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又译《怒火之花》，20世纪福克斯1940年出品，是根据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由约翰·福特（John Ford）执导，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入选1973年全美影评人选举“十部美国最伟大电影”之一，荣获第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两项金像奖。1977年美国电影协会将其评定为“美国十大佳片”之一。影片《愤怒的葡萄》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并引发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片的编剧及同名小说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的创作。斯坦贝克是美国20世30年代美国人民大众的作家，他为人民写作，深入民众的生活，其作品堪称美国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石。斯坦贝克的作品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环境，特别关注农民的生活与斗争，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感。《愤怒的葡萄》（1939）一问世就引起了美国各个阶层极为强烈的反响，并获得了普利策奖。斯坦贝克也因此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愤怒的葡萄》这一作品集中体现了斯坦贝克的创作价值观。
一、加州移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美国文学中能如此有力、透彻、精确而又充满激情地剖析社会问题，直击社会要害，使美国国民义愤填膺，并导致立法改革的作品并不多见，除了《愤怒的葡萄》，还有《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和《屠场》（1906）。当年Forum《讲坛》杂志中曾有这样的一则标题：《〈愤怒的葡萄〉激起了加州人的盛怒》。[1]对于《愤怒的葡萄》的“裁决”自小说问世后就继续着，甚至到了1939年美国国内紧张的氛围使人感到总要有变革发生，立法迟早会关注加州和移民工人的困境。直至1940年同名影片问世，美国国会委员会亲赴加州调查移民营地，报告内容无疑与斯坦贝克在作品中的描述相同。由此可见斯坦贝克对《愤怒的葡萄》的创作不仅蕴涵了其美学价值，更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加州人民心中的苦恼和愤怒，其中意境今日仍可借鉴。
如果说《愤怒的葡萄》这部作品的创作是斯坦贝克用自己的文字去谴责，那么他的字里行间已经充满了他的愤怒，而乔德一家则是当日加州移民真实社会困境的集中体现。他写道：“我震惊于移民营里的所见所闻，那里的一幅幅景象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映。‘内战’的硝烟正在我的身边燃起。这是我亲身经历，我已有诸多见闻。……舞台上的情节正在我们生活中再现，多么富有戏剧意义。”[2]通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传递给读者的同时，斯坦贝克也将自己的愤怒之情传递出来。完成《愤怒的葡萄》创作后，他曾说：“我很努力地让读者了解现实，但是他们能够汲取多少则依赖他们自身的深度和所需。读者可以尽其所能去领悟，但凡其内心所不具备能力者必不能发现。……”[3]显而易见，《愤怒的葡萄》的创作不仅蕴涵了美学价值，而且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们心中的愤怒和苦恼，当中意境今日仍可借鉴。
二、社会困境的真实再现
《愤怒的葡萄》中的主人公汤姆·乔德是斯坦贝克作品中极为醒目的主人公，也是20世纪加州小说人物中不朽的杰作，是整个加州小说创作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汤姆·乔德，一个刚刚走出监狱大门的假释犯踏上了寂寞的归家之路。当他在斯坦贝克的笔下被塑造得日渐丰满并日趋愤怒时，作家赋予了他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特有的人物性格。通过故事情节，斯坦贝克先是将乔德家的人物放置于适当的位置加以描写：祖父、爸、妈、汤姆·乔德。他们无一不与土地紧密相连，但是性格和命运各异。他们或是梦想着加州的安居乐业，或是与俄克拉荷马州的土地难舍难分。俄克拉荷马州这个地方意味着过去，而加利福尼亚州意味着未来。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当下，他们在单调乏味的前行和求索。
影片展现了田间的劳作、耕耘和生活，描述了人们在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剧情从干旱中开始，在洪水中结束。我们不能将书中人物与他们向往未来安居的土地或祖辈栖息的土地分割开来，因为这既是一部关于现实生存之地的杰作，也是一部关于梦想安居之所的佳品。作家是这样描述那些有学问、有技术的人：“这些人进行种子实验，不断地改进增产技术并设法使植物的根部能抵抗住土地上的各种敌人：霉菌、虫害、锈病和枯萎病。这些人坚持不懈地认真研究，力求把种子改良，并使根部免受病虫害侵袭，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4]363但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人员却不能顾及到人的维度。简言之，影片所描述的生活之中，人们无法继续过着以适当的方式体面生活的日子，唯有无奈地背叛了。
