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存在着严重的毁损、淆乱现象。使得许多古籍失去了原来的“模样”，给我们从事古籍阅读和整理造成了困难。考察造成古籍毁损、淆乱的原因，大致有天灾兵燹、政治干预、避讳、作伪、刻印、校注等方面。通过分析这些原因，以期有助于广大古籍阅读、整理者。
关键词：古籍；淆乱；避讳；作伪；勘正
我国古籍之多，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而古籍中存在的毁损、淆乱现象之复杂，却难以用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戴震以《永乐大典》所引《水经注》校近刻本，发现近刻本缺漏者2128字，妄增者1448字，臆改者3715字（1）。近人章钰以宋本及他本《资治通鉴》校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得胡刻本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其中脱文2520余字，关系史实尤大（2）。笔者在考察古书毁损淆乱现象的基础上，寻究出下列原因。
一、天灾兵燹
天灾兵燹是指自然（如风吹、日曝、水浸、火烧、虫蛀）和战争等因素。风吹、日曝造成石刻文献字迹残缺或是模糊不清，如战国时期秦刻石鼓文（十个，约700字），长期曝于荒野达1300多年，唐宋时字迹已有剥落，北宋欧阳修见到时仅存465字，清乾隆时已减至310字，现存仅272字，残缺得已难以诵咏（3）。位于杭州三茅观古园内的青衣泉，刻有距今已一千多年的唐代石壁题记，上书“唐开成五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道士诸葛鉴八分书”二十六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发现时字迹清晰可见，由于自然侵蚀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岩石风化剥蚀，题记现在已漫漶难辨。刊刻于正始二年三月的魏正始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可惜自晋永嘉之世始，屡经崩坏废毁，至唐贞观中已十不存一（4）。
战火不仅使生灵涂炭，而且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隋书·牛弘传》载隋文帝开皇初，秘书监牛弘上书建言广开献书之路时，曾列举书遭五厄：“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
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这些厄难，使文献典籍大部分毁失，残留的一些，亦凌乱不堪，不经整理，难以卒读。
二．政治使然
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控制舆论，障人耳目，往往从文献入手，大肆禁毁。如秦始皇听信李斯谏言，欲堵儒生之口，焚书坑儒。焚余之儒经散乱，造成今古文篇章文字的极大差异，导致学术界经久难息的今古文之争。唐五代图书除毁于战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毁于禁令。《唐律疏议》卷九《职志》中明确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宋代太宗、真宗也曾相继下发禁书诏令，禁止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乾隆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严令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审查，凡遇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之作，便大肆焚毁或窜改，致使数千种古籍被弄得面目全非。
除大规模的禁毁外，还常有一书一文的窜改，如乾隆四十六年图明阿的一份奏折即可说明这一问题。其奏折说：“奴才图明阿跪奏，为恭录勘办剧本，进呈御览事。窃照查办剧曲，昨奴才拟请凡有关涉本朝字句，及宋、金剧本，扮演失实者，应遵旨删改抽挚，另缮清本，同原本粘签进呈；其余曲本，有情节乖谬，恐其诳惑愚民者，亦照此办理……”（5）如此以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掩盖了历史的真实面貌。”（6）
在王权威严的封建时代，文献典籍往往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改，否则著者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明太祖开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者也被处死。清代对文献的禁毁更是超越前代，单是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庄廷鑨《明书》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遊纪闻》案等。清翰林官徐骏在给雍正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挑剔说这“清风”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三．避讳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讲到：“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二千年。”朝代不同，所避之字不同，要求宽严不同。以避讳之风最盛的宋为例，为避宋钦宗赵桓讳，有桓、恒、完、莞、纨、丸、院、皖、垣等四十九字不得用；为避宋高宗赵构的讳，竟有句、苟、垢、诟、购、够、姤等五十五字不能用！王利器在《杜集校文释例》四十三《清人避讳改字》中说：“宋本卷十六《有感五首》之五‘胡灭人还乱',玉句草堂本作‘盗灭人还乱',此清人避讳改字也。……宋本卷第七《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胡骑忽纵横'，《全唐诗》胡骑改贼骑；……同一胡字，恣意改之，竟一为寇，一为贼，一为边也”。因为清朝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忌“胡”字，当时的文献资料，只得更换字眼。类似的还有“明、虏、夷狄”等字。这么一改，既失原义，又失原本面貌，造成众本文字上的差异。
避讳改字，遍及经史子集。改经的如唐石经中的“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无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忧洩”，（7）洩本为泄，因唐太宗名字避世旁。改史的如《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8）狗本应为虎，是后人为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窜改孔氏之语。再如李白《送韩侍御之广德》诗“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泉明实际上是渊明，是为避李渊讳而改。
避讳这种中国“特产”，给文献典籍带来的淆乱，主要表现在文字方面。它给文字造成的混乱程度，较其他原因为重。
四．作伪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中讲：“古人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书假作自己。”作伪有三种目的，或是为了牟取利禄，或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是借助古代名人以抬高本身、本派的身价。作伪的方式有1.伪造佚书。如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二篇”，冒充《古文尚书》，籍此捞取利禄，被汉成帝用为博士。2.假托撰人。如《本草》托之神农，《内经》托之黄帝，纬书多托名孔子，占卜书多托东方朔、郭璞，凭此抬高身价，以期广为流传。3.改头换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说：“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桢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伪书的种类归纳成10条：1、全部伪；2、一部分伪；3、本无其书而伪；4、曾有其书，因佚而伪；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伪；7、内容、书名不尽伪而人名伪；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9、伪后出伪；10、伪中益伪。
