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徐志摩一生创作并翻译了大量白话诗。其诗歌中充斥的炽烈感情，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独树一帜的文笔风格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人们一直热衷于探究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忽视了其在诗歌翻译领域的贡献。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其诗歌翻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诗的产生和演变，并为诗歌翻译另辟新径。本文从“形神兼备”角度探讨徐志摩诗歌翻译。尽管徐志摩为实现“形神兼备”不断尝试,但其译诗未必都尽善尽美。他在译诗方面的努力给翻译界带来深刻的思考:译者须有其领域内的才能和知识深度,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要勇于创新。
关键词：徐志摩；诗人；诗歌翻译；形神兼备；艺术创新性
一、引语
提起徐志摩，人们脑海里会立即浮现出一位风度翩翩、超凡卓著的才子。抑或有人会情不自禁的吟诵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诚然，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凭借其飘然独特的诗风赢得无数美名，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才子。但其作为翻译家这一身份却为大多数人所不知。据统计，徐志摩一生共翻译发表了26位诗人的61首诗歌，出版及后人整理出版的诗集有《志摩的诗》、《云游》、《猛虎集》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热衷于探究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忽略了对其诗歌翻译的研究。实际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他对新诗形成所做的巨大贡献,是和他的诗歌翻译有着紧密联系的。因此,对徐志摩诗歌翻译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新诗的产生和演变的认识,同时也为诗歌翻译这一课题找出一条可行的途径。
二、徐志摩诗歌翻译思想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一位开明富商之家。江浙一带独特秀美的自然风光使其飘逸脱俗的性情从小就得到了陶冶与熏陶(赵遐秋,1989)。此外，徐志摩聪慧早熟，并受到正规的私塾教育，这些都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功底。1920年，徐志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剑桥秀美的风景、浓郁的学习氛围以及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激发了徐志摩蕴藏已久的灵性，于是他开始翻译自己所仰慕的诗人的作品，迈出了通向世界文学圣殿的第一步。
“译诗须像诗”是诗歌翻译领域诸多翻译家达成的共识，同时它也是诗歌翻译的评价标准。诗歌翻译通常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古体律诗，第二是白话文新诗(刘全福，1999)。尽管两种形式各有优缺点，但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诗之美。为了追求并实现诗歌之美，徐志摩提出了译作与原诗须“形神兼备”的翻译思想。此外，他还对原诗的表达方式和目的语的常规表达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即“句法的陌生化”，以在译作中实现原诗之意境，使译作诗风同样具有灵动飘逸之美。
然而，“形神兼备”历来都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要真正做到它是很难的，更不用说在诗歌翻译这一特殊文学翻译过程中。和许多诗歌翻译家一样，为达到“形神兼备”，徐志摩也吃了不少苦头。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Oh Love! Could thou and I with Fate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 entire,
Would not we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Omar Khayyam, tr. by E. Fitzgerald
爱啊! 假如你我能勾着命运谋反,
一把抓住了这整个儿“寒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把他完全捣烂———
再来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徐志摩 译
从形式上看，原诗采用了典型的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押韵格式为AABA。而译文则采用了英诗中特有的交韵(alternate rhyme)ABAB，从而使译文各行字数和顿数参差不齐。此外，译文第四行还出现了句式的断裂。这样一来，译文就缺乏了原诗中明快的节奏感，其韵式切换也不符合汉语的押韵习惯。此外，原诗中气势磅礴的反抗精神也没有在译文中得以完美的呈现。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徐志摩并没有真正地做到“形神兼备”。
尽管如此，徐志摩并没有放弃对“形神兼备”最高境界的追求与探索。身处新诗的形成和发展时代，作为新诗诗人的徐志摩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诗歌形式，并将诗歌翻译视为创作新的诗歌形式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徐志摩将源语言文本的韵律形式翻译到目的语文本中，并将自由诗、散文诗等英语诗歌格律形式应用于诗歌翻译。这样一来，这些新颖罕见的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译作的异域性；另一方面，徐志摩将中国传统古体诗和新格律诗的格律形式与英语诗歌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新奇独特的诗歌效果(刘全福，1999)。此外，他还在诗歌翻译中运用了新格律诗的抑扬顿挫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性特征。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徐志摩诗歌翻译的艺术创新性和多样性。
三、浅评徐志摩诗歌翻译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解与表达最能够全方位地反映出译者的翻译功底。“理解”要求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艺术形象、蕴含哲理等进行细致分析和深刻体会，而不是像一般读者那样仅对原作内容走马观花、一扫而过。因此，译者只要稍有疏忽便会出现失误。在这方面，徐志摩也不例外。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例子：
I played soft and doleful air,
I sang an old and moving story
⋯ ⋯
Taws partly love, and partly fear,
And partly ’twas a bashful art.
—T. Coleridge: “Love”
我现出幽柔的神情,
唱一只宛转动人的古曲,
⋯⋯ ⋯⋯
几分是恋,几分是怯,
几分是娇羞的美术。
——徐志摩 译
原作首行中的“air”被错误地理解翻译为“神情”,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造成“played”一词的误译。原作第一行可改译为“我弹起轻柔哀婉的曲调”。此外,尾行中的“art”指的并不是其字面意思“美术”,而是指一种“巧装状”,因此“a bashful art”可译为“羞赧的娇柔”（晨光，1999）。
从理论上讲,在各类文学文体形式中,诗歌中“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可谓最为密切。为此,要充分体现诗歌神韵,就必须保证原诗形式在译诗中的完美移植。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英汉两种语言截然不同的语言体制使得“形”与“神”的结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徐志摩怎样处理这一矛盾:
Juliet：Oh, if thou think’st I am too quickly won,
I’ll frown, and be perverse, and say thee nay,
So thou wilt woo; but else, not for the world.
—Romeo and Juliet
朱丽叶：再说如果你想我是被征服得太容易,我就来皱
起眉头,给你背扭,说我不干,
这样你再来求情;但除此,我再不刁难。
——徐志摩 译
实际上，徐志摩对朱丽叶这段话的翻译处理并没有真正实现“形神兼备”。徐志摩的这段译文对朱丽叶这一人物形象有所扭曲。原作中的朱丽叶是一位高雅的豪门闺秀,上文是她含蓄地向情人吐露心扉的一段话。而在徐志摩的译文中,一个言谈中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乡村丫头取代了原本高雅矜持的朱丽叶。因此，原文与译作显示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与读者反映。由此可见，译者要想真正实现“形”与“神”的完美结合并非易事。
四、结语
不可否认,徐志摩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天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徐志摩诗歌中充斥的炽烈感情，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独树一帜的文笔风格都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并不像他创作的诗歌那样无懈可击。尤其在其一再强调的“形神兼备”方面，徐志摩并没找到成功解决之道。
就今天的诗歌翻译而言,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吸取徐志摩在诗歌翻译实践中留下的反面经验与教训，总结自己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正面评价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他在长期大胆探索中提出的独特的诗歌翻译理论,并充分肯定他在白话草创时期通过诗歌翻译这一媒介为我国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晨 光《徐志摩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第二版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3]顾永棣《徐志摩诗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4]刘全福 《徐志摩与诗歌翻译》[J].中国翻译,1999,(06).
[5]赵遐秋《徐志摩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韩云（1987.10--），女，汉族，河南新乡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翻译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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