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美学是1990年代以来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针对当前全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环境危机，中国生态美学的倡导者、建构者应对时代的需要，主张转变、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并借鉴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将美学与自然科学（主要是生态学）有机融合，建立以生态关联为中心的新美学。
生态美学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人类实践的事实：在我们的当代，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能力，第一次超越了生态系统自净与再循环的平衡，引起了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反噬。生态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向人类显现了它自身整体生命目的的存在。
这种现象，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转折性的临界点，除了此前“杞人忧天”的感性预测，是人类从未真正遭遇过的现实。生态问题、生态美学确是从人类实践与升华中而来，但是，在这一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之后，它又成为了实践不可或缺的前提。
对于生态环境问题，西方提出“环境美学”，中国推崇“生态美学”。曾繁仁等学者认为“生态美学”概念的优势在于能继承与发扬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转化优秀的前生态文化资源，有利于世界美学建设中中国话语的建立。伯林特等西方学者认为“环境美学”概念目的更明确，更重视对于生态问题的干预性、生态修复的公共性、介入性。
二者虽然角度不同，但均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不可缺少的层面。生态美学不但需要建立形而上的玄思，同时也应该成为一门实践性、参与性很强的美学，从情感层面、意识层面、物质实践方面，改变观念，切入时代，融于建设。本文将以生态整体观的变革为前提，讨论生态审美与生态实践的关联。
一、生态整体观、自然目的性的凸显与生态美学的独立性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尚未受到工业化时代的考验，人类的欲望即便膨胀，也未能超越自然承受与自净的范围。生态整体观的提出，则是在人类真实地面临危及整体生存的前提之下。由此，划分了传统自然美与生态美的界线与差别。
自1923年，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的视角，率先提出“大地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一件事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性、稳定性、完美性时，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1]此后，经由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生态世界观”，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汉斯·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袁鼎生的生态整生论美学等。生态整体观突破了人类绝对中心的幻想，确立了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与开创性，成为环境科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的基础。
在以往人类中心、工具理性的视野中，自然属于“规律”，人类属于“目的”，自然是没有生命的供人类利用的工具。生态整体观划分了人类目的的界限，同时，通过对于人类质变性的反噬的影响，凸显了从前隐在的“目的性”。
“目的”一词，源自古希腊文的“telos”，意为终点、终结，指客体行为的必然趋向和最终要达到的状态。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均用“目的”的概念区分人与自然。1954年，为生物学研究的需要，drish首次提出“目的性”一词，专指某一客体或系统指向目标的活动过程，“作为有效的因果原理，强调定向性目的的识别与描述，而又不含有信奉亚里士多德目的派的意味，如果一切指向目标的系统都由某个其它术语，如目的性（teleonomy）来表示，那么生物学长期以来的混乱将会得到完全清除。”[2]当前，尽管各位倡导者在具体研究中观点并不一致，但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均赞同“目的性”的概念，并将他与结构、系统、程序、反馈等概念有机结合，做出新的诠释。自组织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地学、生态学信息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等科学方法与基本精神，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辨证思维，共同构成网络共进的当代生态内涵、命题与思维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自然“目的”新的特质，确认了生态系统外在于人类，具备自我生成、目标指向、活力反馈等生命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这一生态他者仍将人类包含其中，构成对人类的客观主动性，约束和促进着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发展，构成关联着人类目的，又具备特殊独立性的“客体目的”。