“如何在苦难中生存下去？”是贯穿作品始终的问题。“适者生存”是惟一的法则。乔德的爷爷、奶奶无法用别处替代俄克拉荷马的土地，因为那里孕育了他们的生命，塑造了他们的生活。而究竟谁能最终到达加利福尼亚？斯坦贝克说只有那些最坚韧的人，那最坚韧又最能够适应恶劣环境的才能得以生存，他们是：妈妈、汤姆·乔德和罗撒香。在作家看来，人们若用过去的方式思考问题只会不知所措。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拖拉机手为佃户耕耘土地时，不幸撞倒了佃户的房子，佃户已经手足无措：“我需要想想，我们需要想出法子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在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模式的状况下，又面临着用固有模式进行思考的体系的崩塌。乔德爷爷虽然名为家长，但是却不再拥有实质意义的权力，只不过是按照习俗充当家长罢了。尽管如此，他“虽然老朽昏庸，却还是保持着首先发言的权利”[4]93-100。当乔德一家聚集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农场，整装待发远赴加州时，爷爷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家长，拥有发言权的。然而一旦离开了固有的土地，像爷爷一样墨守成规的人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进而濒临破产，甚至面临绝境。
三、原型人物的生动刻画
这是一部基于实地访查的电影，因此随处可见通讯评论似的语句。移民工人在加州的际遇被如此刻画：“庄稼人不善做买卖，就把他们的土地输给那些精明的老板了。无论你多么爱你的土地和庄稼，无论你多么聪明，但是如果你不会做买卖，那你就不能幸存。日子久了，商人就变成了农场的主人，而且农场越来越大，数目却越来越少。于是农业变成了工业。”[4]39正如《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乔德一家从俄克拉荷马州向加州艰难的跋涉。作品中出现了堪比救世主的人物凯绥和如同先知的人物汤姆。这一比喻使许多人无法接受，他们认为斯坦贝克的象征手法用得并不高明。尽管如此，这群被剥夺了土地、无依无靠的移民们神话般的迁徙历程却更加牵动人心。这部小说保持着持久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大批农户如此艰难的迁徙历程。在众多作品中，反映被剥夺土地者困境题材的唯有《愤怒的葡萄》可谓最为牵动人心。
作者对于人物性别的关注是理解作品的关键。创作这部作品时，斯坦贝克正在阅读与母亲原型有关的书籍。两种类似启蒙导师的关系在书中颇为引人注目：乔德妈与罗撒香以及凯绥与汤姆。在苦难生活中，乔德妈和罗撒香逐渐表现出的坚毅品质表明了旧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人格的转变，不仅耐人寻味，而且意义深远；而101
斯坦贝克这部史诗般的作品，简言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普通民众敢言敢行力量、而并非他们深思熟虑能力的认同。作家并没有把失意中的人们塑造得死气沉沉，而是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现了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勃勃生机。从很多方面来看，让所塑造的人物直抒胸臆而非思考推理，是作家在《愤怒的葡萄》的创作中的一大亮点。斯坦贝克致力于并最终找到了这样一种创作模式，向这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迎接新生活挑战的人们致敬。而他本人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让人们关注到事实真相，情况就会随之转变，生活状况最终也会发生转变。他坚持在小说第一版的结尾印上朱莉娅·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而《愤怒的葡萄》一名正是取自于《共和国战歌》。作品中深深蕴涵的斯坦贝克的忧国忧民之情至今仍然扣动着观众和读者的心弦；作家对世道不公的“怒吼”也仍旧让读者心潮澎湃。正如作家在结尾处的点睛之笔：“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4]364而这“收获时期”指的就是革命和转变。
斯坦贝克的诺贝尔获奖感言是他创作价值观的最佳概括：“作家有权宣告人已被证明具有达到心地与灵魂伟大的能力
[参考文献]
.Forum，1939（11/19）.
[2] John Steinbeck to Elizabeth Ot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16.
.Muncie，Indiana：Steinbeck Research Institute，Ball State University，1988：35.
[4] [美]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 [美]沃伦·弗伦奇.约翰·斯坦贝克[M].王义国，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22.
[作者简介] 曲鑫（1977— ），女，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和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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