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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注释春秋(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

2022-11-23  本文已影响 1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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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 时代 的 历史 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故不得不担心“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 内容 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同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不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为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认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捧“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不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相互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代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过其高足弟子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广泛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了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首先,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首先,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 问题 。—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然而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与其他著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否则,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其次,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弊端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全是史官例行公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同样隐讳了“实召天子”这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同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同样可以看作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 自然 更是“圣人不敢”了。难道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认为,这《春秋古经》很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原本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大概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实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我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门徒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大夫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年,孔子尚未出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闻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门徒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大夫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这个“闻之”,同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野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蹂躏。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幼童,故这段“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入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收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这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弟子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认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左传》体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 总结 为政之务: “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信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如果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倾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 问题 (因左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 影响 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特别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深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不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写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全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写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抬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甚至吹捧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三) 《左传》的 哲学 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尽管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 历史 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倾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未尝废人事也” (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认为,“当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认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偏见。

(四) 《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根据《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不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此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当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当时历史现状出发,选择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之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在世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大夫,“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不必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 (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篡夺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当时孔子尚在世,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不必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况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 时代 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代尤甚。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闻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于《左传》,倒是很恰当的。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代特色。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元代《春秋》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代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代。

(五)《左传》国、,地域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记事,以晋、鲁、楚最详,宋、郑,齐次之,其它还有卫,吴,陈,蔡、曹,燕、秦等国。唐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册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三传得失议》)其中晋、鲁、齐、郑、周、吴,与《国语》史料相同者甚多,当为得之各国同一史料来源,秦、燕之事附随晋史而生,似无独立国史来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曹、蔡,卫这些在中原无足轻重的小国,一般史官是不易予以注意的,为何也能占有一席之位呢?尤其是有些史事似非得之正史,如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淫乱之宫庭丑闻,皆“表其衵服戏于朝”的淫秽场面,似得之野史佚闻,说明作者曾到过陈。而文中写陈大夫泄冶以劝谏此事而被杀,又恰恰附写了孔子对此事之评论,“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治之谓乎?”正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程度。这个“闻”,透露了孔子搜集遗闻的消息。

如果将此情形与孔子生平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奇妙的联系,凡《左传》记载较详细者,也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的国家。太史公说孔子“三十岁,盖见周藏室史老子云”,随即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鲁定公十四年,从鲁司寇退位后,出游各国达十四年之久,先后适宋、卫、陈、蔡,楚等国,二度过宋,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各盘桓三年之久。又冲破陈、蔡大夫的重围,应楚昭王之聘亲赴楚国。太史公说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恰可与之印证。

《左传》对楚国——这个远离中原,与周朝殊少讯问的“南蛮”——其史实却记之甚详,笔者认为,它与孔子的赴楚必有直接关系。从《左传》记楚史时的许多语言称谓可知,许多史料直接引自楚史,如齐楚召陵之盟中,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不谷”为楚国的国君特有的自称。另一尤为明显的例子是,中原之史如鲁《春秋经》中称楚国国君,一律称为“楚子”,但《左传》中却有时称“子”,有时称“王”。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后者是直接引自楚史而习用其称。如《左传》鲁庄公四年记曰: “四年春壬三月,楚武王荆尸……“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槁木之下”。从行文 内容 、笔调、语气看,这一段来自楚史原文。又如庄公六年《左传》记:“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伯棼射王….”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前面是作者撰写,故称“子”,自“伯棼射王”之后,皆录自楚史原文,故称“王”。

据宋人程公说《春秋左传分记》九十卷,其“世家”四十四卷近千页,其中晋史六卷199页,鲁六卷168页,楚四卷112页,郑三卷110页,齐三卷82页,宋,卫,周,吴、秦、陈、蔡各一、二卷。这些国家除秦,燕,吴三国外,其余各国正是孔子亲身游历过的,这恐怕不能说它仅仅是巧合吧?