这一自然生态客体目的具有与人类目的相冲突的异质性，而这一异质性构成了对人类实践的介入与制约，同时也构成了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独有的研究对象，并具有不同以往的特殊性、排他性。
生态危机的发生正在于人类目的与自然目的的尖锐冲突。在这一冲突与斗争中，自然永恒存在，而人类永远不会成为随心所欲的获胜者。这一人类目的有限性的存在，确认了生态研究、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独立合法性。在研究中，必然引入生态整体的研究方法，确认生态他者的价值独立、多级共生，在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实践中自觉将人类目的与生态他者目的相统一，相对遵循自然与绝对遵循自然相统一。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控制人与自然生产的协调，既消除以往因人口过剩，物质有限的背景下战争的残酷调节，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和谐。相对遵循自然与绝对遵循自然的统一，节制欲望、生态和谐的目的将区分某些学者认为的生态中心导致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忧虑，找到最佳的人与自然实践互动的途径。
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区分着人与自然，但是也沟通了人与自然，实践在本原上具有取消主客对立，在新的层次上沟通主客的意义，实现“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人的生态化”的辨证统一。在我们所处的当代，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成为最大的危机，生态整体、自然目的的存在感强势凸显的时代，自然的内涵将随之进一步深化、转变，由以往质实的对象转化为具有生态目的性的涵盖人类总体的生命之网。生态思想、生态美学将转折性地扩展自然对象的范围，形成“人类规律、人类手段合于生态目的”、培养属自然的人等思维的转向。
在美学的领域，生态力量的客观主动性、物种尺度的生态合理性、时代变革下的生态优先性将从以往的美学范围与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重点探讨的新对象。作为新美学的起点，生态美学作为独立学科不仅仅借助并更新现有的美学框架，解决时代美学建构的问题，更能够指向实践中的生态问题，渗透建设、设计、生活、教育、艺术等各个门类，为现实的改良提供指导，在更为广阔的生态背景下，实现人类目的与自然目的的共进与双赢。
二、从生态美学研究到生态环境实践生态观念作为科学与哲学发展的新进展，是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人类历史上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发生的‘第三次革命’，是‘人类生态时代’”的到来。[3]随着生态思想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与审美观也相应拓展。生态美学作为新的立场和方向，成为美学研究新的起点。
中国生态人文研究、生态美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以来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美学等著作倍出。同时，对西方生态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的研究蔚然成风。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在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再阐释中，中国的生态美学兴起。第一种是在生态法则、社会法则、审美法则相统一是基础上，初步建设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范畴、规则，如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第二种是从实践美学经由生命美学、审美人类学走向偏重主体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杨春时、封孝伦、潘知常）；以元生态美学的进一步探讨为基础，建构体系化的生态美学学科（曾繁仁、聂振斌）；第三种是将中国侧重主体生态的美学研究与西方侧重环境生态的美学研究有机整合，将自然与社会科学成果融入美学的建构，在互补中形成系统的生态美学学科（袁鼎生）；第四种是从西方的生态环境学说、中国古代前生态文明、中国少数民族的审美生存中去概括、升华生态思想（陈剑澜、黄秉生、朱慧珍、张皓、刘恒健）。第五种是从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出发，从实践沟通主体与客体双向对象化的辨证关系出发，开拓新实践美学的生态美学维度（张玉能、季芳）。第六种，借鉴西方环境美学研究成果与方法，结合中国生态现状，从城市景观美学、农业美学入手，探讨生态理念与现实审美实践的关联（陈望衡、张敏）。
