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电影经过八年的实践，越来越明确了它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定位要与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它肩负着电视媒体的宣传责任。它的观看对象是电视的观众，但它又要有电影的品质，除了需要躲避屏幕不易表现的宏大场面和超惊奇的视觉效果外，其艺术指标无异于电影。这些限制和要求构成了电视电影艺术形态的特点。
为此，电视电影精神品质的基石需要是现实主义的。
八年来的900部电视电影，80%选择了现实题材。然而，现实题材并不意味着具有现实主义的品质。2006年完成的110部数字电影（非电影频道出品）中，有不少选材于现实生活，然而却脱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实际生活，去书写极端个人的欲望，或者在描写表面生活现象的同时，用贵族的眼光去歪曲生活，无病呻吟，这是伪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创作者按照生活逻辑去真实地反映.再现生活，去掲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生活的内在联系。要求创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去拥抱生活，关注现实社会的变化，关怀广大民众，尤其关怀底层民众的疾苦。电视电影大量的现实题材影片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现实主义品质。尤其是一批优秀的农村题材影片，真切地描浍出中国农村在改革大潮中的各种变化，书写了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化过程中，农民经历的兴奋、困惑、希望与挑战。比如《公鸡打鸣，母鸡下蛋》、《上车，走吧》、《乔二中彩》、《说话算话》、《牛贵祥告状》等等。
关于电视电影的现实主义品质，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电视电影需要有生动、新颖的故事，情节不仅要有社会性，能引起观影的欲望，还要有节奏强度感和情感的浓度。这就需要创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对生活有所发现、有所见地，进而经过艺术提炼,构成典型的矛盾冲突。
《法官老张轶事》系列，四部四个独立的故事。正是编剧赵冬苓在农村生活中，发现了中国农村走向法制社会存在的多种复杂矛盾和剪不断的人情关系。影片通过四个农村故事，尖锐地揭示出法与情感、法与道德、法与伦理的冲突。生动地让我们看到当下农民在陈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激烈的撞击下，承受的思想、感情的震荡。影片涉及到新的生活矛盾，新的人际关系的变动，新的心理状态，具体地展现出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路程，具有着真实的国情特点。四部影片还预示出农村现实发展的趋势：为建立法制社会，农民必然要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裂变。影片对于农民落后、愚昧的陈旧思想，在理解、同情当中给予严厉的批判，正是由于影片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才提升了思想的力度。也正由于创作者对农民的爱，使影片蕴含着可贵的人道情怀和草根情结。
无论以个人视角书写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的《江孜1904》，还是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个人命运的《王长喜来了》，都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观照生活，而使影片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艺术的真实。
现实主义创作使电视电影再次印证了真正的深刻只能蕴藏在生活之中，只能蕴藏在普通人的人生当中。从生活中提炼出典型化的矛盾冲突，才能使影片贴近生活又超越生活，达到审美的髙度。
第二，电视电影的叙事要以人为中心，要把刻画人物性格放在首位，唯有生气鲜活的人物才是故事的灵魂。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法官老张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编剧为他设计了特殊的身份——穿上制服是法官，脱下制服就是摸锄把子的农民。这个身份来自于现实农村，来自于创作者对当今农民生存状态的一种直接感受，经过艺术典型化，老张有了独特的性格。他作为农民和乡亲们有着扯不断的感情，对农民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又是执法者，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尊严。老张周旋于农村里大大小小的纠纷、争端当中，编剧致力于在社会矛盾的焦点上掲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张法官在情与法之间，承受着尴尬、困惑和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张法官的性格是中国农村转型期中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具体形象化，他经历的思想变化也是当今农民接纳新知获得的精神蜕变。
再如，《曾克林出关》里的曾克林。创作者在真人真事原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巧妙的艺术虚构，运用众多鲜见的细节和场面，把作为军人将领的胆识、智慧和作为普通人的率性、鲁莽融为一身，创造了“这一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典型曾克林。他的艺术魅力，正如齐白石关于绘画的论断，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电视电影在屏幕上树立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爱牛如命的牛老栓（《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农民理想主义者刘百刚（《飞》），抗日小英雄何远山（《狩猎者》），新型农民牛贵祥（《牛贵祥告状》），农村放映员王长喜（《王长喜来了》），商品经济冲击下人性扭曲的庆来（《烩面馆》)，封建陋习的牺牲品阿秀（《为奴隶的母亲》）……他（她）们无一不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的发现，对于生活的艺术提炼。唯有发挥了创作主体的想象力，才可能创造出生动的人物性格，这些人物形象接近夏衍先生曾说的“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艺术境界。
第三，现实主义在电视电影中不断拓展视野，努力发挥电影的特性。
朴素、自然的写实手法往往是现实题材运用的表现技巧，然而在电视电影中除那些写实性的正剧外，也出现了取材现实生活的故事，却突破写实的局限，寻找到形式与内容和谐的表达方式。例如《飞》，是依据农民自己制造飞机的真实事件写成的剧本。导演准确把握住人物思想的基点，运用电影光影、色彩的变幻，注入浪漫、唯美，甚至是荒诞的技巧，彰显出现实人物追求梦想的题旨。又如《狩猎者》，在镜头运动、节奏变化中，使简单的少年抗曰故事，增添了视觉效果和传奇色彩。活泼的动画片段使《警花燕子》为现代的警察生活注入了青春和浪漫的气息。我十分赞赏三个草原藏族小孩渴望进京上学的主旋律影片《天籁》，它运用抒情的散文化叙事技巧，传达出丰富的时代信息和暖暖的沁人肺腑的诗意，谱写了一首浑然天成的草原新曲，令人回味无穷。这些影片的创作技巧已然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技巧，创作者自觉地运用多种艺术风格、表现技巧拓展了影片的思想意蕴。
八年来电视电影在现实主义的统领下，努力达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美学观的统一；它通过题材多样化的创作实践，基本走出了狭隘认识主旋律影片的观念，创作了一批“三贴近”的影片，为屏幕带来了讴歌时代，积极、健康的风采。电视电影面对那些丢弃先进思想、躲避崇高、价值观混乱的胡编滥造违背生活真实的影片，真正能够担当起提升大众精神境界，陶冶情操，提高人们审美水平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族气派结合的中国电影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从以上角度观照电视电影的创作现状，我们还需找出差距。比如：虽然选材向现实生活靠拢，但情节构置却回避现实矛盾，惯用的圆满式的结局，实际是用所谓的理想来粉饰现实。创作者直逼现实干预生活和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尚有不足。书写英模、先进人物的影片，往往更重视题材的意义，而少有塑造人物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形象跟不上思想，主观意图胜过对生活具体的表现，致使影片难于摆脱宣传意味。又比如：对于人性的挖掘、剖析停留在浅层次，缺少锤击灵魂的撼动力。再比如：有的^片对生活有所发现，题材独特，情节也新颖，可是由于缺乏对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和艺术技巧的探索，使影片拘于传统范示、中规中矩，缺乏艺术的灵气和神采。
希望电视电影的创作者们进一步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解放思想，破除一切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陈旧观念。在当前精神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潮中，电视电影以响亮的品牌继续坚守精神家园，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不可缺少的文化产品。
本文作者：任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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