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音乐舞蹈的喜爱，原是人之本性，每当人的情感需要发泄时，手舞足蹈就是一种表现形式。人类对音乐舞蹈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自然到创造的文明发展历程。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其音乐舞蹈文明史既符合上述规律，又具有山西地方特色。
山西音乐舞蹈文明历史悠久。相传尧舜时期就有《击壤歌》《南风歌》。据传《南风歌》是舜帝为运城盐池而作，歌词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山西襄汾陶寺出土距今4100年的古乐器已有陶埙、土鼓、鼍鼓。春秋晋国师旷是著名的乐师。战国后期安泽人荀况，是著名的思想家、音乐理论家，著有《乐论》。秦汉时期，离石出土的汉代画石“驾鱼图”，运城出土汉墓“百戏楼”中踏歌扬袖舞伎，表明当时乐舞之盛。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特色文化艺术得以广泛交流。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是“北歌”发祥地，云冈石窟展现有当时乐舞盛况，而寿阳出土的北齐陶俑，其服饰、舞姿则具有“胡儿”感觉。隋朝王通(今河津人)是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隋唐时代，山西乐舞非常兴盛，《踏摇娘》《柘枝舞》广为流传，优伶舞伎人才辈出。宋金元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民间乐舞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逢年过节城乡群众自发结社闹“社火”，组织舞队，游艺街市，竞相表演。山西是“北曲流行地区，涌现出许多演奏家、音乐理论家。金代文学家元好问(今忻州人)善弹琴，著有《中州乐府》。宋代孔三传(今晋城人)是“诸宫调”创始人。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乐舞与戏曲活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文明程度更高。据明万历年《周星乐图》(手抄本)记载，当时上党地区民间迎神赛社活动，就是乐舞与戏剧相间表演。清代山西籍的音乐家、古琴演奏家郭培斋(太原人)著有《德音堂琴谱》8卷，王德辉(太原人)著有《曲律精华》一书。
山西号称“民歌的海洋”，不仅历史久远，而且经过历代人民群众创造、锤炼，种类多，数量大，据调查现存至少有15000余首。山西民歌的特点是：形式短小单纯;词曲格律较自由，原无伴奏;多即兴编唱，后渐有曲目。其中，山歌多流行于晋西北地区，具有高亢、嘹亮、悠长、旋律美、山野味浓的特点。流行曲目有《羊倌歌》《想亲亲》《割莜麦》《人在门外心在家》等。开花调，流行于左权、和顺、武乡一带，歌词上句以×××开花起兴，下句点题，有委婉、清秀、节奏规整的特点，流行曲目有《会哥哥》《单相思》《桃花红杏花白》等。号子类，劳动时所唱之歌，流行黄河沿岸河曲、河津、芮城一带，由领号人见景生情，即兴编唱;音调单纯流畅，节奏鲜明有力，情绪乐观豪放;其曲目有河曲《推船号子》、定襄《打硪歌》、芮城《拉蓬号子》等。小调，是一种自由吟唱小曲，流行于全省各地，题材形式多样，表现力强，流行曲目有《观灯》《光棍哭妻》《要女婿》等。二人台，流行晋西北、雁北及陕北、内蒙部分地区，表演者一般是一旦一丑，故称二人台，曲调优美、婉转、清新，流行剧目有《走西口》《打樱桃》等。秧歌，流行晋中一带，有近300个曲调，具有浓郁生活气息与乡土风味，其中祁太秧歌已有近200余年历史，最初由行商天下之晋中商人，移植外地歌曲到本省，又由当地艺人结合本地乡音，渐形成地方特色之秧歌，故流行曲目中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秧歌，如《回家》《张三算账》《卖高底》《卖烧土》等。
山西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乐器由来已久，而乐器之源在民间。现存民间乐器可分为吹打、宗教、丝竹、打击四大类。吹打乐以唢呐和管子为主，常用伴奏乐器有笙、笛、锣、鼓、镲等，凡婚丧嫁娶节日喜庆日，多请乐人来演奏，其曲目非常丰富，尤以用唢呐、管子分别模拟各个不同人物角色音调的“咔戏”及 “八音会”最受群众欢迎。宗教音乐，原是和尚、道士参与民间法事，将寺观音乐走向社会，进而成为民间音乐的一部分。佛教音乐吹奏法器以笙管为主，打击乐器以钟鼓为主，辅以镲、木鱼、铜磬等，演奏曲目有《消灾灯》《千声佛》《上经台》等。道教音乐吹奏乐器与佛教基本相同，但和念诵经不同，伴奏也有差别，曲调或悠远、静穆，或悲怆、激扬，或行如流水，演奏曲目有《五方赞》等。丝竹音乐，是由笛、笙、管、三弦、扬琴、四季胡、板胡等乐器组成。