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危机与发展伦理学
我提出发展伦理学的概念，首先是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反思的结果。这些危机不是由个别人偶然的不适当行为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形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发展道路造成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正是针对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提出来的。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的目的”这个价值论问题和“发展的规范”这个伦理问题。在当代条件下，己不能允许以往人类经历的那种盲目的、自发的发展状态了。在那种发展状态下，人类凭借着一种求生的本能和盲目追求挥霍物质财富的无限欲望，不顾后果地向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自己的每一点“进步”。而可持续发展则必须是在明确的未来价值目标导引下，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我设计发展模式、自我调控发展秩序、自我规范发展行为的自觉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有约束、有节制、有评价、有规范的发展。这里的“规范”不仅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理性的规范，而且还包括以人类生存为基础的、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价值尺度的伦理规范。而对这种伦理规范的研究，正是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内容。
工业社会形成的现代社会发展观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价值观的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发展模式只有动力的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自我约束、自我评价和自我规范的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MC得更快)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问题却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目的论、价值论和伦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当然，传统发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规范。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术理性的规范”(如工业生产中的技术规则和各种规章制度)这种规范不仅有，而且越来越复杂和严格，因为它是保证经济増长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手段。但是，这种规范只是依据客观规律和对规律的认识(即科学)所做的“手段性规范”(当然，这种规范也是必要的)而不是“目的性规范”。它不仅不涉及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而且还排斥和遮蔽了这个问题。因此，这种规范是只与“如何发展得更快”相关而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却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经济増长的尺度就代替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増长本身却当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増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种发展观对手段的迷恋和对价值的遗忘，直接导致了“价值危机”。我们“做”的越来越多，而‘想”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大脑越来越复杂，而我们思考价值和伦理的大脑却越来越简单。地狱与天堂的界限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把无止境地追求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挥霍叫做“文明”、“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时尚”，而没有看到这正是把人类推向悬崖峭壁的罪恶之手。在这种好坏善恶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接近地狱之门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醒悟，那么，总会有一天，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踏入地狱的门植，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会与地狱相差无几。
发展伦理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发展伦理学首先以当代人类整体发展实践提出的伦理问题为对象。它在对人类过去的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哲学反思、价值评价的基础上，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实践进行伦理的约束和规范。发展伦理学是建立在下面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基础上的，即我们“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人类的实践能力还比较低的历史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
因此，发展自己的能力是当时人类生存面对的主要问题。理所当然，“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能做的就是应当做的”的伦理原则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但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在人类的实践能力已经达到了能够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地球自然资源己经不能满足人类的这种无节制发展的欲望、因而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己经威胁着人类自己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人类实践中的“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冲突便发生并且逐步尖锐起来。因此，在当代发展中，“有能力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发展伦理学以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整体中的伦理问题为对象，也就是要从人类(对自然界)“有能力做”的发展实践中区分开哪些是“应当做”的，是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是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以此为尺度去评价当代社会的发展，那么，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发展道路和模式就是“不应当”的，而可持续发展模式和道路才是“应当”的。
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对象是解决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以保证社会整体的有序运行，它对人类的整体实践行为并没有做出伦理的规范，即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排除在伦理关系之外，因而这种伦理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建立在“能够做的就是应当做的”的伦理原则基础上。传统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它没有解决“能”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因而无法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生存面对的主要问题。
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关系包括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从存在论的意义来看，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是自然的儿子，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服从自然的(生态的)规律;第二，从实践论的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极其特殊的存在，即实践的存在，主体的存在。人类只有通过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才能生存。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仅仅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个方面，不顾自然界整体的动态平衡的规律性，为了满足无限制的物质欲求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而生态伦理学则完全立足于自然中心主义的立场，仅仅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否定人的主体性，把人仅仅说成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
发展伦理学则在全面理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把人类的生存利益作为它的最高伦理原则: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改造自然;但是我们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必须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这同样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平衡，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这样，发展伦理学既承认了生态学的解释原则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承认了合理的有节制、有规范的人类实践的积极意义。因此，发展伦理学就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部分，发展伦理观就成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观。
发展伦理学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技术、环境、消费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当然也是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发展伦理学最终要从对发展的局部问题的研究中概括出关于发展总体的最一般的伦理原则，以解决当今社会人类面对的最根本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人与自然界的冲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冲突往往同人类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从这一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人与自然界的冲突也只有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合理的社会关系的途径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同人类社会内部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这样，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关系也就成了发展伦理的研究对象。这些关系包括：
(1)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整个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因此，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利益，应当规范那些与全人类的生存利益相冲突的追求私利的个体行为。由于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个人行为是违背全人类生存利益这一最高利益的，因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在这里，人类个体如何对待自然界的道德问题，归根到底是个体如何对待自己所属的“类”的问题。无论任何物种，“种”的生存对于个体来说都是最高原则。同样，对于人这个物种来说，“类”的存在也是最高的存在，类的利益也是最高的利益，维护类的利益的伦理原则也是人类最高的伦理原则，维护类的利益的行为也是最崇高的道德行为。
因此，在我们的个人、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应当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把保护全人类的利益作为我们最高的道德理想，节制同全人类的利益相冲突的对局部利益的追求。工业文明的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而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则应当是一个以类为本位的社会，它要求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规范。例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不仅是私有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也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无论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哪怕是把财产毁掉)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在当代社会，这一原则就应该受到质疑。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地球上的剩余资源都是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任何个人(特别是富人)、任何国家(特别是富国)掌握的任何资源和财富都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富人、富国挥霍了(在所有权上)属于他自己的资源和财富，就意味着其他个人(穷人)、其他国家(穷国)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失去了生存的机会。因此，在当代社会，我们就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任何挥霍资源和财富(哪怕是在所有权上属于自己的资源和财富)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他们侵害了人类的生存利益。
