朝元老的肖像悬挂于宫禁之内，而且还将出身低微的文艺人才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的肖像在鸿都门学与孔子及七十二贤弟子像悬挂在一起，以示文艺与经学同传于孔子。(参见《后汉书》)这些功臣、圣贤像旨在歌功颂德，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这时也非常流行个人肖像画，其目的均都是表彰缅怀的意思。
唐代初期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荤图》是典型的“成教化、助人伦”的杰出作品。尤其是《步荤图》的绘画样式对后代长生及其重大的影响，它是一幅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的人物故实肖像画，唐太宗与录东赞的肖像刻画的生动直至，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表现唐太宗的丰功伟绩和雍容大度的领袖风范，旨在歌功颂德。至今一些表现领袖的作品还受到它的影响。宋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肖像画的教化作用，两宋时期存留下来的肖像画主要以帝后圣贤像居多。人物肖像画的鉴戒和兴教化作用被统治者深刻认识，成为实施统治、教育朝臣的重要工具之一。
元明清时期的肖像画创作逐渐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状况，也日趋的民间化，但这时期的帝后、臣僚、圣贤像依然是主要的题材，能代表这一时期的肖像画水平的还是一些帝后、臣僚、圣贤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元代帝后像》，画面朴素真实，很好的体现了蒙古人的面貌特征。刘贯道绘的《元世祖出猎图》，此作品技艺精湛，形神兼备，很好的描绘了元世祖睿智、大度的形象。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明代的《圣君贤臣全身像》册、《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历代名臣像》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帝后像》轴27幅，《明代帝后半身像》册(上、下册)共35开，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多幅明代皇帝立轴肖像。这些帝后像旨在表现帝王超群不凡的容貌、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慑天下的气势。另外，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名人肖像》册共12幅，除了徐渭的其他11人都是浙江地区著名的官员，笔法极其写实，人物的个性也十·分鲜明。这些宦绩图的主要功能重在表彰政绩，留影则居于次要的位置。这套肖像画册无论是笔法技巧还是对人物个性的深入刻画都对以后的肖像画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关于肖像画教化功能的论述大量存在于艺术批评和文学作品之中
孔子的儒学艺术批评观对中国肖像画的影响很大，儒学思想在传统的美术批评中主要体现了人物肖像画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形成了兴成教化的儒家艺术批评传统。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曹植在《画说》中写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摇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曹植指的图画是指人物画，尤其是肖像画，肖像画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它是儒家兴教化在中国古代画论中的集中体现，由于不同的肖像描绘，所引起观众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使观众受到启示。曹植把这种功能归乎为“存乎鉴戒”。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讲“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见。”这是儒家兴教化、鉴戒贤愚思想在魏晋时的自觉运用。
古代画论中人物肖像画的“明劝戒、著升沉”的儒家教化思想经曹植肇始、谢赫的发扬，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张彦远把图画的兴教化的功能提到了与六籍同功，与四时并运的地位，唐代又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鼎盛期，人物肖像画是承担这种功能的主要载体。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唐代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序中说:“盖以照远显幽，作列群像。自玄黄萌始，方图辩正。有形可明之事，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虽遭艰播散而终有所归。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或想功列于千年，聆英威于百代。乃心存豁迹，默匠仪形，其余风化幽微感而遂至。”裴孝源认为画家把忠臣孝子画于四壁，其目的是风化幽微、以训将来。其教化功能不言而喻。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集。画题》中说:“画之有益如是。然后重画，然则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袭而画者，皆有所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礼殿，有西晋益州刺史张牧画三皇五帝。三代至汉以来君臣贤圣人物灿然满殿，令人识万世礼乐，故王右军恨不克见。而今为士大夫之室，则世之俗工下吏务眩细巧，又岂知古人于画事别有意旨哉。”郭熙对古人所描绘的君臣圣贤人物表示赞赏，认为古人画画别有意旨，体现了一种伦理大道，而对当时的文人追求纤巧的作风不太满意。明代吴宽《鲍翁家藏集》论道:“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中国艺术论集》岑家梧编著考古学社1949年)他认为古画多画圣贤、贞妃烈妇，主要作用是“补世道”，即对社会的道德风化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对肖像画的教化功能进行描绘的。汉朝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写道:“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戒世，善以出后。”晋朝何晏在《景福殿赋》中写道:“图象古昔，以当蔑规。椒房之列，是准是仪。观虞姬之容止，知治国之按臣。见美后之解佩，悟前世之所遵。贤钟离之说言，赘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辞荤，伟孟母之择邻。”王延寿和何晏在作赋颂殿时，都将人物肖像画作以特别记颂，人物肖像画的兴教化的功能可谓深入人心。
经过历代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实践和阐释，形成了有深远影响力的儒家批评传统。兴成教化鉴戒贤愚成为绘画，尤其是人物肖像画的主要功能，并且成为中国艺术批评中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传统精神直到二十世纪还继续发挥作用，不过这种逐渐演化成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在一些领袖像和主旋律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在作品中的渗透，比如，石鲁的《转战陕北》、李琦的《毛主席走遍全国》、刘大为的《晚风》、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都是继承了古代肖像画的“成教化，助人伦”这一伟大传统，创造了现代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之作，这种功能还将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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