丝竹乐在山西影响较大的是二人台丝竹乐，其曲目丰富多彩，其中有来自古典乐曲的《西江月》《柳青娘》，来自民间乐曲的《绣荷包》《闹元霄》，来自蒙古草原乐曲的《喇嘛苏》《四公主》，来自戏曲音乐的《小开门》，来自寺庙音乐的《观音寺》《吕纯阳》等，上述各种曲调经组合、联缀，进而形成悠扬、动听的二人台丝竹乐。打击乐，即民间锣鼓，晋南、晋中、晋北、晋东南各地区各有特色。如晋南威风锣鼓，以鼓为核心，辅以锣、钹、铙等，节奏强烈，声撼天地。威风锣鼓，源于民间，传承民间，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4100年前的陶鼓、鼍鼓，可谓威风锣鼓之雏形，发展到明清时期已初具规模，清人孔尚任赞曰：“雨点花攒鼓衬锣，春风吹袂影婆娑” (丁天顺《威风锣鼓溯源》《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太原锣鼓，乐器有大鼓、大钹、大铙等，以大鼓为领奏乐器，大铙、大钹对奏，演奏徐缓时如潺潺流水，急骤时如大浪奔腾，演奏者情态激奋，表情交炽，引人入胜。
山西民间舞蹈十分丰富，是世世代代山西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据调查，目前保存有234种，形式有秧歌舞、彩灯舞、拟兽舞、武技舞、车船舞等。
秧歌舞，是山西既唱又舞的一种大舞种，起源于插秧、耕作的劳动生活中，故名秧歌。全省约有秧歌舞40余种，流派风格千姿百态，因地区不同而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例如踢鼓子秧歌，流行晋北地区，其中朔州踢鼓子秧歌，以拳术为基础，舞姿粗犷豪放，活动形式多样，而怀仁踢鼓子秧歌表演行当有净、生、旦、末、丑，舞蹈动作以踢、扭、走、拧为主，表演有条不紊，错落有致。又如汾孝地秧歌，流行汾阳、孝义一带，其舞蹈动作与武术紧密结合，威武雄壮，颇有气势。流行于太原古交地区的踩街秧歌，扮演人物以幽默、风趣、滑稽取胜，凡年节即组织秧歌队，踩踏表演于街巷，有镇邪恶之意。流行于左权、和顺、榆社、昔阳、黎城、武乡、襄垣一带的小花戏，源于辽州社火，融歌舞为一体，以歌表情，以舞传神，以扇达人，以戏引人。此外，流行汾西县的地灯秧歌，原平县的凤秧歌，流行临县、方山、离石、中阳、柳林、石楼一带的伞头秧歌等，都很受群众欢迎。
彩灯舞，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白日演出，灯的作用是摆图案;一是夜间表演，为灯火舞。
拟兽舞，如龙舞，凡节日多有舞龙表演，以表达除害、祈福、迎祥之意。狮舞，因狮象征勇猛和力量，舞狮则意在鼓舞人的勇敢精神。山西狮舞一般为二人扮演，分为文狮、武狮二种：文狮以细腻、柔和、稳重见长，武狮着重武功、技巧表演。
武技舞，如高跷，以脚踩数尺木跷作舞。山西发现的北魏石棺中有高跷图画，可见高跷历史久远。山西高跷有文武之分：文高跷与秧歌结合，突出踩扭;武高跷是竞技表演，以特技取胜。晋中一带还流行背棍、铁棍，民谚称：“榆次的架火，太谷的灯，清徐的铁棍爱煞人。”背棍，有单人棍、双人棍、三人棍，皆由成年人背棍，上扛1-3名儿童扮演为戏民人物或故事人物，在上面作舞姿。铁棍，由8人抬着进行，所有抬阁人必须统一节拍，上下起伏，带动阁上演员舞动表演。
车船舞，如旱船，是一项很普及的民间舞蹈，制一类船形舞具，装有顶棚，船间有一人站立船中间，旁有梢公划浆引船行走，二人有配合，在陆地行走式样如水中漂流。
总之，山西民间音乐舞蹈来源于生活，历史久远，在群众中有广泛基础。人民是音乐舞蹈艺术的主体，是音乐舞蹈的创造者。如山西秧歌在山西十分普及，就是人民在劳动中创造，经过劳动人民不断充实提高，更加丰富多彩，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山西音乐舞蹈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西人民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故山西民间音舞所表现的内容有着黄土高原人民生活的特征，如《走西口》就很有代表性，它激昂生动，淋漓尽致地表述了黄土地上人民的情感与生活。二是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融合之地，各民族音乐舞蹈在山西得以广泛交流，进而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民间音乐舞蹈。三是山西为古战场发生之地，因而山西的民间音乐舞蹈多有高亢、悲壮之歌与舞。
民间音乐舞蹈有着抒发人民群众思想情感，寄托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重要功能，是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伴侣。山西民间音乐舞蹈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充实和丰富了山西文明发展史。
作者：张舒 正明 来源：文史月刊 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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