(2)个人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确立一种公正的、合理的伦理关系。每一个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应当为了个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私利，把自己为了经济増长所造成的环境代价转嫁给他人、他民族、他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増长，不仅是对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利益的犯罪，同时也是对他人、他民族、他国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侵犯。自己在经济的増长中得到了利益(当然只是眼前的利益)，却要他人、他民族、他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道德的。当前，研究和处理好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伦理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着4/5的自然资源，他们应对当今人类面对的资源危机承担主要的道德责任。他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也侵害了其他国家和我们的后代为了生存必须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这也是不公正的。第二，发达国家的“公害出口”也是一种缺德的行为。
(3)代际关系伦理。确切地说，是我们当代人同我们的子孙后代之间关系的伦理。这个关系也是在当代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伦理问题，是传统伦理学没有提出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它却是发展伦理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整个自然界，不仅是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条件，而且也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却是以“超支”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我们现在己经“预支”了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那部分资源。这就剥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我们破坏了地球的自然环±竟，使我们的后代失去了适合生存的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这种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它使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只使用属于我们的那部分资源，应当保护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我们当代人的任何挥霍和浪费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对后代人的犯罪，都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
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原理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然界的“存在”、“内在价值”、“权利”基础上的，它完全抛开人类的生存利益，企图从自然之“是”中推导出人类行为的“应当”。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学是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不同，发展伦理学的根据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原理是人道主义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理之上的。发展伦理学同传统伦理学依据的都是人道主义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点。但是，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的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而发展伦理学则是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
人道主义是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提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形成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传统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和权利，以反对神权;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以反对蒙昧主义;重视现实生活，主张个性解放，以反对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歌颂友爱，提倡平等，以反对王权和等级制度。这种人道主义对于封建社会的“神道主义”和“王道主义”确实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却走向了极端，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因此，这种人道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就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伦理学的终极根据也是人道主义。但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人道主义的“新人道主义”。它在以下方面同传统的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1)从个人本位到类本位的转变。传统人道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私有制，道德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合理的利己主义”。它所追求的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平等以及伦理学讲的幸福、快乐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点的。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也只不过是“不损害他人利己行为”的个人利己行为而己。这种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其个性和追逐最大的利润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和自由竞争，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増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开发和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从而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
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危机己经具有全人类的性质。第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局部破坏，都可能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任何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依赖于“类”的生存，如果失去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解决目前困境的出路也只能是全人类的统一行动，任何局部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需要实现从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变。只有如此，才能解决时代提出来的新问题。
(2)从绝对主体意识到“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传统的人道主义消灭了虚幻的上帝，却创造了一个新的上帝，即人类自己。在处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时，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欲”、“无所不可”、“无所不做”的绝对主体，这是一个‘疯狂主体”。它消灭了人的理性、价值追求和实践行为的绝对界限，使人失去了任何限制和约束。它忘记了，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都依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作为部分存在的人类，始终都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存在才能生存。因此，作为自然界整体一部分的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界整体对它的限制。它始终是一个“有限主体”。自然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的欲望、行为的绝对限度(底线)所谓发展伦理学就是评价、约束和规范人的欲望和实践行为的伦理学。对有限主体的确认，是这种伦理学的终极原理之一。
(3)从享乐意识到生存意识的转变。从生存论看，消费本来是对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的满足。但是，传统的人道主义在实现了把人生的意义从天堂转向尘世、从禁欲主义转向物欲主义之后，人的消费也从对生存需要的追求转向了对挥霍、奢侈、享乐的追求。我们把这种追求叫做“欲求”。“欲求”不是“需要”，而是“想要”，它产生于人们追求对他人在地位上优越感的心理竞争。®丹尼尔。贝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什么是幸福?只有当我们的消费超越了进入我们视线的其他人们的消费时，我们才会感到幸福;只有当我们今天的消费超越了我们昨天的消费时我们也才会感到幸福。
这种心理上的竞争使消费的増长成为一个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无底黑洞，其后果就是人均消耗资源量的无限度増长。在当今世界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困境下，这无疑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敌。新人道主义立足于生存论来看待消费问题，把保证人的健康生存需要看作是满足消费的终极尺度，提倡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发展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适度的、节约型的消费行为被看成是人类的美德，是在当今世界使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惟一出路。
(4)从现世主义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当传统的人道主义赶走了“神道主义”的虚幻的“来世崇拜”之后，合理的“未来意识”也被判处“退场”。商品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只注重实惠和实效，只注重有限的、实际的东西，不关心无限的、神圣的、终极的东西，即只要现在，不要未来。“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过把瘾就死”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这种现世主义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孪生姐妹，都是在“用今天赌明天”，“用现在赌未来”的“赌棍”人生观。作为可持续发展观和发展伦理学根基的新人道主义的人生观则是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当今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告诉我们:人类生死存亡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
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是不容“试错”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现在，更应当关注未来;我们不仅自己要生存，而且也要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整个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持续生存下去。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未来(可持续性)的需要来约束和规范我们现在的发展与实践。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自觉的发展。我们需要一种关注人类未来的新人道主义，也需要一种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新伦理学，即发展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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