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关于律师的会见权利和自由，近几年有扩大的趋势。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了较多的限制，该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论文关键词：自由 限制 监控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2008年6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相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该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律师会见规定，是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修改，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普通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被告），不需经办案机关批准、安排。第二，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的权利，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第三，例外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三类案件须经侦查机关许可。第四，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也适用上述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对律师会见给予更多的自由，提供更多的保障。
看守所为了保障监区安全，根据《看守所条例》、《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精神，在提审室、会见室等处设置有监控系统，通常不但可采集视频信号，而且可采集音频信号，通过该系统，不但可对办案人员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且可对律师会见进行监听。在此情况下，就存在律师会见权与看守所改造监管职责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保障自由会见权的必要性
律师自由会见是保证公正审判的需要。在当前控诉攻击、辩护防御、法官居中裁判的刑事诉讼制度下，要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公平审判，很重要的一环是保障被告人的防御权。为了使这种权利能够有效行使，弥补被告与公诉人之间的法律知识差距，刑事诉讼设置了辩护人制度，使被告除了能自我辩护以外，还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律师要发挥辩护职能，必须了解案件，但律师在受委托之前并没有参与案件，要了解案件，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与被告会见。因此，保障被告与律师的会见交流权是辩护权有效行使核心要素。尤其对于被关押的被告，仅能以会见或通信与律师联系，此时会见便是最直接、最基本沟通方式。可见，只有保障在押被告与辩护律师会见的权利，被告才能充分准备进而有效辩护，刑事诉讼程序才能达到公平审判的要求。而会见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保障会见的自由，使律师与被告能充分交流。具体而言，被告与律师的自由会见可以实现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要保障会见环境，确保律师全面了解相关案情。会见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被告从外部收集有利的证据；二是律师获取更多的案件信息；三是被告和辩护律师商量拟定辩护方案。要完成这些诉讼行为，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会见环境，使被告能毫无顾虑地向辩护律师陈述事实，从而使辩护律师尽可能对被告的个性特征和案件事实加以了解，并拟定辩护对策。如果被告被现场监听，或者担心与辩护律师间的沟通可能遭人窃听，会见的内容可能成为日后不利证据，即不敢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由此辩护律师就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保障被告与辩护律师的自由交流便十分必要，应容许被告与其律师之间建立一个“秘密的领域”，被告与辩护律师可以在这里充分进行思想的交换，国家公权力机关原则上不得予以禁止或限制。
二要使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侦查行为，监督侦查机关行使权力。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双重价值，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得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强迫被告自证其罪。特别是在两个“证据规定”的要求下，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据此，辩护律师在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时，还要了解侦查机关取证是否合法，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同时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使其免受侦查机关的侵害。通过这些了解，被告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当侦查机关对被告有侵害行为时，辩护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及时为被告提供救济途径，这就更进一步使侦查机关的权力受到监督。
三、限制会见权的必要性
限制会见是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和监区安全的需要。限制在押被告与辩护律师的会见，是指被告不能与辩护律师自由地进行交流。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押被告与律师的接触交流行为不被完全允许，如在一定情形下禁止双方会见；另一种是在押被告与律师的接触交流中受到一定的干预，如双方会见时侦查人员或监所人员在场，监听、窃听双方的谈话内容。限制会见权的主要依据是：监所出于监区管理的目的，负有维护安全，防范羁押被告实施自杀、脱逃等责任；同时，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要防止被告毁灭证据或串供，或使案件受到外来的不法干扰等行为。在此情况下，看守所为防范于未然，迫使被告遵守纪律，对在押被告与对外交流的权利进行限制也十分必要，被告拥有完全不受限制的会见交流权也不现实。由此可知，一方面，在押被告与辩护律师之间的会见，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关键，而另一方面，基于监所秩序管理与刑事程序保全，又不得不对这种会见予以限制。这种自由会见的辩护需要与限制会见权的监管要求之间的冲突，要求明确两者的程度，实质就是律师会见在何种情形下才可进行限制，什么情形容许使用哪些限制手段?一般来讲，律师会见并不必然妨碍监管，也并不必然妨碍刑事诉讼程序，或给社会带来威胁，因此，通常情况不应该限制律师会见，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限制律师会见。这样，保障会见自由应是原则，限制会见应是例外。
四、相关法律规定及应采取的保障措施
（一）当前国际通行的规定
对于律师会见时自由及其限制，当前国际通行的原则是“眼可见而耳不得闻”，即辩护律师与被告会见时，仅可以监看其过程，而不可直接或间接听闻其内容。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
（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如上所述，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设置了较多限制，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会见可以监听。但《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律师会见被告时不受监听。首先，办案机关包括侦查机关不可以在律师与被告会见时再派员在场；其次，也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监听会见时双方的谈话内容。其二，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与在押的被告会见时，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向被告进行核实，必要时还可把有关物证、书证的照片或复印件出示给被告，让其辨认。这意味着我国将正式确立“眼可见而耳不得闻”原则，律师会见将不得监听，律师会见交谈内容将不受干预，律师与被告会见时将有一个秘密的空间。
对于会见限制另一面，即是否对于任何案件在任何诉讼阶段均可会见，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3款对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是考虑到该三类案件的特殊性，要取得侦查机关许可的文件后才可以安排会见。
（三）落实法律规定的的措施
律师会见不受监听已经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那么根据规定要求，只能监视会见过程，而不能听闻会见交流内容。然而，为了确保安全和促进侦查规范化，目前看守所在会见提审区域大多安装了同步录音录像系统，在该区域进行的诉讼行为均被录音录像。在此情况下，要保障律师会见不受监听，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刚性不被监听。即对看守所的会见提审区域进行改造，在看守所专门设置律师会见室，在会见室内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只采集视频监控信号，不安装音频监控设备，不采集音频信号，从而在技术上保证“眼可见而耳不得闻”。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但要设置专门的会见室，对看守所现存布局可能需要进行一定的更改，对看守所的设施提出了一定要求。
二是柔性不被监听。即在会见室保留同步录音录像设备情况下，以法律规定会见谈话内容的消极性后果，即规定不得将会见室录音内容作为证据使用，不得以此及其衍生的证据作为对被告或辩护律师不利裁判的依据。否则，“不被监听”不但不能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还可能成为侦查机关取证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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