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专制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考试名额和项目的增加，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府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扩大，官吏也越来越多，另外由于还有“恩荫”、“磨勘”等得官和升宫的途径，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官员冗滥，三五人同任一职，遇事互相推委，不负责任，行政效率极低。官员过多，必然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争权位，“凡今任官，贵在科名”(《李靓集》)。斗争剧烈。冗官冗员消耗国家大量的财物，这种弊端，促使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对此，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之时就已经提出要“精贡举”，但“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科举改革也落得了“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四七》)”的悲惨结局。二十五年以后，王安石沿着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看来，造成无才可用的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相应的办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认为，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这种规律就体现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环节之中。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医学设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生员总额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为方脉科;一科为针科;一科为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医学学生不仅学习医学经典，还须医治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和各军营将士的疾病。这作为年终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
3.选择教材，更新教育内容
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王安石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围绕培养目标选择教材。改革和选择的标准是:“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传统的经书要有选择，其中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周礼》、《书》和《诗》。熙宁六年(1073)，神宗下诏“置经义局……命王安石提举”(《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训释《诗》、《书》、《周礼》三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通过神宗的批准而于1075年颁行于学校中，作为学生必读教材，以后太学和州县之学都用它作为主要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在五十年间几乎支配了整个教育文化部门。但是，从《三经新义》的残留部分《周官新义》来看，它实际上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表述。这样，学校中立《三经新义》，也就是把他的政治思想灌输给生员，从而达到利用学术为变法服务的目的。而客观上《三经新义》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确实起了相当的影响，朱熹对古代经典的诊解讲说，便曾多加采择，不得不称“王氏新经尽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三》)
从培养应用人才来看，王安石的这一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王安石废除各家传注，把自家“经术”作为士学的唯一教材，有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性质，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这一点连对王安石评价极高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批评说:“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自汉武帝罢默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梁启超.王安石传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页。)
4.创立“三舍法”，实行育用一体化政策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对学校养士育才曾有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到宋代，学校育才和科举取士的矛盾显露出来，形成了重科举轻学校以及学校变为科举附庸的不良风气。王安石针对这种状况，主张“取士皆在于学校”，于是在太学中实行“三舍法”，试图使科举与太学学习并于一途，平时实行考核，定期升降，上舍试合格直接授官，以解决学校教育与科举取才的矛盾。事实上“三舍法”虽不能简单地取代科举考试，但它却反映了王安石企图将育才与用才一体化的思想，具有创见性。
二、养之以性
养之之道，即栽培扶植发展人才的方法。养含有教育、培养、造就人才之义。王安石将教和养作为陶冶人才的两个并重环节，是有深刻含义的。教，重在学校对未成才者的知识、技能教育，强调育才以学;养，重在朝廷对已为官者的道德思想的培养，强调养才以护。
王安石的养之之道是以其自成一家的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石的。王安石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解释人性，认为，人性归根到底是人这一具有特殊结构的物质的自然本质。他在《洪范传》中说，“好恶者，性也”。又在《性情》篇中解释说，“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在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可见，在王安石看来，性只是反应外物的本能，是生理上的要求，仅仅具有“善端”或“恶端”;情是感受外物所发的情绪，没有外物的刺激，则情不动，情不动则善恶不形。因之，性作为生命的欲念无所谓善恶，情作为理性的行就有“动之当与否”(《王安石全集·性情》)，便有道德上的善恶之分。由于王安石把人性看作是人的形气所具有的自然本性，视作人的生理要求，因此，他认为满足人们的衣食要求是尽性的前提，“衣食所以养人之形气”(《王安石全集·礼乐论》)。而养人之形气就是“养生”。