以上研究，构成对解构性后现代的超越，成为建设性后现代的重要代表，而环境美学，尤其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资源的中国的生态美学、文艺学也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跨越审美、意识的层次，回归现实，参与生态维护与改良的建设。
1.生态美学介入实践的审美层次
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以上研究者均从涉及人类精神领域的层面出发，将科学的方法思维化入或隐入生态美的描绘，营造合于生态规律与目的的新兴文化、生态美理想。
生态美的形成融合着人类生态审美情感与情操，是生态意识更深层次的内化，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自由。相对于以往的自然美，它不仅包含已经为人类把握的现实中的美，更包含着对于自然前提、自然的未知与自由的肯定。不仅移情于自然的本质，而且从自然生态中体验到自身的本质。在审美中加入生态的因子，凡是符合生态规律的就是美的有价值的，例如自然美中曾被反复讨论和质疑的无人涉足的荒野，供生态自然吞吐、呼吸的滩涂、沼泽、洪水、山火，传统观点中于人有害的毒蛇、蚂蝗、大灰狼，以前为人们目不忍视的消费过后的废弃物、垃圾、污水，在新的生态视域中，都将成为人们理应正视并为之负责的新对象，并上升到客观、理性以致包含广义生态审美情感的新对象。
同时，凡是违反生态规律，破坏生态整体平衡的现象和事物将会被认为是恶与丑的表现。比如剥夺数量有限的动物生存权的皮草、鱼翅、象牙制品，污染破坏环境的影视拍摄、无视自然存在的大型建设与活动等等，无论多么美轮美奂，多么价值连城，多么蛊惑人心，都是无价值、无意义的野蛮之物、愚昧之举，应该被制止、被排斥、被厌憎，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在一个雾霾横行、污染蔓延的时代，新的生态观念的建立必将带来人们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的重大扭轉。在人类的世界中，真正的英雄将不再是一般擅长积累财富的富商巨贾，而是改良生态环境的英雄，如在沙漠中造林的勇士，进入污水处理厂工作的研究生，研究生态改良与修复的学者。生态文明的时代，美与崇高都必将涉及生态美的维护与创造。
在生态审美的视域中，自然中不同于人类的未知的特质与事物，将受到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人类近期功利的重视与尊重，考验着人类的理性与精神情感世界，同时也启迪着人类新的自由，指向更加高远的终极关怀。生态审美观的建立，将更新主体对于自由与美的认知，以对生态自然他者的感知、敬畏与激赏，将对自然目的，生态自由的确证，融入悲悯情怀和同情的博爱，成为生态审美构成的精神根源。
2.生态美学介入实践的意识层次
生态问题的解决，涉及最根本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它是当代实践的前在的规范。不仅是审美层面的玄思与情怀，更需要渗透于意识层面中理智与道德、信念与意志的恪守。生态实践的行动是否及时、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主体的认知，包括当代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环境伦理学等对现实的研究、影响和制约。
生态道德与自然他者目的，将成为人类超越自身的凭据，对生态他者的理性兼容。作为生态主体实践的领域，这一理性层次是审美的前提，它与审美相关联，同时也将弥补审美不足的方面。
在现实与某些局部状态下，生态之善与生态之美并不能完全兼容，顺利过渡。生态系统常常并不是一座世外桃源，也不是迪斯尼乐园。一种善的实现，常常要以另一种善的毁灭为代价，一种目的的实现常常会阻碍另一种目的的存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大自然充满了缺憾、死亡、痛苦、失败。从局部看来，我们不可能，也可能永远不可能欣赏一只老虎吃掉一只鹿，甚至是一个人的过程。我们也永远难以在腐烂的尸体、恶臭的排泄物中找到美感。这些现象必然依赖于生态理性主体强大的兼容，以及客观科学的态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大自然的运行常常与人类的需求发生矛盾。非典的发生、地震火山的灾害，都在于人类的发展闯进了自然自在运行的空间，其实质也属于自然自我调控自的由施行，却难以产生美感。疾病、灾害、生命的毁灭，即便是局部的存在，也难以进入审美的范畴。对于人类中心的伦理范围，具有某些生态美难以逾越的边界。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两种生产：一种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为人自身的生产，[4]两种边界与相关伦理的划分，确立着生态实践、生态理性与伦理的两种范围。审美生态圈的构成也必将兼顾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围，兼顾到人与自然相对的独立。
