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可以将“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分别概括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由此共识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是一种“以人为镜”的哲学，而“天人相分”的西方哲学是一种“以自然为镜”的哲学。但正如中西哲学是否能够进行比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样，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区分也是一个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更别说中西哲学以人为镜和以自然为镜的区分。倘若如此，我们的讨论将没有必要进行，但中西哲学比较在中国作为一门显学，似乎已经历经百余年而不衰，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她作为“弱势文化企图通过借鉴强势文化而增强自己的生命力”k的学问，倘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有的我们本来就有，或者，我们自己比别人更高明，这绝对不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初衷。因此，从总体上对中西哲学的特点进行把握区分，并以此找出我们的缺陷，找出西方哲学能够为我们所借鉴之处，当是本文之分析的最根本目的。
一、以人为镜：中国哲学的内在特质
在认识论上，中西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人(自身)为镜，而西方哲学以自然(“他者”)为镜。中国哲学以人为镜有两个方向：一是以自身为镜，关照自身;二是以自身为镜，关照自然。这源自于中国人对自身精神安顿的思考，前者是自身对自身的道德沉思，代表了中国人的入世精神，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后者是自身对自然的道德观察，代表了中国人的出世精神，以道家学说为代表。出世与入世，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邓晓芒说：“中国人更多地把镜子用来比喻人心而不是外界对象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面，人心更多的是一面镜子，老子“涤除玄鉴(览r，[4]P2即是将内心打扫干净，像一面清澈幽深的镜子，才能反映出自然的本来面目。在中国人那里，镜子的作用是用来反映世界(包括自身玄览”万物(包括内心)，呈现宇宙本体(“理”和“心”或“真如”)的，即是说，镜子本身是看不见的，在镜子中看见的都是对象，人们从镜中反映的对象得知镜子的存在，但却并不能把握那独立于一切外界事物的镜子实体的形象，因为镜子本身并不反映在镜子中。
入世的儒家学说一开始便是一种道德沉思，孔子讲“仁”，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5]IP143)仁的具体条目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卿143)这里讲到实行仁的方法，要“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的规范，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就会认为他做到“仁”了;求仁是完全自觉的，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赖他人;求仁必须在视听言动方面符合礼，“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这些求仁的做法是从“仁”出发对人内心的一种关照，“仁”是内心道德理想的幻化，而又反过来关注和约束内心。
与儒家相反，出世的道家提出“道”作为最高的范畴。“道”既是世界的统一原理，又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它源自于内心，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先天地而存在，是万物的根本、宗主;它不依靠外来的力量，不停的循环运动。但就是这么一个源自于内心的“道”，产生了天下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P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这种生成观，充分展示一个从内心出发的“道”，是如何关照自然，从而生发人和自然关系的。
无论是“仁”还是“道”，它们都是从自身出发，以自身为镜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维模式的两个方面——从自身出发关照自身和从自身出发关照自然，从先秦开始，却不断的相互交织，使得历经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中国哲学，能够将儒释道相融合，提出“我心”(自身)和“宇宙”(他者)同一的关系。王阳明即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严1?167)他的意思是，“我心”并没有它自己的不同于宇宙(包括他人)的本体，“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从而将“我心”和宇宙合二为一，那么，“心犹镜也”，[6](32)心成了_面镜子，所以“心无体”。
因而，邓晓芒说：“在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种要从根本上把客观世界当作镜子来反观自己、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努力，而总是看见把人的内心当作平静的湖水，如同明镜，一切涟漪和波澜，一切欲求和冲动都不是‘本心’，而是对本心的干扰和遮蔽，真正的本心是虚静、‘无事’、‘空，。因此只有专心内向，守静抱_，屏息朗照，才能获得宇宙的真谛。”
二、以自然为镜：西方哲学的传统特征
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相反，西方哲学一开始就以自然或“他者”为镜，这里讲的“他者”，泛指与人的“本心”相对立的外界对象，最直观的是自然，包括“他者”人和“他者”物，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与“本心”相对立的人自身。