养生才能“尽性”。他希望统治者应满足人的合理欲望，否则，“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但是“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礼乐所以养人之情也”(《王安石全集·礼乐论》)。基于上述人性论的理论，王安石直接推出了以下三大养才方法。
1.“饶之以财”，以养廉
王安石在分析北宋官吏贪污腐败的原因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说，一般官吏都要搞他业才能维持一家生计。这就迫使不少官吏把心思用在“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餐，乞丐，无所不为。更有甚者，“委法受赂，侵牟百姓”(《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样，人的自尊廉耻之心都没有，怎么保证他能为官廉洁奉公呢!在此，王安石实际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利养廉的观点，否定了“贵义贱利’、“去利存义”、“轻义重利”等正统儒家道德修养论。他主张增加各级官吏的傣禄，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离于贪鄙之行”(《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样，各级官吏就会保持“矜奋自强之心”，勤于治道。王安石的这种双赢政策具有目标协调的管理思想火花。
2.“约之以礼”，以养情
人在满足一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后，往往又会产生更高的欲望，所谓“欲壑难填”。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奢为荣，以俭为耻”，从而使“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廉耻之心毁也”，这同样导致坏才败德的局面。因此，王安石主张对人才先富之之后，还要以礼来节制约束。礼乐的作用在于“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王安石全集·礼乐论》)。即规范人的道德行为，调节人的情欲。“约之以礼”意在如此。
3.“裁之以法”，以止恶
王安石认为，礼乐的作用在于教化人性，但是对那些“不帅教”、“不循礼”、“不任事”的官吏则应严立法治，裁之以法。若能严之以法，最终结果能达封“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官吏不仅不敢违法、而且自觉守法，遵循规矩，止恶成器。显然，这具有“以刑去刑”的法家法律思想。因此，王安石把“裁之以法”也作为“养之之道”。
王安石的养才三道，实是养利崇义理欲观下的人才栽培扶植方法和价值选择。它既正视人的合理利欲，又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防止利欲“泛滥”。这种利、礼、法互为用的人才管理思想，比起同时代的理学家所主张的“存理灭欲”的德治论更具有合理性，是对先秦以来隆礼重法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取之以事
取之之道，也就是发现、选拔人才的方法。它是保证善用人才的前提。“兴化致治，必侯得人;求贤审官，莫先慎审。”因此，王安石把“取之之道”作为“世之急务”(《王安石全集·取材》)。如何选拔人才?王安石认为:
1.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即想不想求才用才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认为，选才首在识才，如汉武帝曾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资治通鉴·卷十九》)王安石并不否定知人之术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君主是否重才爱才更为关键。他在《材论》中尖锐指出:“广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而北宋时期人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上之人”不欲用人，思想上不重视人才，从而导致人才被压抑、埋没。王安石的这一观点可谓是抓住了人才选拔的根本问题。
2.要取真才必须改革陈旧落后的选官制度
北宋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取士:一是科举，二是“恩荫”。王安石从其取士之道出发，认为当时的取士制度已弊端百出，根本不能选拔真才实学之士。
对科举制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公开批评说，所谓“茂才异等贤良方正”，其技能不过是“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而进士的本事不过是“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其间虽也有一些真才实学者，但不肖者也比比皆是，他们“苟能雕虫篆刻之学”，可以进至公卿。至于真正的“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却“细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因此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地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罢除明经科，增加进士科名额，但进士科考试罢诗赋、贴经、墨义，试以经义，另立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应该说，王安石对当时科举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改革的办法也是经周密思考的，基本上是可行的。但试以经义也不过是代圣人立言，使士人摆脱一种栓桔后被另一条锁链缚起来。经义取士到明清时演变为八股取士，正是这种瘤疾的恶性发展。
关于北宋的恩荫制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抨击它为“乱亡之道”，“恩泽子弟，序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况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在这种恩荫制度下，官僚子弟“充塞锉曹”，“板结”政权，真正“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由于孤寒出身，困于无助，不得入选参政。因此王安石辅政后果断改革恩荫制度。
王安石在取之之道中，首先力主破除旧制度对人才的禁锢，反映了这位政治家对选才之道的远见卓识。
3.正确选才，必须完善荐举制度
王安石在批评科举制度和否定恩荫制度的同时，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根据历代择人之方，王安石对完善荐举制度作了以下构想:
第一，“博询众庶”。荐举是宋代重要的举官制度，它有利于破格选材，“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文献通考·选举考》)。但荐举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如一些官员滥发荐章，收买人情，导致所荐不实，而无人推荐，虽政绩优异，也难以升迁。于是，王安石大声疾呼，荐举不能以“一二大臣以为贤而已”，必“博询众庶”，使“国人皆日贤”(《王安石全集·论馆职札子二》)。