由此可见，作伪导致的不只是文字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整部书、整篇文章以及书名、作者的混乱。张之洞曾讲：“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9）张氏之说虽有些夸大，却也一语道破了伪书给古籍带来的严重后果。
五、刻印、校点、注释致误
古籍在传抄、刻印、校点、注释过程中造成的淆乱，涉及面最广，情况也最为复杂。
抄误雕版印书技术发明以前，人们主要靠传抄得以对文献占有、保存和流传。在传抄的过程中，由于祖本本身问题致使抄写者无法识别，或者抄写者疏忽大意，又或者抄写者水平所限，就难免造成讹误。葛洪《抱扑子·遐览》中引谚曰“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即反映了古籍在传抄过程中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致讹、致脱、致衍和致倒四个方面。
刻误自唐代产生雕版印刷后，文献典籍流传的数量日益增大，同时书籍也开始大规模商品化起来，出现以赢利为目的的坊刻本。刻工或书贾的偷工减料，如删字句（甚至章节），给古籍带来淆乱。周辉谈到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托荆公选其佳者。荆公乃签出俾吏抄录，吏每于长篇字多倦于笔力，随手削去。……今世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者。”又如明代刻书风气极不严谨，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朗瑛在《七修类稿》云“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即反映了这一现象。
校误由于校勘者态度不够严谨审慎或为水平所限，往往出现误校（如妄删、妄增、妄补和妄改）。王念孙在《读淮南子杂志书后》列举的“因字不习见而妄改”、“不识假借之字而妄改”、“不审文义而妄改”、“改字以合韵而实非韵”等条；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列举的“妄改”、“妄添”、“妄乙”以及“不谙元代用字而误”、“不谙元代用语而误”、“不谙元代名物制度而错改原文”等条，皆为这方面的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8“别字”条中说：“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清人黄廷鉴在《第六弘溪文钞·校书说》中说：“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籍》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整，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陈垣先生利用元本及他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得谬误多达一万三千余条。由此可见，校勘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砍掉错误的东西，也可以砍掉正确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改正了古书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可能造成新的甚至是更大的讹误。
校点误吕叔湘在《整理文献的第一关》中指出“标点是整理古籍的第一关”。如果断句错了，文意必然难通。中华书局标点本《归田琐记》43页“食有脱粟饭，出无款段、马”。（10）“段”、“马”二字旁标有专名号，中间加顿号，是以为二人之姓，不知“款段”是形容马缓缓而行的样子。再如中华书局1982年断句本《东京梦华录》72页“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酒肆怎能号“仁和酒”呢？于理不通。应作“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再如1934年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其中《广庄》篇几句的正确标点应是：“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但该标点本却误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贻笑大方，被鲁迅讥为“借得一塌胡涂”。（11）
注释误给古籍作注，目的是为了给时人或后来者阅读理解提供方便。然而，正如清段玉裁所说：“著书难，注书尤难。”在注释过程中由于著者自身的原因，难免出现无意而为的淆乱。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不求甚解”是什么意思呢？《古文观止》三个不同版本有三种注法：一是“不过分寻求深奥的解释”；一是“不拘泥穿凿，强自为解”；一是“只求了解书中精神”。（12）孰是孰非，令读者无所适从。又如《庄子·逍遥遊》中：“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中的“息”被多家注释为“休息，止息”，这是不恰当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作“风”讲。另外，有些注疏者（尤其古人）在征引别人的注释时，不详署姓名，如《十三经注疏》频繁出现的张氏、周氏、马氏等，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令一般读者惑疑。这虽不算作注释错误，事实上却给古籍造成了淆乱。
造成古籍毁损、淆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整理古书的过程中，要有戒备之心，应持审慎态度，对待古书不可全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在读古书遇有疑难时，应考虑到这些原因。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勘正古籍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琳，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35页。
（2）刘琳，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35页。
（3）高尚榘，古典文献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2页。
（4）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118页。
（5）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图明阿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117-118页。
（6）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一版，149页。
（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石经避讳改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61页。
（8）陈垣，史讳举例·不讲避讳学之贻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72页。
（9）张之洞，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9796页。
（10）刘琳，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75页。
（11）高尚榘，古典文献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80页。
(12)刘琳，古籍整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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