(六)关于《左传》最后部分对仲尼生平事迹记载及其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自鲁昭公之后,有多处记载孔子及其门徒的事迹,多似出于后人之补笔或续笔。《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重时,向人介绍孔子家世,预言:“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嘱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此年孔子方十七岁,说与何忌尚未生,其师事孔子在昭公二十四年。把十七年之后的事提前写于此,事理不通,荒诞突兀,明显是后人插入之笔。

又:昭公十七年《传》记:“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这一段记载,与《传》中习有的“仲尼闻之曰”语气一样,且插入于此,显得前后不接气。因为在此前,除了上文引的孟僖子预言孔子将为“达人”外,别处都没有提及孔子生平行事,在此后面又无下文的交代,这里突然插人“仲尼闻之”扦格不通。

《左传》定、哀之后,记载孔子师徒着墨增多,而且对孔子的称呼也不同于前,时而直呼为“孔丘”,时又称为“孔子”或“仲尼”。且有多处记载同于《论语》,似出其门徒之手。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齐鲁之战, “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

《论语》记: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又《左传》哀公十四年:“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论语》:“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二者从事实到对话都大同小异。很明显,《左传》这些记载,出于门徒或其他后人手笔。

四、从孔子生平看“孔子作《春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几点:

(一)从时间上看孔子立志作《春秋》,是在“为鲁司寇”碰壁之时,即在鲁定公十年至十四年间,时年五十至五十五岁。由于 政治 主张行不通,决定著史明志。随即历游卫,陈、曹、宋、郑、楚、蔡等国,直至鲁哀公十年才返鲁,历时十四裁。此后到去世的六,七年,是孔子的集中著述期。这样看来,孔子作《春秋》,从酝酿,搜集史料到著述成书,前后长达二十年以上时间,而非如许多人所说去世前两年才开始执笔。

(二)孔子作《春秋》,有明确的创作宗旨:“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史记》“索隐”案:“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这就否定了所谓通过“一字之褒贬”阐发“微言大义”的说法,排除了孔子修“春秋经”的可能。而众所周知,“春秋传’正是以史实释“经’著称,披露了大量被“经”所隐而不书的史实,这与“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的说法正相吻合。

(三)从体例规模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则内容之繁富,亦非“经”可比。总之,孔子作“春秋”,历时数十载,内容“深切著明”,是“借史见志”之书,决非“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从孔子的生平看,他久有借史以立世垂名之志:“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 (《孔子世家》)。他曾广泛地收集各国史料。“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太史公的一再称述中,透露了孔子熟读各国“记”的侧影。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世家》)“信而好古”的孔子深感 文献 不足,故从退位于鲁司寇,立志作史之初,即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游历,亲赴异国蛮邦,广征史料。

在此之前,孔子十七岁时,听到异域来鲁的郯子谙熟古史,谈少皞帝以鸟命官之事,立即“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然。”孔子后来赴齐、宋、郑、卫、陈、蔡、楚等国,目的正在征集史料遗闻。他二度过陈,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盘桓达六年之久。司马迁说他“厄陈蔡而作《春秋》”,说明孔子游历目的是作史,而非干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楚国之行,对他写“春秋”影响颇大。楚国尽管地处南蛮,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中,不止一次有周朝官员带图籍流亡到楚。《论语》记载,周衰时,“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微子》十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奔楚。”孔子赴楚,正是在此之后二十年。楚国在春秋时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中申叔时论傅太子,就提到“教之《春秋》、”《世》、《诗》、《故志》,《训典》等书。《左传》鲁昭公十二年亦提到左史倚相善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楚国典籍之富。又,从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话里,不难推测,楚国史籍不仅种类繁多,富有民族特色,而且文笔富艳。这一切,无疑是吸引孔子赴楚的巨大动力。加之楚昭王对孔子甚为器重,不仅兴师去迎,还准备封书社七百里。今天我们看到的《左传》对楚史记载特详,当非偶然。它与孔子的楚国之行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正由于孔子出生入死的广征博搜,使他得到为周鲁史官所早已佚失的史料,填补了《鲁春秋》所亡的大量阙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孔子的《春秋》之所以被太史公称颂不迭,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旷代持久,孔子作的“春秋传”到司马迁后失传,而唯刘向所见的经过左氏评点(加“君子曰”“仲尼曰”之类)的《左氏春秋》传世,于是孔子作史之迹被埋没。笔者不自量力,愿为孔子作《春秋》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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