第二，面试审察。王安石认为，被推举之人尽管国人皆日贤，但仍未可信用，尚须躬察见，而后用。所谓察见，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解释说:“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审问的内容必须联系实际，通过案例分析考察被荐者的洞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还必须实地考察被荐者的才能和德行。王安石的这种察见法具有“情景模拟”或“案例分析”与背景调查相结合的测评特点。
第三，试之以事。王安石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实践检验人才的理论，不仅明确提出了“试之以事”的识才原则，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以实践结果“事功”作为检验人才标准的观点。他在《材论》篇中曾设问:’‘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答复是:“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这才算真正的人才。就是说，处理事务的实际效果才是检验人才能否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效果来检验人才，不能凭一时一事的实践，而应以较长时间和多事的实践为依据，这又是王安石识才论的一大独特见解。他说:“访问以事非一事、而后可以知其人之实也，必至于期年所访一二十事，则其人贤不肖审矣，然后随其材之所宜任。”(《王安石全集·论馆职札子二》)这种以多事鉴察人才的观点，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论，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为悲，考察人才不能凭一时一事作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政治思想家对如何鉴察和选拔人才曾有不少论述，但是像王安石如此从思想认识、制度改革、方法求实等诸方面进行系统论述的并不多见。其中他提出的推荐、询众、察问、调查、试事的程序化识才选才方法，是对历代人才选拔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创造性发挥，它为后世的人才选拔程序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想模式。
四、任之以能
任之之道，即人才的任用、配置和使用方法，它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效果。如果有良好的教育，科学的取士，但无用人之方，前者的功能仍不能实现。王安石在《材论》篇中比喻说，如果“得天下之瑰材莱智，而用之不得其方”，那么也只能像原本可以制造利箭的“南越之修莽……然而不知其所宜用，用以敲扑，则无以异寸:朽稿之挺也。”所以王安石在研究如何育人、选才之后，进而探究了如何使用人才，即“任人之道”。
1."株量其能”，量才录用
量才录用，这是用人的关键所在。王安石认为，人之材有大小，志有远近，用才要因才而宜。他在《言事书》中说“广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因此，用人必须“蛛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王安石全集·材论》)。使“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佐属”(《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如此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2.“任人以专”，用人以久
王安石对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乱任、滥任时弊深恶痛绝。他在《言事书》中批判严以文学进者，是则“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在王安石看来，一个人一生所学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具备“百官”的才能。如此的用非所长并频频地转岗任用法，至少有五大弊病:一是使人才难以有所作为，也难以考核人才，毕竟人之全能者少矣;二是由于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使人才不知礼为忧、不知狱为耻;三是“上不能狙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四是“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五是“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薄书之弊”。至于“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任人以专”和“用人以久”的主张。任人以专:“使知农者以为后租，知上者以为共工”。用人以久:对“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王安石的这种用人法，应该说是符合用人规律的，用人以专，有利于发挥人才专长，避免学非所用;用人以久，有利于贵人才之有为，避免取容于一时的短期行为。
3.不拘“资序”，破格用人
北宋实行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按资历叙迁。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批判这种升迁制度是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间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由于这种论资排辈的叙迁制度有利于那些资深的庸官俗吏，因而每当“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汕之”，导致“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幼，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这样必然造成贤能高才与无能不肖“亦无以异”的局面(《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此，于安石坚决主张废除这种按资序叙迁的制度，应不拘资历，破格提拔那些“豪杰不世出之士”。
4.委之以诚，用人不疑
疑则勿任，任则勿疑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但是，北宋统治者害怕将相擅权，用而不信，动辄制肘。虚设权位。王安石极力反对这种用而不信的做法。他在《委任》篇中认为，既经明察得其人，就得放胆任之，只有任人以信，方能人亦信之。他力谏最高统治者应学习汉高祖刘邦那种“取其长则不问其短”，“信其忠则不疑其伪”的用人态度。
通过王安石所述的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如上主张，及其所积极推进的各项改革措施，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对于人才的基本看法，即人才应是“经世致用”之才，而这也就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显然，这与《大学》所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目标是有出人的，但这也正体现了王安石教育伦理思想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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