在生态实践的意义上，人类对于自身生产的调控与物质生产的调控，均为生态伦理必须直面的对象，也确立了某些生态美必须止步的界限，至少没有一个女性会认为为了实现生态平衡而堕胎是美的，即便被生态美学家声称为大美，也绝不能认同。在人类生态实践意识的层面，在两种生产划分的伦理界限中，生态美与生态美学具有有限的、排他性的对象。
所以，在生态美学走向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人类情感的边界，确认属于生态美感与伦理中人类相对的中心。而在马克思所言的第一种生产的范围中，确立人类意识与扩张的边界，确立沟通万物的底线与基点。作为精神性主体，人类发挥生态化的意志与理智，不仅容纳超出人类之上的自然法则，更容纳非社会性的部分，让认知开放到它者之中，将他者视为进一步完善的必由之路。
生态主体实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必然成为一种悲怆的存在，或者说更类似悲剧的崇高。以往的崇高范畴，主要体现为主体对于自身的精神意志的超越，而生态的崇高，则必须从两种生产的整体出发，蕴含生态整体这一他者，并将这一它者作为超越的前提，不可缺少的元素。
对于人类或者族群而言，生态这一他者，与靠掠夺它而获得财富的个体或人群得到的财富效应相反，它并不具有直接回报个人的能力，它只能是一种全方位的渐进式的弱势回报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尤其能够考验人类作为整体的理性回应能力，更能充分衡量人类道德的低劣与高尚。
从意识的层次而言，与情感关联的生态审美确有边界，生态实践是知、情、意，即科学、审美、意志伦理有范围的协作与统一。在生态意识层面，生态道德观构成对物质标准的重新调整和某种制约，在这一视阈中，进步再不能以物质标准来衡量，而是以环境、自然它者来评判。个体或类的生存目的与生态他者目的融为一体。
3.生态美学介入实践的物质层次
除去和自身生产的伦理现实相关的某些领域，生态美学和艺术美学相比，更不仅仅是纸上的幻想、提升和抚慰，不仅是形而上的玄思，更需要落实于现实的大地。
“人对现实的一切关系中，最根本的不是审美关系，而是实用关系。”[5]人类的实践，既是生态危机的起点，是生态美学建立的原因，也将是生态问题的归属、生态美学的衍生的基础。建立生态美学、生态审美观、生态伦理观，重新能让其尽快进入生态实践、生态审美实践的阶段，是当前生态美学研究者亟待回应的问题。
劳动生产将人从自然中分离，人由此具有了社会性的一面，但其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立性始终又是辩证相对的，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两种生产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历史的共进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构成一种物质性的临界面，人类一方面有与自然血脉相通天赋的一面，同时这一关联又不断深化，在与社会性的交融中实现多层面多维度的发展。这一起点，让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美的实现更深层地建立在“利益”而非“权利”和“愿望”的基础上。
在生态整体客观存在的前提下，人类重新规定两种生产增长的极限，达到生命共同体绝对平等与相对平等的结合。以生态科技、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立法参与到整体平衡中去。以目前的生产水平，将一块泥土做成一块砖，只需要几秒钟，而将一块砖、或一个塑料袋还原为原初的泥土，则需要近百年的光阴。在生态意识、生态审美观的指导启迪之下，当代生态修复，生态还原科技的研究，将成为科学实践中的重点。
和以往一样，并非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具备生态道德的自律、生态审美的高端，大多数人在没有外在法制约束的情形下，仍旧急功近利、欲望无边。功利的层面，始终是最基础的层面，也是生态改良实质性发生的最基础层面。它是生态整体观念、审美思潮能真正落实于现实，并深入大多数的人心，得以全面推广的根基所在。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还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审美的需要，工业、农业、商业，都将从本质而非工具的层面渗透进生态设计、生态审美的内容。同时，生态教育、生态文艺，都将具有新的审美观念与评判标准。大众生态观、生态运动的形成是生态实践的根本支柱，是推动环保事业不可逾越的基础。整体中生态自由的创造，比单纯为了生存而克服外部物质障碍所取得的自由更前进了一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凸显出人类劳动的本质。在这一时代需求与风尚的引导下，生态美学将大有用武之地，并能以此为契机，将新的美学法则、规范、自由理想融汇进审美实践的创造。
三、生态审美对生态实践的多维渗透生态美学作为宏观的思想转向，将生态整体观作为新的因子，建构原理、原则层次的美学，并以此为尺度来审视阐释审美发生，审美现象，探讨审美价值和意义，并以此作为技术层面实践衡量的标准。
从未来生态改良、审美生存的社会进步趋势而言，从沟通实践与审美的设计领域来看，工农业，城市规划、工具、环境评估等各个方面，生态审美实践将影响未来人类生活的各个门类。从材料上看，资源的再利用、循環设计、节能等问题，将会在设计上改变以往的设计理念，将设计作为一个链接着生态自然的大系统，注重材料天然属性的维护，利于降解，减少浪费，并力求设计的美观与实用的统一。当前设计界，各个部类都出现了生态审美实践的经典之作。如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设计，合理利用废弃场地，充分运用太阳能、风能、植物、水汽，形成文化与生态完美结合的设计风景。
