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其小说创作历程长达三十年之久，写下了40余部具有现代浪漫抒情色彩的小说。郭沫若在1918年至1927年前创作的小说通常被称为“自叙传”小说，代表性作品有《残春》、《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落叶》、《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郭沫若此时小说中主人公多以第一人称“我”，或者“爱牟”等名字出场。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可以被看做他反思这个时代时，所产生的忧郁情绪体验。而“成人的忧郁状态源于人类二元冲突的体验：一方面，我们对内心召唤之绝对的、年轻的信心已经削弱或灭绝了；我们绝无可能从我们全心地投入其中的外部世界那里，偷听到指明方向和确定目标的声音”。[1]由于现实世界与自我的理想世界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个体为了生存必须自己去寻找自我的价值。郭沫若在进行自叙传小说创作时，我们的国家是处在一个失落的时代。个体在面对民族国家时，是精神无所皈依的迷惘。此时，由于生活的意义已经成了问题，要想获得总体性的救赎是不可能的，要获得存在的意义个体只有去探索。作为个体的“我”不得不转向内部世界寻求自我救赎的方案。而作为探索者郭沫若与其“自叙传”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无家可归的迷惘。焦虑的情绪随之产生。此时郭沫若的小说文本里，主要体现了弱国子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现实生存焦虑。
五四时期，漂洋过海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异国他乡生活经验对自我身份产了巨大冲击。作为漂零个体，而置身于异域，必然面临着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之间的文化身份冲突。一方面，移居日本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已深深植根于自我意识之中，加之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自我亲身体验形成了一种理想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移居异域之后，郭沫若为了在日本扎下根，必须接受日本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同时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文化融合中，确立理想自我。在这种身份转换过程中，无疑是一个痛苦和焦虑的过程。实际上，焦虑是一种担忧期待，即人们面对将要发生的与密切相关的事情时产生的一种焦操不安、忧虑、抑郁等感受的复杂情绪状态。[2]这种忧虑、抑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现代人。面对日本人称之为“支那人”，本国同胞称之为“假洋鬼子”，小说中“爱牟”心中颇不是滋味。新旧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就造成了郭沫若笔下主人公遭遇了身份认同的焦虑。"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主要解决“我”是谁、从何来、将要去哪里去等问题。依照德里达的“解构延异”观念，就是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的过程。[3]郭沫若自叙传小说的男性主人公，大都是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生活多年。虽然他们想积极融入日本社会，但是仍然得不到日本人的认可，背负弱国子民的印记在日本艰难度日。“爱牟”的身份焦虑折射出现代人的无奈和苍凉。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步履维艰的过程。
尽管改变身份十分困难，但是更难的是如何在东瀛艰难地活下来。郭沫若自1914年到日本后，生活上总是一波三折，和安娜结婚后由于经济原因而逼迫多次搬家。绚丽多彩的理想和悲惨恶劣的现实处境造成不可调和的悲剧。郭沫若“自叙传”小说里的“我”在国人面前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在日本人眼里是“支那人”，“我”的生存之根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中被拔掉了，“我”陷于了沉沦状态。美国学者史书美曾说过“作为种族和民族意义上的他者，留日的男性知识分子在性方面遭到了疏远，并通过一种焦虑性神经症来显示自身在性欲上的不满足，于是他们变得神经质、内省、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甚至会自杀。”[4]这种负面生活情绪，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大都有过的生活体验。这也造成他们郁郁寡欢、自怨自艾，甚至自残身心，最终抑郁而死。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中描写贫与病的篇目特别多。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则表现了物质匮乏的苦闷。《行路难》中，整篇写的就是生存之苦。“爱牟”一家五口从福冈到古汤某旅馆再到乡村，搬家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孩子们随他流浪的次数很多，“爱牟”曾痛心地说：“六岁的大儿，十九次；四岁的二儿，十次；岁半的三儿，七次。郭沫若在小说中不仅悲叹：“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5]异国他乡的窘迫生活，使得“爱牟”处处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在《漂流三部曲》中，一再展现外来移民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家园的贫瘠，在日本经济困穷问题并没有因为回国而得到解决，国内同僚的排挤，文艺界浑浑噩噩的现状让“爱牟”焦头烂额，不得已让妻子一人带着三个幼儿回到日本，原以为自己可以安心创作，结果留下来只是一个人慢慢回味孤独。焦虑、烦闷再一次在心里盘旋。在小说《歧路》中郭沫若通过日本学生的“物质”丰裕与中国留学生“物质”的匮乏的鲜明对比，描述了“爱牟”在穷困潦倒中的痛苦与屈辱。小说中“爱牟”自叹到：“我真愧死了！我真愧死了！我还无廉无耻的自表孤高，啊，如今连我的爱妻，连我自己的爱儿也不能供养，要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生活去了。我还有什么颜面自欺欺人，丑呀！丑呀！庸人的奇丑，庸人的悲哀呀……”[6]郭沫若曾经为了自己的理想站在神州的荒原里呐喊，以“凤凰涅槃”的精神来拷问自己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都渴望拥有真实的自我，可现实与理想的背离让他只能在艺术的园地里倾诉自己的孱弱。当人无法应对生活苦难时，一种无能感便涌上心头。这种挫败感，被郭沫若宣泄在小说里。在《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中郭沫若描写了“爱牟”作为人生的失败者，孤独的在天堂与地狱的十字路口徘徊。在《残春》、《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里倾诉了“爱牟”的“性苦闷”。“爱牟”作为久居他乡的留学生，他们自然和传统伦理有割不断的脉络，又羡慕日本自由开放的生活，不受羁绊的男女交往。精神折磨、物质匮乏、嗷嗷待哺的儿子都成了“爱牟”的心头大患。“爱牟”因而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这可以说是生活恩赐给他的。“爱牟”做为此在的一份子，他不能逃脱现实，而成为自为空间中的自我。种种极端体验，使得“爱牟”身上就有了神经质症状。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这种拥有神经症人格的人，由于内心冲突而形成恐惧、人格衰退、情绪绝望和虐待倾向。[7]小说中爱牟在被迫把妻子和儿子送回日本后，曾慨叹道“啊啊，不错，我们是真正的牛马！我们的生活使之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8]小说里“我”像个弃儿，这是身心疲惫“爱牟”绝望的呼号。儿子一阵哭闹也有时会引来“爱牟“的勃然大怒，不是对儿子有气，而是“爱牟”发泄胸中的苦闷呀。如果生存问题不能解决，那么爱情、亲情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现实生活是不会眷顾人虚幻的愿望。呐喊、彷徨是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的，于是在现实遭遇面前，“爱牟”只能是一个失败的自我。既不能张开双臂拥抱现代价值理念，也不能敞开心胸接纳传统价值秩序对他们的规训。既然无法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位置，那么只能过着漂泊的生活，在颠沛流离中磨砺自己。