西方哲学以自然为镜的特征从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便具有了。自然哲学家们将自然世界当作哲学观察的对象，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外界现象中寻找确定不变的本原，以致于在哲学思考中迷失了自己。古希腊最早的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似乎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隐喻。传说他因痴迷于观察天象而忽略了脚下的土地，跌入到了一个大坑中，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但他倨傲的说，哲学家只是因为过分关注自然才忽略了自己，他们要想发财容易的很，便利用观察天象的结果租下了大批的橄榄作坊，结果第二年橄榄大丰收，他出租作坊发了大财。[7]比泰勒斯稍晚，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的抽身而去，似乎更能代表中西哲学路径的彻底分离。传说赫拉克里特是一个王位继承人，但是他认为，搞清楚_个问题胜于当国王，便逃离王国，遁入山林。[8]但风吹木叶，沙沙有声;曰落月出，阴晴恍惚，影响了他潜心思考哲学问题，他便自刺双眼、自毀双耳，以不受外界影P向。这些传说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一种“出世”精神，这种精神摒弃内心观照而追求外在本原，拒绝道德构建而致力形而上学。
古希腊哲学是这种形而上学精神的源头。对本原的认识由“水'“火'“土气”渐渐发展到“存在'“being”、“逻各斯”，在巴门尼德提出“存在”(being)这个划时代的概念以后得到提升，西方哲学从此进入一个认识“他者”的时代——本体论时代。存在(Being)跃升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Being从此作为西方哲学之镜，关照着西方人的生存形态。
三、现象学：将自我建构为“他者”与孤独“他者”的意义
早在胡塞尔以前，笛卡尔就要求在生命中返回自身，通过自身摧毀所有现存科学信念，并凭借向诸我思活动(cogitationes)的自我回溯，确立自己为唯一绝然确定之存在者的自我，并以此出发去构造出一个世界。然而，胡塞尔却认为，此时世界的此在是一种无法保证的东西而不得不被判无效，因为在此存在着一种无法统一的意指。因此，胡塞尔说：“对于我来说，那种世界的所有(Weltall)——就是所有自然存在的东西——只是作为由于我才具有它当其时意义而有效的东西。，’[11]P4)他沿着笛卡尔的路径继续前进，这种前进从将所有在先给予我们的存在信仰都判作无效开始。他说：“如果我超出这整个生活，并且中止任何一种直接将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接受下来的存在信仰，如果我仅仅将我的目光指向这个作为关于世界的意识的生活本身，那么我便获得了自己，作为纯粹自我连同我的诸我思活动的纯粹流动。”[11]IP7)这里，胡塞尔超出生活(站在生活之外)，把生活本身当成了一面镜子，然后在中止存在信仰和关注生活本身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获得纯粹自我，即纯意识意义上的自我，而且他认为：“我所获得的我不是有点像世界的一小片东西，因为我已经将世界普遍地判作无效，也不是具体化为单个人的我，而是这样一个我——正是在其意识生活中，整个世界和我自己作为世界客体、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人，才获得他的意义和他的意义有效性。”[11](P7)
“我”成了胡塞尔将世界判作无效的客观效果，“无论世界是否存在或者无论对此有何决断，我和我在我的存在有效性(Seinsgeltung)中的生活始终没有受到触动。”[8]_胡塞尔对“世界作为从我之中和在我之中获取存在意义的世界而驱逐出我的判断，的行为，就是一个排除“以我为镜，’的认识论方法的行为。伴随着世界的无效，“我”也暂时的失去了客观的意义，但世界的无效正如镜子履行反射的功能而失去了镜子自身的存在一样，这样_个“我”却存在于意识之中成为了镜子——它伴随世界的无效性而构建起来——的反射对象，“我”在镜子中又重新获得了意义。这样，按照胡塞尔的话说，“一个极为奇特的认识视阈在这里展示出来”，間™“我”以“他者”为镜，反映自身，这种镜像中的“我”先作为认识客体被悬搁判断而丧失意义，又通过镜像构建而返回自身获得新的意义。这样，便完成了这样一种分裂：“先验的旁观者置身于自己本身以上，观看自己，并且将自己看做是先予世界被给予的我;也就是说，先验的旁观者在自身中，发现了作为人类的我思对象，并且在所属的诸我思活动方面，发现构成整个世界之物的先验生活和存在。
四、结语:一种基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的考量
中西哲学认识论上以人为镜和以自然为镜的区分，与中西哲学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向、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密切相关。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之初，处于一种对混沌世界模糊理解的宇宙论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先秦哲学以人为中心讲“仁'“道”，此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这大约是中国人方块字的思维方式易于想象而拙于抽象，中国人的语言形式缺乏系词②[12]的原因。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语言形式由于其语法体系的规范而分离出一个Being，此分离的另一个后果是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使西方Ontology的思维方式具有了一种“名不符实”的特征，抽象思辨可以从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而在纯粹的概念王国中进行，并使数学等具有抽象逻辑性的精确科学成为可能，从而催生了近代意义上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诸科学，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哲学为科学奠基。
镜子的作用是使我们在反观的过程中能够清醒的认识自身。当我们以自身为镜而不断的反求诸己之时，我们的思维将永远停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考量中。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长于伦理道德有什么不好，而是说，我们缺少了以自然为镜、以“他者”为镜的思维方式，这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传统中已经逐渐作为一个缺陷而显露出来。在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接触遇到的雪崩式坍塌迫使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怎么办?我想今天，引进西方认识论来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引进新鲜的血液以激发我们传统文化再生的可能，从而将中国文化导向哲学为科学奠基的方向，将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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