在生态美学理念的影响下，设计的经典化艺术化，反对废弃式设计逐步成为自觉的共识，设计中追求更加耐久的造型风格，如北欧保护主义设计“没有时间限制”的风格，崇尚文化品位与对时间的超越。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劳动者开始从深层次上重视和提倡环境的保护，从审美与功利共存的生态效应出发，贯彻可持续发的“绿色设计”。
在审美教育的领域，生态的法则将重构传统教育的理念，创造主体精神生态美。相比传统美育，生态美育不再是属于少数人可以完成的专利，它是个体与大众整体行动的统一，是生态整体领域中形成的审美生存准则。它不仅在人类精神层面发挥影响，更侧重于人类现实实践的落实与完成。
在人类的历史上，文明常常为对抗自然、脱离自然而发明，而生态教育，则从生态整体观的新视阈重新整理、过滤人类文明的成果，将科技、哲学、伦理、文艺等类别与自然生态前提整合，成为生态美育的资源与基础。在人类的探索已遍及地球几乎每个角落的今天，更要提倡原生态美育与荒野美育、自然审丑的美育，培养生态理性，主动在实践中驯化文明，主动退让，科学地包容自然的野性与无序，捍卫大自然高于人类的未知与神秘，尊重大自然呼吸与更新的领地。个人与大众的统一，精神与实践的统一，科学与未知的统一，将成为生态审美教育新的内涵与意义。
同时，生态整体观、价值观将深入到当代文艺作品的表现中，以生态审美理想的传达，形成新的规范。当代生态文艺、生态批评有一个误区，就是将人类超越生态循环能力之前的描写人与自然的文艺作品一概作为生态文艺。人类在生态危机产生之前描写自然意象的作品，严格来说属于前生态文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艺。真正的生态文艺是初始性的，是人类实践的负面影响整体超越了生态平衡之后，经历过工业社会欲望膨胀、无限占有的考验之后，形成的新认知与新反思。
在生态美理想的指引下，新的生态文艺将抛开工业化之前笼罩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深入到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深处、深入到生态困境的深处，正视生态困境背后复杂严峻的人性冲突，正视人类欲求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跨越时代生态转折的临界点，从历史潮流的新视点出发，清理辨析转化前生态文艺，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直面当代，创造面向未来的新文艺。
与生态美育相同，生态审美实践中的文艺不再是个体精神性的慰藉，它是生态大前提下艺术与现实、与生活的统一，通过这一超越审美幻觉的文艺，塑造生态审美的人格，打造物质与心灵共同的自由。
“在人类历史的童年，人类需要逸出自然以便进入文化，但现在，他们需要从利己主义，人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以便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视境。”[6]在人类生存实践的历史上，文明多为对抗自然而创造，新兴的生态文明、生态审美观将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未来的方向，并以此贯穿社会实践生态、人类自身自由发展的绝大部分领域，实现自由民主，多极共存、整体和谐，实现未来生命与美的延伸。
“盛极而衰，这是表面的，消极的，小视角的，盛极而变才是内在的，积极的，大视角的，才是积极的，辩证法的精神。”[7]生态理念作为美学的新起点，在当今美学与文艺学的研究中成果显著。在生态美的理想、情感与规则的更新之下，生态美学开放美构、扩张美域，转变人们价值观，经由认知理性，回归现实、回归实践，生态美由此连接技术层面，实现审美与实践、物性与人性共同的敞开，成为时代美的前提以及显在与隐在的属性。但现实的条件下，生态审美实践仍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矛盾错综的复合体，但也不可否认是未来的必由之路，激发活力的空间所在，希望这一理想实现的过程并不漫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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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E·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J].国外社会科学，1985（10）：43-4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
[5]蒋孔阳.美学新论[M]//蒋孔阳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8.
[6]〔美〕羅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63.
[7]袁鼎生.审美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24.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1期
作者：季芳 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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