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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文学史概论)

2023-01-10  本文已影响 5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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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文化观念逐渐提高,当代文学史料已经成为经久不息的一项文化积淀,它与历史文学的发展一脉相承,因此,要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就必须将当代文学史料与历史古代文学相结合。如果将古代文学史料比喻成一种“流”,那么当代文学史料就是一种“源”,正是“源”与“流”的巧妙结合,使我国文学史料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随着文学史料的一步步发展,文学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等因素,以及对史料研究的角度、规范、问题与方法等,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转化和调整。本文从多方面论述,为大家介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料;发展
  作者简介:侯青静(1992-),女,汉族,新疆省阿克陶县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3-0-02
  当代文学史料作为支撑当代文化发展的基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横向上,它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所处的环境形势相互关联;在纵向上,它与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史料自身的存在形式上、规范模式上,有着难以割舍的传承关系。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史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与发展,由于历史的传递性,现实社会思想也产生了独特的时代属性。当代的文学史料研究者主要思路都是发现历史、追溯历史等,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及时发现贯穿整个文学新规则、新形态、新问题。
  一、古代文学史料和当代文学史料的关联
  当代文学史料是由古代文学史料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因此二者具有多种外在与内在的联系。古代文学的重要基础便是文献史料,我们知道,现代书籍课本中,只要有关历史素材或历史文学内容的大多都会留有相应的史料出处,比如史书、现代史书、诗歌作品等,我们在分析和研究这类作品之前往往都要对作者的生平履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了解,这是古代文学史料为当代文学史料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论是当年明月著的《明朝那些事儿》,还是百家讲坛栏目中《王立群读史记》等,都是来自于古代文学史料,正史、野史等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现代文学也多与古代文学史料参考参照,如家族宗谱、墓志铭、乡间笔记等社会性的材料,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记录了不同人物的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
  梁启超曾将文学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和“文字记录以外者”两大类,这主要是对古代文学史料的分类,按现代人们的理解含义,这种史料分为“宫廷正史”和“民间野史”,其实都是集汉代朴学的目录和版本、训诂学的历史影响与清代乾嘉学派的标注、伪辨上,将历史史料的研究当做一项基础性工作来开展。而当代文学史料在这一方面却有着古代学术研究并不具备的文学个性,其历史化、政治化的特点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演变为一种推论的反拨,古代文学多纠结形而下学的细节,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上多就题论题,往往忽略了形态意识的理论总结,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而现代文学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相结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灵活而又具体,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还是避免了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上也更加现代化。
  古代文学史料向当代文学史料演化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20世纪以后,报刊杂志陆续出现,印刷技术也有着突破化的进程和推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外国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喜欢现代化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传统的文学风格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要,在演化发展中,现代研究者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清代乾嘉的考据学派,结合当代人对现代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对西方先进思想和观念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吸收,着手在传统文学史料的基础上挖掘能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文学研究方式,利用“地下新史料”和“补充史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分析法,扩大了史料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将古代文学史料和当代文学史料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古代文学史料为主,更加注重现代化理解的新层面。
  在古代文学史料与当代文学史料的演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学者有梁启超、郑振铎、鲁迅等。梁启超主要研究古代文学史,并提出了“要让文学史与时代相结合”的新思想,鲁迅主要整理古代小说,将不同文学风格的小说分类研究并整理,并将古代文学的相关文化运用到了他的作品中,为后来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当代文学史料,还要结合战争和动乱,因为它对史料的存在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以及灾难性的后果。一些知识分子在战争和动乱中无法安心进行史料写作,很多人才在战争和动乱中被埋没,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将战争和动乱,以及自身的复杂出境作为动力,如汉代的司马迁,因维护正义,却忍辱受宫刑,但是他却在狱中写成了享誉后世的《史记》,可见,战争和动乱通过作用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更为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改革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谭嗣同的为革命流血的坚强意识,都为文学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由于战争局势,特别是国民战争时期,很多作者抨击现实、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要躲避各种各样的政治嫌疑而不敢署名、只能匿名发表,甚至要不断更换笔名来避免追查,出版也难以利用正规渠道,甚至一些史料发行之后还要遭到停刊,也有大量文学史料在战争中受到焚毁、避难遗失等而被完全破坏。
  二、文学史料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文学由历史史料演变为当代历史史料直至发展为一门学科是在1949年,王瑶先生所写的《中国新闻史稿》,一直到今天,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然而,文学史料在我国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套全面系统的理论,当代文学史料的现实发展还受到各种制约,要想发展下去,需要不断的历史沉淀,因为从文学总体来说,当代文学史料的结构框架、思维方式、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等方面还相差太大,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着难以突破的发展局限。这主要还是与文学研究着重文学理论而轻历史有很大关系,也与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形式有关。
 1949年是我国文学史料发展的一个界限,也是一个里程碑。1949年以后,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政治上实现了大翻身,文学上也开始独立。从《新时代人民文艺》到《扛起枪并肩战斗》,再到后来《文艺大辩论》,文学史料借助战争的表达,通过革命斗争途径,将文学和政治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思想和文学风格,从此,文学逐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逐渐开始借助于国家权力,并受国家权力的支配,其文学史料意识形态也逐渐与国家形态接轨,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逐渐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然而,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了政策的限制,从文学时代的发轫到文革时代的终止,文学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始终没有变化,政策成为文学史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在国家文学地位的保障上,其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创新思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文学呈现出了“失语”状态,政治压迫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文学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创新空间也失去了国家权力的保障,难以突破从一体化向多样化买进的旋律。
  三、当代文学史料的未来展望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1949年后三十年与1949年前三十年相比,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还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9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学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加强当代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放松对文学思想内容的控制,要在制度上给予文学史料一定的保障。”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当代文学已经开始多方面发展,意识形态逐渐脱离单一的小说、文字,而形成了一套具有不同风格体制的文学派别,当代文学史料的现实发展前景很好。
  然而在制度放松的形势下,文学史料的发展和研究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政治主流话语”,出现了很多依靠暴力团体而形成的文学派别,被称为“黑文派”,从思想上麻痹群众,毒害百姓,为社会制造消极影响。这种形式存在的同时也引起了众多激进分子的不满,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问题主要表现在文革刚结束的一段时间,无论是文学风格,还是诗歌派别、心理影响,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批判,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的作用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像鲁迅等作家的思想才能真正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随着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意义的加深,史料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开始重视史料的整理,如现代网络作家当年明月著作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是对史料整理的现代化表达。文学批判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社会层面上,可以避免“文革”时期文学史料的悲剧。在如今,文学史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除了旧时消极的文学思想,向新的文学思潮迈进。在文学创作中,由于具有了制度的保障,作者可以有更大更广阔的写作空间,反映现实并抒发情感,新的文学史料正在源源不断地形成,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仅仅长篇小说,年统计就在三千部以上,相比文革时期以及文革之前的多年,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也促使人们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追求创新,运用新思维新思路进行创作,从观念、方法、思想、思维等角度进行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当代的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者要从长远角度出发,追求文学史料的可持续发展,为人们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值得高兴的是,文学史料已经逐渐被纳入我国国家的法定教材中,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对学生的文学史料教育可歌可泣,相信在新时期新局面下,我国的当代文学史料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之下更加快速稳定地发展下去,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和审美观念,从文化层面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2]剪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3]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李洁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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