众所周知，郭沫若为了逃避封建包办婚姻于1914年东渡日本，此后的多年里未曾回过故里。这里面原因颇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妥善安置家里的妻子。更不愿让家里的父母伤心，也不让背负传统成规的女子绝望。那么自此，漂泊就和郭沫若形影相随，于是郭沫若写于前期的“自叙传”小说里的主人公，无论是“我”、“爱牟”、还是其他人都有漂泊天涯的经历，因此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郭沫若笔下的孤独者具有浓重的漂泊意识，在漂泊的途中一步步沦为孤独者行列。郭沫若的笔下的孤独者身上有了郭沫若生命的印记，更有郭沫若对生命的诠释。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漂流于悲惨与死亡之路，人类的文学史自始至今贯穿着深沉而浓厚的漂泊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漂泊是人类史前深刻的记忆，一种固有的本能，一种集体漂泊的历史心理积淀。在世事混乱中，漂泊成了人类常规的生存状态，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时代氛围的濡染和个人的漂泊经历造就了郭沫若“自叙传”小说里主人公身上浓重的漂泊意识。郭沫若有浓重漂泊味道的小说主要有《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阳春别》等，这里也包括他以日本作为外在背景所创作的小说。漂泊是指生命实体在生存空间的动态转换中呈现出的不稳定状态，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是“流动”与“边缘”；它既是对固无定所的游离，又是对固定住所的寻觅，反映了生命实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冲突、不和谐的关系。作为人类特有的漂泊意识，一方面指生命实体对生存根基的无力把握、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无法企及的心理感受及情绪体验；另一方面则是指生命个体自由发展愿望与生存环境中否定“自我”的力量相抗争，不断地从与“自我”对峙的现实环境出发，在寻找“诗意栖居”的旅程中捍卫人的尊严，体现人价值的一种精神追求。“五四”时期，许多作家选择了漂泊这种方式来展现生命的流动，传达出对生命的思考。这跟作家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当时作家群体里主要是留学欧美的和日本的人，漂泊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漂泊流浪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9]少年时代的郭沫若“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到北京、上海，更则想跑日本或美国。”[10]五四退潮后到北伐战争前，这一时期郭沫若经常奔波于日本与上海之间，写作没保障、生活困顿、现实困惑，使郭沫若不得不一次次屈就于生活的需要，过着辗转漂移的生活，漂泊和漂泊感作为当时郭沫若的人生体验、甚至是生存方式。郭沫若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漂泊异国他乡的游子的落魄生活和复杂心境，从“我”、“爱牟”到《阳春别》中的王凯云，他们诉说着自己东奔西跑的生活经历，倾诉着自己的痛苦，呐喊着自己的苦难，真实地再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举步维艰的生存处境。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在叙述方式、主观抒情和浪漫情调上与创造社同仁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他的小说又有着时代的亮色，他把自己置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一边倾诉颠沛流离、卖文度日的苦楚；一边怀着极大的热情对现实进行控诉。同时在叙说被挤出社会正常轨道人的苦楚。郁达夫笔下主人公身上有一种孤芳自赏、灰暗忧郁的感伤美，相反郭沫若笔下的爱牟是抗争向上的热血男儿。“爱牟”就和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有着十年的漂泊经历，可是仍执着于返乡路。在《行路难》中 “爱牟”痛心的计算了和儿子们一起漂流的次数：六岁的大儿十九次，四岁的二儿十次，岁半的三儿其次。中国人的父亲，日本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11]我认为郭沫若借“爱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一种所愧为人父的心绪萦绕在心头，可是“爱牟”的耿介率真、愤世嫉俗、毅然奋行，有着“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气概，文本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这无疑有了郭沫若自己的影子。
细读郭沫若的小说就会发现无论是“我”，还是“爱牟”，当他们孤独傲然于世间时，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在伴随着漂泊意识这就使得郭沫若笔下的孤独者有着鲜明的特征。“爱牟”、“我”能清醒地认识生活的困境，但不会沉沦。
参考文献
[1][2]魏传光.现代性生存焦虑及其排解[J].理论与现代化，2010：105
[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37
[4][美]史书美.1917—1937书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会中国现代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2007：158.
[5][6][8][9][11]郭沫若.郭沫若文集（9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59；312；249；270；312；
[7][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95.
[9]王青.在困顿与漂泊途中---论郭沫若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漂泊形象[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43.
[10]郭沫若.少年时代.[A].郭沫若自传[M].南京文艺出版社，1996：85.
基金项目：本文为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9sky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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